不久前，我们一些大学生去农村短宣。时间虽短，却成为每个人的一段宝贵经历和人生体验。
如今，农村的一切都已远去，我们重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里，依然各自忙碌着。心惊的狗叫，恼人的蚊虫，肮脏的厕所，失学的小孩，没文化的奶奶，贫穷的传道人，弟兄妹妹的唱诗，同工们的祷告，以及依依惜别时的眼泪，这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却是真实地存在着。你，都还记得吗？是的，感谢上帝，我们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环境，或者庆幸自己已经从这样的世界中走了出来。我们也不用在那样的环境中对着那样的一群人事奉。
不用担心因着教会事奉而遇到逼迫，不必为看守群羊而竭力抵挡异端的攻击搅扰，不需为全家人的吃饱肚子而辛苦操劳，不用为年迈双亲的看病而忧虑，更不用为孩子的学费而犯愁。我们在另一个世界中舒适地生活着。
然后，我们在各自忙碌自我奋斗之余，高谈阔论一番信仰、圣经，大谈爱，谈社会公义，谈苦难。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对苦难中的人们，又有多少爱？又彰显了多少社会公义呢？当我们在谈“爱”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明白，到底什么是爱的真谛？爱，到底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还是我们实践的内容？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同样，苦难也是我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但是，今天的我们，以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人生经历，又有多少资格来言说苦难？真正的苦难是否可以被言说？苦难是圣经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但上帝从不就苦难和人作形而上学的讨论，却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来彰显他的爱。
有一次，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开始对那人的瞎眼问题作哲学性的分析，然而，只有耶稣，附就那人医治了他。
于是，我们明白，苦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们从中学习到，应该如何面对苦难者；我们也学习到，什么是爱。
当我们在说“我信”时，我们是否真的明白我信什么？该怎样信？什么是信仰？我们是否把亚伯拉罕的神变成形而上学的神？把信仰变成哲学？把生命变成知识？当我们偶而想起远方那些没有高言大志却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坚持默默奉献的无名传道者，我们只好用手捂口，我们只有羞愧。
但愿，这次短宣不只是一次旅行，既然神已经带领我们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愿我们能够对神、对他们、对自己，说：“我们不会忘记！”
卢云神父（Henri J.W. Nouwen，1932－1996），著名神学家和灵修作家，曾先后任美国圣母院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神学教授多年。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为弱智残障人士服务的“方舟团契－－黎明之家”作事奉，直到去世。
这里，我以卢云在八十年代初去南美事奉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反思，分享给大家，或许对我们有所启迪。
荷兰裔的卢云神父在七十年代初移民美国后，先后出任三所美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教职，这位在神学和辅导心理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学者，却不喜欢写大部的艰涩的学术巨著，相反，以平易近人的风格和极具属灵深度的洞悉力，透过教学、演讲和短篇作品，抚慰了无数的现代心灵。
他在美国有绝对的资格去拥有地位和声誉，然而，在1981年7月，他毅然辞去耶鲁大学的教职，参与玛利诺差会的宣教工作，前往南美的玻利维亚和秘鲁事奉六个月，其间，写下《感恩！一本拉丁美洲的日记》(Gracias! A Latin American Journal)。返回美国后，旋即往修道院作长时间的静修。
1983年，他再赴墨西哥，然后探望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边境的教会，跟当地的农民一起生活，聆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一起祷告。但极度险恶的战事令他不得不再次撤回美国。回国后，作了六个星期的巡回演讲，分享他在南美的见闻、感受和那里百姓所遭受的苦境。
1984年8月，卢云又前往危地马拉(Guatemala)作短暂停留，为当地一位被极权政府所杀而殉道的神父劳特（S.F.Rotter）所留下的生命见证搜集资料，然后回国整理成书，同年出版，名为《Love in a Fearful Land: A Guatemalan Story》。
虽然八十年代中期后，卢云没有再去南美，但他的心一直没有离开苦难中的人们。1985年起，他决定放下大学工作，加入到加拿大多伦多以北的“黎明之家”（Daybreak Community），每天跟严重残障的人在一起生活，关怀和照顾他们。
1990年初，卢云遇上一次差点夺去他性命的车祸。住院期间，他为海伦修女所画的十五幅“受苦之路”（Stations of the Cross)撰写默想的附文，再一次表达他对不公义社会下受苦者的属灵洞悉，并以自己病中的体验，同年出版《与耶稣同行》(Walk with Jesus）。当我在读这本书时，我的心被震憾并且流泪。之后，卢云在“黎明之家”的事奉之余，透过自己的经历和领悟，又出版了不少作品。近日,我在读他生前最后写的一本书：《亚当－－神的爱子》，它通过弱智残障者亚当的残缺人生，看到基督，体认基督。
卢云于1996年9月21日安息主怀。
是什么驱使卢云放下美国大学教授的安静生活而跑去南美？就是因着神在他内心的呼唤。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在一份个人手稿中写道：“当我第一次踏足秘鲁时，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那些焚烧着拉丁美洲的问题所抓住。我已经听闻了和阅读了关于那里的文盲、营养不良、卫生恶劣、婴儿夭折和许多其他困境，我愈来愈无法忍受自己享受的优厚地位。人们的苦况日渐抓着我的关注，我实在不能再接受自己跟他们‘奢侈的分隔’，盼望可以为他们做点事去减轻他们所受的痛苦。”
值得留意的，是卢云对南美人民的关注，不是一种“拯救者”的心态。所谓“拯救者”的心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观念上划分了“我们”（拯救者）和“他们”（被拯救者）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二，在态度上是单向的，即从“拯救者”的角度出发，重点是援助、怜悯、拯救、伸冤。
卢云不然，他对受屈者的关注是双向的，甚至是反向的。南美人民的痛苦当然触动他怜悯的心，但他更要我们从那些受苦者那里去学习属灵功课。当人们大谈行动（to act)时，卢云叫我们去聆听（to listen)受屈者对我们的启迪；当人们大谈援助（to help)时，卢云叫我们去向受屈者学习（to learn)；当人们大谈拯救（to save）时，卢云叫我们因看受屈者的深切体验而作自我反省（to self-discover)。在《一位朝圣者的报告》中，他说：“既然神呼召我到北美去认识他，我也应该去聆听神在南美要对我所说的话。我甚至感到，除非我留心聆听南美人民的焦虑、饥饿、压迫、贫穷和痛楚，否则我就不能真正理解北美人民的孤单、焦虑、罪恶感、疏离感和内心的痛楚。我甚至感觉，除非我们愿意在受苦者当中看见那受苦的基督，否则我们将无法完全看透我们自己的沉痛呼喊。”
北美和南美在各方面都似乎具有天渊之别，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卢云洞悉，在人性的深处，在灵性的光景，在属灵意识上，两者没有分别。唯有在这同一世界的基础和领悟上，我们才会彻底放弃自己的优越感，不再以“拯救者”的心态去俯视贫苦者。当我们尝试去援助他们时，也接纳他们对我们在灵性上的援助；当我们去关怀、了解他们时，他们的生命对我们也有所教导和提醒。
既然我们与贫困受屈者在深层意义上是同属一个世界，这就要求我们身体力行地去参与和认同他们。
然而，“我们可以真正跟贫苦大众一同生活吗？虽然我现今与他们一起居住，分尝他们生命的遭遇，但我仍然觉得自己离贫穷甚远……”
既然要达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近乎虚伪的，那么，如何才能去认同贫苦者、受屈者？卢云认为，重点是在于我们所持的心态如何。他指出需要有四个方面的心态：（1）深感被召（a call）的心态。
（2）谦卑（humility）和学习（to learn)的心态。
（3）体会（to recognize）和服侍（servanthod)的心态。
（4）跟受屈者站在一起（a deep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的心态。
我们与贫穷受屈者的认同，目的是要深入体会他们的痛苦，然而，痛苦的经验永远是属于当事人自己的，旁人无论如何愿意去共鸣，也无法真正尝到那痛苦的滋味。其实，真正能施予安慰的，不是我们，而是圣灵，唯有圣灵才能越过一切间隔，在受苦者生命的深处去拥抱和滋润，因此，需要我们事奉的另一方面，就是祷告，“内心衷心地为他们诚恳祈求－－愿那些我能力未能触及之处，能被那位称为‘爱’的神安慰和医治。”
卢云对伸张社会公义的立场，是坚持从终极性、根源性的角度去理解，伸张社会公义的终极目的和根源意义是什么？卢云回答：叫人们捆绑中释放，回归真理的国度。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可以改变受屈者的生活，却不能保证带给他们真正的自由。自由和真理的终极指向，必然是在基督耶稣那里，因此，彻底的社会公义，真正的解放神学，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
卢云的属灵洞悉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深度，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述。但愿我们能聆听到一点他的心声，学习到一些属灵的教导，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事奉。
很多年前，曾经读过一篇短文，至今不能忘怀。
作者是一个女孩，跟她所爱的男孩结了婚，他们深深地相爱着。但是，男孩经常不在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遥远而危险的远方，因为他是登山队员。在每一个他不在家的日子里，她的心总是牵挂着，夜里的每一次电话铃声都使她心惊。只有当他回家了，才是她最幸福最满足也最有安全感的时候。但回家的日子里，男孩的心似乎并没有完全在家，有时，他会在窗口怔怔地坐着，半天也不动，目光凝视着遥远的远方。
他又要走了，她在他怀里流着泪，幽幽地问：“你为什么要选择登山呢？”他想了想，轻轻地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如果一个人能够听到远山的呼唤，我们是否更应该听到灵魂的呼唤？为什么我们要去服侍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在那里。
20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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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与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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