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瘟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佛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那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人以为只要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就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
这些记录，乍看来是讲述我们香港今天的境况，其实是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的情况，这是诗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小说《十日谈》（Decameron）的前言，是当时欧洲黑死病祸害的实录。在艰难的岁月中，诗人为了当代的人，也为后世的人开辟另一个心灵空间，他讲述十位年青男女在疫症蔓延的时候，去到郊外，轮流在十天之内讲出一百个心爱的故事，令听故事的人得到愉快。
佛罗伦萨有一百个动人的故事，我们香港这边厢，也有很多激励人心的故事，也有很多口罩的趣事，当中少不免有点戏谑成份，但不外乎要大家解闷消困。不知不觉间，我们与中世纪相连起来。今天，口罩仍然是我的需要，但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相聚一起，寻找讲不完的心灵故事。
灾祸忽然临到的时候，我们以为毫无经验，但原来我们已有前人经历过，而且以前的情况更严峻，只不过我们的版本不同，但却有同样的心灵需要。
瘟疫当前，留抑或溜？
非典型肺炎、炭疽病毒、伊波拉病毒、黑死病……，这个世界从来未曾免疫，疾病与死亡一直威胁人，教会亦一直面对挑战。中世纪连番的瘟疫，展露出人们的软弱及坚强。
中世纪的黑死病是一种传染病的鼠疫，相信是从亚洲传播出来。一三四七年，一只载有患病水手的商船来到西西里岛泊岸，病毒开始传入欧洲；翌年，再传到欧洲大陆，以至所有欧洲地区。病毒在欧洲人口密集的城市蔓延迅速，当时尚未发明抗生素，若有人被感染，往往几日之内就会丧命，估计当时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约二千五百万人因此而死去。
最初，人们对疫症的起因也不了解。对人们来说，这是神秘的天谴。当时甚至有医生认为，望病人一眼或吸入病人的臭味也会受感染，于是医生也穿起厚袍，带保护帽和眼罩，及带上好像雀鸟咀巴的巨型口罩，在这些口罩之内，放有特别的香料以过滤病毒或气味。不过，这场疫症太可怕，也有医生逃走。人们当然亦设法避开这场瘟疫，城市的人逃亡往郊外，后来乡村的人也死去，愈来愈多的房屋及土地被弃置，死亡的景象更是吓人，有豺狼及野兽争吃死尸，有野狗将埋葬的尸体拖出地面。
在逃避之外，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寻找宗教上的出路及答案。教会第一个的挑战就是要解答这个死亡之谜。在某个时刻，人们涌进教堂去悔改，或者参加悔改巡游，这些巡游有时会长达三日之久，亦有记载参加人数高达二千，但这类群众的公开活动反而令病毒更散播。虽然如此，人们在绝望中亦只有寄托永生，有很多人在恐惧中祈祷，渴望得到宗教的慰藉，及祈求上天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宗教活动有很大的需要，有些极端的做法是借着鞭笞自己或他人来赎罪（例如Flagellants／Brotherhood of the Cross）。遇上有钱人要临终悔改，教会就无端继承了丰富的财产，教会增加了财富，却未能解答死亡的疑问。
教会另一个挑战就是决定留下来抑或逃走。太多人逃走，太多人病倒，连神职人员也不例外，英格兰就有四成的神父死亡。越来越多神职人员逃走或死亡，终于要由一些资历不足的神职人员或甚至平信徒来主持圣礼。一位在西西里Piazza的圣方济会修士曾作这样的记录：法官拒绝到来为临终的人立遗嘱，甚至神父也不来听人们的忏悔。坎特布里大主教的一位职员亦报告，英国也有神父因为害怕死亡而没有到来照顾病人。民众对教会的情况及所给予的答案亦愈来愈不满。
与此同时，修院亦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因为修院是收容病人的地方（医院基本上是用作隔离，没有人期望可以痊愈出院），而照顾病人亦成为修士主要的职务，加上修院的生活是紧密的接触，所以传染病往往在修院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愿意留下来服侍病人的，就是一些修会的修士，例如圣方济会及道明会等。在Montpellier的道明会修院，一百四十名修士中，最后只有一人活下来。
史学家Jean de Venette 这样描述在巴黎Hotel Dieu医院的修女，她们无惧死亡，用最好及最谦卑的态度服侍病人。在一三四八至四九年间，法国死亡的人数前所未有，每天逾五百死者送去坟场，其中亦包括很多服侍病人的修女。
道明会有两位著名的人物，都曾经在疫症期间服侍有需要的人。一三四八年，疫症来到史特拉斯堡（Strassburg），很多人开始逃亡，留下来的其中一人是Johnannes Taules（约1300-1361），他日以继夜照顾黑死病的病人，他终于在疫症第二次爆发的时候患病逝世。另一位是意大利瑟纳的圣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 （1348-1382），一三七四年疫症在瑟纳蔓延时，她继续照顾病人，并亲自埋葬死者，当时亦有很多人到来听她的教导及请她代祷。
另一位对抗疫症出名的人是Montpellier的St. Roche（1295-1327），他的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在一些画像中，会见到一位手持木杖的朝圣者，其中一只脚的小腿展露出疫症的伤痕，身旁有一只狗。Roche曾经医治及照顾病患者，后来他在意大利北部的Piacenza也染上疫症，为免连累其它人，他独个儿去到森林渡过余下的日子，他在森林中遇到一只狗，这只狗为他送食物，后来狗的主人医好他的病，于是他返回Piacenza，并在那里继续服侍患病者。
逃走的人是多，留下的也不少，无名者更多。黑死病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启发了很多文明与反思。
多少天疫症，多少个故事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世纪的艺术画作，也会看到很多横尸路边的病人，及代表死亡的骷髅骨，死亡就到处拜访，活人与死人一同生活，这一类艺术题材叫作「死亡之舞」，完全反映到死亡的张牙舞爪。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们翻看香港今天的历史纪录，就会见到教堂崇拜的群众都带着口罩，这个景象会让将来的人有甚么反思呢？
在全城戴着口罩的日子，我与丈夫参加一个烧烤活动，回想起来，那是我近期最愉快、心灵最满足的一次体验。那一夜，我们讲论各种口罩与病菌的所见所闻，将恐惧与焦虑变成笑话。我很明白，若将自己封锁，最安全的地方也是致命；我也体会得到，若与弟兄姊妹忧患与共，心中若有惶恐，我也可以跨过。疫症有几多天，我们就有几多故事。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是发生在薄伽丘之后的另一场瘟疫风暴。一五二七年，中欧西里西亚一位改革宗领袖Johann Hess写信给马丁路德，问他基督徒可否在疫症期间逃亡。马丁路德作出了详尽的解答（马丁路德答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他的意见也是常人之见，只不过提醒大家，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同时要兼顾尽忠职守。至于马丁路德本人，他在疫症最接近时，则拒绝离开威丁堡。同时，不知何故，当时仍有少数学生留下来，于是，马可路德继续讲学。神学家的论说与榜样，也让我软弱的心灵得到鼓励与启发。
初期教会也有一件死亡与安慰的事件，死者是犹推古（徒二十：1-12）。在一次聚会中，犹推古跌死了。整个教会目睹一桩突然死亡事件，在死亡跟前，我们一筹莫展，只有仰赖赐生命的主，犹推古后来复活，教会经历了死亡与生命。「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徒二十：12）
我们原本已出死入生，奈何心存恐惧，但上主早在我们的恐惧与忧虑中接纳我们，只盼我们能相聚一起，让自己得安慰、得勉励，更让这个世界看得见救恩的盼望与安慰。
（标题及分题为编者所加）
(《时代论坛》第八一七期，二ＯＯ三年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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