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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柏(Abraham Kuyper)传
作者: 佚名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牧师也有灵魂
  
  新任的乡村教会牧师,去探访他的会友。
  教会领袖中,有人先告诉他们的新牧师:
  "牧师,在这教会里,有几名'不满分子',他们给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烦。他们有点儿怪,喜欢批评;有的好久都不来礼拜了。他们对教会经济上的贡献微不足道,也没有甚么社会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师一样,不要去理他们就算了。"
  这几名不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中,有个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儿,三十三岁了,仍然独身未嫁,禀性倔强。她跟几个同心的农民一起聚集,读读圣经,和几本宗教改革者所写的老旧书;有时,她宁愿单独敬拜,也不肯去参加教堂里的聚会。他们坚守起初的信仰,绝不妥协;认为那些心持两意,假冒为善的教牧,说些逢迎人的好话,却不能使灵魂饱足。灵魂无法在缺乏真理喂养下活着。
  邻近的人告诉她,牧师在附近探访,也许不久就会来到她家。佩蒂决绝的回答:"我与那人毫无相干!"
  她的朋友说:"不过,佩蒂,不要忘记,我们的牧师也有一颗不灭的灵魂,他也往永恒里去!"
  牧师来了。他觉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责任,不管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在见面的时候,佩蒂拒绝同牧师握手,因为她相信他们没有相交;是牧师坚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是因为同为人类。
  但是,经过朋友的劝解,佩蒂的敌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当长的时间,同牧师谈论今世与永生的问题。她说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并且劝勉牧师,必须确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则将要永远失丧。
  牧师听的时间多,说的话少。分手的时候,他还要再来。
  
  从不满分子得满足
  
  那新牧师是凯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凯柏于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兰海边Maassluis牧师住宅中,父亲约翰凯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里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亚伯拉罕。他从小就爱海,对着浩瀚的海洋,充满了憧憬。他在加尔文派的熏陶下长大。
  1849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礼敦(Leiden)教会约请,作他们的牧师,举家迁往那里。亚伯拉罕凯柏就入了礼敦大学。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还不到二十五岁,得了礼敦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学博士学位。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约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结了婚。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去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Beesd),牧养他第一个乡村小教会。
  八月九日上午,凯柏正式就任牧师,是由他父亲约翰凯柏牧师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讲章,经文是约翰壹书第一章7节。虽然是正统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讲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诚实,只能讲说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会众大部分也都满足现状,不注重灵里深入的追求,对于这位神学博士很满意。问题仍然是"不满分子"。
  他们倒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他们不满的,是牧师的正统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凯柏牧师觉得他们不是死气沉沉的会友。他们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他们注重属灵的事。他们的生活表现很有规律,而保持归正教会对世界的观点。他们不是谈论宗教,而是谦卑的见证圣经永恒的真理,以温柔敬畏的心,说明"心中盼望的缘由"。
  凯柏同他们谈论,有时且是辩论。但他勤去探访他们,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师自然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拒绝了;并且坦白的说,前任牧师不传讲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这班简朴的农民知道真理?他们连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说圣经原文了。这感受仿佛是博学多识的亚波罗,握着亚居拉织帐棚粗糙的手,听他说是对基督更认识。凯柏真的惊奇。
  他们指示真理给他:神创造万有,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祂的荣耀。祂的主权统管万有。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这是伟大的发现!大有学问的博士,竟作了卑微农民的学生。他不顾牧师的尊严,放弃了世界的虚骄,同他们谈论。他发现,从此以后,主日的讲坛自由释放得多了。
  从那几个不满现状的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凯柏对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这转变时期的结果,是他经历了神"全然主权的恩典"。他没有不满他们,没有反对他们;反而谦卑的接近他们,想了解他们,从他们学习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后,他写道:
  我没有定意反对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了所作的选择感谢神。他们不动摇的坚持,成了我心灵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却没有寻得和好的福音。他们用简朴的话,告诉我灵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举那位行作万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凯柏常去跟那位农村女子佩蒂谈话,更深的受她归正信仰的影响。凯柏的父亲本是正统的归正派信仰,但趋向中和,成为一位传冲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师。凯柏受教育的礼敦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对加尔文思想认识颇深。不过,还是那位约比他年长七岁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属灵的母亲。她帮助启导凯柏,把知识转化为宗教经验,和神学的信念。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世界。佩蒂一直关心凯柏的事工;凯柏也一直感激记念佩蒂。
  在卑斯得乡村教会,四年的事奉,是凯柏最重要的准备时期。那几名归正信徒帮助他,从半正统,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进入光明,从游移浮荡而建立在坚实纯正的根基。在这根基上建造,发展,有超奇的成就。凯柏成为神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大学创立人,报刊主编,作家,教会改革家,领袖,组织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贵为首相,而在他始终是谦卑奉献虔诚的基督徒。历史记载,他是在荷兰混乱危难中神兴起的领袖,也是加尔文以后最杰出的领袖。
  1867年,凯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会的约请,担任他们的牧师。
  十一月三日,凯柏向他所爱的卑斯得教会作告别讲道。他选用的经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2节,主祷文中的第五项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
  "我现在感觉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还未全心悔改归向福音的时候,就胆敢到你们中间担任牧职;因此,使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动摇的困扰...现在请你们中间爱我的人,与我一同跪下,同我祷告,也为我祷告,求主赦免我的债。"
  凯柏离开了那安静的乡村,可爱的会众,去省会悟垂克。他不是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而是去争战,为了神的荣耀。凯柏已经准备好了。
  
  征文的神迹
  
  礼敦大学的达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兴奋的告诉凯柏,一项有奖征文比赛的消息。坚定的对他的学生说,那是天造地设为了凯柏预备的,极力鼓励他参加。凯柏本就长于文学,既然教授对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决定尽力以赴的一试。
  教授不能制造天才,但可以引导他们的方向。达扶立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学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兰语文学者;他锐敏的觉察出凯柏是一名卓越的学生,这样,很快他们就成为亲密的知己,建立了卓越的一生友谊。
  发起征文的,是歌乐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题目是:对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和拉司基处理当时教会问题方法的比较与评价。
  凯柏积极的搜集资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尔文的著作,放在房内的书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个问题。其人是谁?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先,凯柏到礼敦大学图书馆。那里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国内另外二所大学及神学院图书馆,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关拉司基的资料,简略提到那位波兰的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种;以后找到的资料,列有二十四种;但拉司基的作品,却连一册也没有!凯柏遍查法国,德国,英国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所列只有三四本。看来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历史灰尘中消失了。
  凯柏可以想象得到,所有想参加征文比赛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恐怕连出这题目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够好到哪里去。但只根据有限零星的资料,摭拾别人的评引,而没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作合理的评价。衡情度理,最合逻辑的决定,该是放弃参赛的打算。
  凯柏去见达扶立,把放弃努力的想法告诉他。那位热心的好朋友劝凯柏,不要急于作放弃的决定,还得试作最后努力:"凯柏,事情还没有那么绝望。我们这个好国家,有许多私人图书收藏。我父亲是哈伦(Haarlem)教会的牧师,有不少教会历史书籍,我建议你去找他;即使他没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里去找。"凯柏见达扶立的诚意,就动身北上,到了约二十哩外的哈伦牧师住宅。
  白发的老牧师,很亲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凯柏的来意后,老牧师说:"凯柏,这是很好的一项工作。我很愿意帮你忙。我想,我没有拉司基的著作。我有一本门诺(Menno Simons)的小册子,讲到拉司基。至于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无所有。不过,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费些时间,这样吧,你一个礼拜后再来一趟。"凯柏早就料到如此结果。他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本来就没抱着希望。
  不过,凯柏还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车,如约去了哈伦,只当是到林野作一个下午的消遣,调剂调剂枯燥的研读生活。
  老牧师慈祥的欢迎他,进到屋里。然后,指着桌面上的一大堆书,以平淡的语调说:"看,凯柏!这是我所找到的。"说来好象是世界上最寻常的事。在那里的大书小册,几乎是拉思基全集。
  这牧师书房出现的神迹,对于凯柏,好象是饥饿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点心盘里,发现吗哪。在所知的罕有书目录里找不到的书,在各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似乎是绝版了,竟在这老牧师书房里出现!谁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峰回路转
  
  把全欧洲收藏最丰富的拉司基著作带回家里,凯柏望着那神赐的奇迹,心中充满了感恩。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导着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礼敦大学,凯柏以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毕业;在灵性上却陷入最低潮。进了神学院的这两年来,凯柏久已不祷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学术;自由派的教授们,把诱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里,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统信仰,丢在遗忘的角落里,以为是见不得人的过时旧衣。
  在神学院里失去了神;在老牧师的书里,又找到了神。
  凯柏欢欣,有了信心,几乎觉得有使命完成这项目标。在以后的八个月里,奉献为了论文比赛而研读,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结果,他用拉丁文写的论文,赢得了金质奖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给予这位神学生和他的论文,无限的赞美。
  1862年,凯柏征得歌乐宁根大学同意,把这篇论文修订增益,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会,凯柏编订出版了拉司基全集,并且写了一百二十一页的绪言。
  这猎书的经验,给凯柏极深的印象,成为他灵命转机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后,他写道:
  寻的拉司基宝藏,是我参加论文比赛的关键。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但他自己对那藏书一无所知。在一周之前,连那宝贝的物主,也只依稀记得拉司基的名字,却不能确定有没有那波兰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迹的意义,必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艰苦挣扎,才会惊奇的发现。现在我这样说,仍有无限深的感恩敬拜感觉。那时,我的心受到强烈的感动,恢复了疏忽已久的祈祷感恩。我不能否认,那绝非老妇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头"。这难以置信的经验,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了持久的印痕。我每逢回忆这可记念的事迹,想到神寻找拯救我的大爱,我的思绪常是回到神如何赐给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尔文和拉司基,两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都是过世已久了,为甚么歌乐宁根那样的学府,会忽然对他们垂以青睐?
  原来歌乐宁根大学,虽然早已趋向自由派,却以福音信仰自命。当时的荷兰,像在美国一样,流行反加尔文情绪,以为他太过严峻和狭窄。而出身波兰世家的拉司基,曾在流落英国的欧洲大陆宗教难民教会中工作,虽被反对的人称为"波兰之熊",比较起来算是中庸能宽容。凯柏当然不会存心趋附,迎合时好,口笔与心相违背,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但以那二十三岁的青年当时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响而有诚实的成见,也自然会持有类同的看法。
  就这篇论文而论,在信仰和学术的观点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这研究的过程,对他有极大的益处。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对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业,有深入彻底的认识。其次,这得书的神迹,使他转向谦卑感恩的属灵心态;以后,随着灵命的进深,对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时,引起他透视并关注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不仅是历史的兴趣,也使他想到此时此地的荷兰教会。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会的各层面,都有完全的主权,彰显祂的荣耀。谁想得到,这神迹不但奇妙的影响了凯柏的一生,也影响荷兰全国,以至世界的神学界。
  
  小挫的大益
  
  获奖的欢欣过后,精神松弛下来,反映出凯柏精力损耗的严重程度。他完全崩溃了。他可能手拿着一本书,整个小时的坐在那里,连书名都读不进脑子里。他试着回复童年对船的憧憬,买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体而微的小船,连细节都甚完备,却不能载他驶回童年的宁静。未婚妻很体贴他,为了逗他的趣,把她自己的名字"约安娜"绣了一面小旗,悬在船桅上。
  医生建议他易地休养,以恢复健康。凯柏去到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几个朋友住在那里。在那新环境六个星期,他的健康恢复了很多。
  这场病,前后约有十个月的时间。在恢复期间,凯柏读到一本宗教小说The Heir of Redclyffe,是当时的英国小说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写的,一时曾脍炙人口,助长了牛津运动精神的发展。
  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聪颖,刚健,自信,善于谈吐周旋,在任何环境,都可说是适者生存;另一个是顾依,温和,仁爱,似乎是柔弱的人,关怀别人,而有信仰。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腓利愿意处处占先,控制;顾依却是谦退,忍让。凯柏作为一个读者,完全与腓利认同。但到结束的时候,情形改变了。顾依在濒死时,现出温柔才是有约制的勇敢,死亡是得胜和永生。书中也表示,教会有母性的爱,照顾她所有儿女的脚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获神学博士(Th.D.)学位。他准备进入教会事奉。
  
  旷野的呼声:教会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大的港口都市,原来名字的旧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称为"平安之母"(Mater Salem)。远自宗教改革时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为受罗马教迫害,从欧洲各地来这里避难。因此,这城市传统上是更正教信仰,教会是国际化的,而且有影响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还记念这个城市,而且爱这个城市;有些教会机构的大规模国际性会议,常在那里举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教区的选任委员会受命遴选;他们选任了凯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月七日就任后,凯柏于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讲道,题目是"生根建造:教会是机体,也是建构"。经文为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说明教会是有机体,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要向下扎根,才会生长;"有基",说明教会是建构,要在信仰上立基础,并且按照神的规制建造,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归正的基督徒,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凯柏个人与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坚定的信念,坚信圣经启示的真理,对圣经应用有整全的认识;因此,他传讲的信息,能够深入听众的心思,触动他们的情感,而影响他们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会的改革;他的话语带着生命力,注重实践在生活上;他言词中肯,而有深湛的灵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动教会的洁净,由沉睡麻木而恢复生机,并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标和范围,不仅限于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区,而是全国教会的改革。
  
  信仰之争
  
  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总人口为二十六万五千,其中荷兰教会会友约十四万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属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区议员成员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为教牧,其余是长老和执事。
  在1867年时,教区议会大多数是由自由派(新派)人士控制;但选任委员会情形不同,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统信仰。当然,遇有因辞职,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离职造成空缺时,委员会只选任正统信仰的归正分子充任。教区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属自由派;他们虽然不是永任,但教区选任委员会无权革除他们,只能调任。其它长执则是常任成员。此后,自由派的长执离去了,正统信仰的成为多数。所以,在1870年的时候,他们能够聘任凯柏博士人牧职。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长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参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会或礼仪;特别拒绝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圣餐及圣礼仪。他们说,这不是造反,而是基于深深的宗教信念: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次信仰之战的导因,是在于对基督身体复活的意见。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区会正式宣布:在一切讲道中,不准否认或批评圣经中的神迹。但在1871年时,有个胡根祸兹牧师(Rev. P.H. Hugenholtz),在复活节讲道,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一位长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区会,请求依法革除那牧师;区会依情转呈上级大会。大会却认为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教会法规并无明确的表明。这样,等于任凭他们讲论,并不采取任何纪律行动。因此,引起那十七长老的宣言。并不是他们心地狭隘,不能容忍异见,而是要卫护教会的纯正,保守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鼓动了一千余名男会友,并二百四十五名女会友,签名表示抗议,显然声势壮大;于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区会,文中称那十七位长老是"哗变"。
  区议会随即于四月十八日召开特别会议,检阅双方文件,推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答复,提交区会讨论;委员会则委任凯柏为主稿人,凯柏接受了。
  九月二十七日,区会特别会议接纳了委员会的文稿,并通过印发给全体会友。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信徒了解整个的事实经过,并让区会内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信仰立场。结果是出了一本长达一百四十一页的小册子,录有双方全部来往文件及全部签名,并对他们的抗议,逐一分析答复。凯柏笔下的文字,是客观的,心平气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词,完全温和有礼,无懈可击,却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议驳得荡然无遗。对于这样的文件,连自由派的人也佩服无已;虽然他们对于文件的内容忿恨不满,但只能悻悻于心,而哑口无言。
  战争的序幕,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只是表面的平息。荷兰教会内信仰的两股潮流,仍然存在,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一家自相分争"的情形,仍然持续下去。
  荷兰教会的信仰之争,到现在已显然可见:不是一地一事之争,而是仇敌撒但魔鬼有系统的诡计。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学院的讲席,占领了学府,然后,他们的党徒,占踞了国家教会的高位。
  从新约教会开始以来,在施行洗礼仪式时,施洗者宣告:"我为你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但在1870年,国教总会受到了新神学派的压力,准许施洗者说:"归于信,望,爱",或说他们认为适当的语句。这标识着重大的改变。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表明承认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权;但他们竟改为一项抽象的观念。换句话说,失去了信仰的主体。
  这项措施,刺激了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为激忿,认为是敌基督的手段;但一阵狂烈的反应过去了,依然没有甚么显著的效果。反应止此而已!而且总是等事情发生了才有所反应,终究不是办法。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学是一种神学上的异端,必须从神学的观点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学造成教会问题,必须以健全教会的体制去防杜,去解决。
  凯柏早就看到,对抗自由派神学,不能局限于讲坛上的教导。1871年三月十四日,凯柏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座,批判自由派神学,指出其虚假,空泛和贫穷。他指出,自由派神学不过是海市蜃楼,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后,这讲座也推广到荷兰其它城市。
  凯柏综括自由派的错误信仰,仿照"使徒信经"的字句,代他们制订了一个不信派的"信仰告白",这样说:
  我,现代主义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稣不是基督,不过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进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对的;罪得赦免不过是人发明出来的。我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类都能得救,而没有末后的审判。
  至于自由派人士,他们宁愿阴谋经营,破坏教会的信仰,对于未经授权代劳的"告白",非心所愿。不过,这个"信仰告白",揭发了自由派神学的真面目,直指他们只是败坏的异端,使他们无所遁形,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谨防危险。当然,自由派对凯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时候,凯柏几乎是孤军奋战,发出旷野的呼声。但既然是神学上的抗争,还是需要更多的凯柏,唤醒信徒,奋兴教会,成为坚强的阵营。因此,成立学府,训练神学生,作为教会的主干,这需要就愈来愈显明了。
  至于改革教会的步骤,凯柏采取先纠合同志,成立团契,互相勉励,共同祷告。参与的人,必须信仰保守,纯正,重生归正,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绝无错误的启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也让祂在个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权;并且遵奉主的差遣,传扬福音;不但使个人得到救恩,还要进而为主征服社会和文化,让基督作王。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尽力从现存教会争取内部的改革;如果这个重建复兴的目标不能达到,就出去建立不属于国教的自由归正教会("自由"的意思是"自主",与"自由派"大为不同)。
  凯柏有坚定的信念,从不怀疑他的观点,目标和行动,是正确的。他坚持,艰苦,孤单,忍耐,进展是缓慢的,但终于有了进展。
  不过,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统信仰的信徒:他们宁愿抱持寂静的敬虔,在家作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而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却不愿牵涉入信仰的战斗。他们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却是活而不动,爱而不热,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领袖。他们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加尔文主义信仰心存畏惧,有时还加以批评攻击。这对教会改革的阻力和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1886年,凯柏和七十五名教会领袖,不见容于荷兰国教会,遭受革除。申诉辩解,得不到结果。奋斗多年的改革,不仅走了许多个第二哩路,更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以"读经"的名义聚会,结集的同道越来越多,都以为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堪救药。于是,有约十万信徒,二百个教会,正式脱离国教会,另组成荷兰改革宗大会。
  实在说来,那时的荷兰国教会,并不尽是自由派(新派),更远说不上无神主义。在其中,也有许多是信仰纯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国家教会,是以政治为前提,愿意把全国维系在一个宗教系统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们不曾有迫害教会的行动,也不曾限制他们身体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给予非国教信徒应有的权利。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荷兰国教会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也好得多。荷兰的非国教基督徒,并不会因信仰而被监禁。简单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认。
  
  自由大学
  
  他们把他从我掳去,
  用他们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爱的儿郎,
  曾经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亲的怨诉"
  
  作者是一位牧师。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想到一个历史的事件。
  
  约在1360年,鄂图曼帝国的牟拉德苏丹(Murad I),向欧洲扩张。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或在自相杀伐,或同教皇斗争,结果是屡屡败给牟拉德。牟拉德掳去基督徒孩童,有时在他占领的地区征募,把这些少年人编成特种部队,精选人才来教导他们各种战术,战技,行政,学问,最重要的是彻底灌输回教的教义,成为优秀的精英干部,在宫廷事奉他。这种军队称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为Yeni ceri) 意思是"新军"。苏理曼(Suleiman)和以后的领袖们,也沿用这种办法。那些归信回教的少年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于土耳其苏丹,不惜与父兄为敌,以至杀死他们。
  欧洲的学校原都是教会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于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纪,情况改变了。无神的人本主义,弥漫在思想界:反对宗教的乱民政治,不信神权能的生物理论,否认神权威的评经和自由派神学,把许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掳去了,离开了教会的怀抱。
  在教会中,冰冷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抱持着教条,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仪式,当作了敬拜的内容。寂静的敬虔主义者,则以为教条无关重要,知识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个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他们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训, 努力高举富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当作经典,却饮水而不思源,忘记了敬虔运动来自司班耐创的哈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至于占人口多数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赚钱生活,把生活当作生命的目的;虽然也有宗教活动,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的出入教堂,以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连奉献金钱也当作是投资。
  但仇敌在认真的加紧工作,连连的胜利,忙碌的收取战利品。乱民政治在法国得势,排除了宗教,还输出革命思想。人本主义则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把神隔绝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则占领了神学的讲席,派遣他们的门徒,去侵入教会,学校。
  一间一间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学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种各式的活动仍然继续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见了,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尊荣的中心。
  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讲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们以为是自己余梦未醒;或以为教堂换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适应,久之也就安于现状,有再懒于去思想其变迁的原因。实在说来,总是少数领导多数;而领导的人,总是怕变迁的人,因为那等于失去了安全的领导地位。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注心于信仰的重要,他们想讲话,想行动;但可惜声音太小,没人注意。最后,他们只好黯然离去;教堂空出了几张椅子,但教堂的奉献收入没有显著减少,教牧的收入反随着年资而加增。
  信徒离开了教会,信徒的孩子们不可能不受教育。他们进入了学校。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改变:他们不再渴慕属灵的事,在言谈之间,也表示对真道的怀疑。世俗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全不在意;他们只要孩子进好学校,读书成绩好,将来找到好职业,生活富裕,事业也满意。信仰吗?似乎没有甚么现金价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荣。因此,在他们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们,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警觉到孩子灵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学升入大学后,这种可怕的改变最显著。他们搜索心灵的省察:是作了甚么错事?是神离开了我们?他们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见显著的效果。啊!他们想到了少年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经历,在离家往异地求学的时候,如何被异教思想掳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现在实现在他们身上。有位敬虔的父亲,在神面前流泪呼求,求神叫他的儿子回转,否则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传播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害别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亲,在战争中为了对主效忠,为了责任,宁可忍着心,杀死成为"占尼撒理"的儿子!更可哀的,是自己当初无知,亲手把儿子送在掳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听到母亲的怨诉,为了被掳的儿子,向神哀哭:"他们掳去了我所爱的儿子!"但安慰在哪里?如何能使被掳者归回?
  
  信仰的危机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在信仰上成为改革宗,并且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成为反抗罗马教人士的避难地,是一片自由乐土。后来,又受法国辖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脱离法国。虽然如此,在思想上却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教会服务;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维持,当然也为了政府服务。这是说,由反教会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1870年的荷兰,全国约有四百万人口,有三所大学:礼敦大学,歌乐宁根大学,悟垂克大学。当时,只有这三所大学是政府所承认的;他们也各有其神学院。所授的专业学位,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神学学位,获得政府许可。无疑的,在这几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问题是他们的信仰。许多青年人,包括牧师的儿子凯柏,进入大学之门,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义,只是物质的享受,他们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学术知识的追求,他们是达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并不限止于今世,而还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会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凯柏毕业了,进入了教会事奉,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艰难的挣扎,仰赖神的恩典,才获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两所大学,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学院依然都存在;不过,只剩下了空壳,内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蚀窃据。系统神学没有了,变成了宗教研究;实用神学课程也取消了;圣经不再被认为神的话的权威;基督教只是许多宗教的一种,虽然他们仍以为是较高级的宗教。
  如此以来,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没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凉,延而影响将来临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到可忧的后果,认识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的想办法,努力求取救济。
  
  将人的心意夺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开端,是教会的根本。因此,不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诱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仅要使被掳的归回,还要进而装备圣徒,使他们能作基督的精兵,"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归服基督"(林后一O:5)。
  荷兰独立以后,是君主立宪政体。早在1848年的宪法,就明文规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过,当时的教会人士,没有觉悟到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义者,正假借科学的美名,渗透各学府;神学的自由主义,也趁着理性主义的风势,披上科学的外衣,反抗神的权威。在教会里面,敬虔主义的余波仍在。他们认为个人的救恩经验是最要紧的,得救后的工作,则在于保持与神的关系,并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当然,这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太强调个人经验,以为神学教条可以忽略,更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于到以无知世事为美德的地步。这样,不信的人顺利的占领了教育的领域。至于宪法对于高等教育虽有自由的明文,但没有规定,在甚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到信徒觉悟有此需要时,所遭遇的正是立法与实施的双重难题。
  有一段长时期,大家在讨论,争议。1876年,国会通过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从各方面看,那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法案。因为法案规定:私人或合法团体可以创立大学;但非国立大学的各科毕业生,必须再通过在国立大学的考试,以甄定确认他们的学位和证书,才可以获得专业资格,不管他们的学术水准多么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专业资格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安排就业;福音派非国立教会的神学毕业生,也不确定能为教会所接受。至于经济方面,并不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这也就是说,像教会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学校,虽可以自由兴学,但学生必须先纳税付足邻舍的教育费用,再负担自己的教育费用,结果还是次等的地位。
  其它规定的条件是,非公立大学,必须筹有一定数额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员;必须具有五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院,和神学院,才可称为大学(University)。至于考试,颁发学位等条件,与国立大学相同。
  虽然,距理想尚远,希望之门总算开了一条缝,只是不够宽广。
  
  根基与原则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会(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获得皇家认可立案。于1879年六月四日,选出四名董事,并四名信托人,正式进行大学得筹备事宜。
  校名: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国教教会约制的私立大学。
  宗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不与自由主义(不信派)妥协,造就尊基督为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各个生活领域,使主的名得荣耀。
  当正在进行筹画的时候,试探来了。一位知名的国教教牧传出消息,凯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教授。他们觉得,如果去为自由派的大学效劳,是叛离改革宗信仰原则,所以断然拒绝了。他们放弃了荣誉,厚俸,安定的职位,宁愿选择艰难而不确定的窄路。
  凯柏和他的同工们,在他们的先锋报(De Heraut)上,刚一发布筹办大学的消息,质疑和批评,以至反对的信件,就大批涌来。有的问:在我们这小国家,现有的大学难道不够?何必再办一所大学?有的怀疑:如此大学,没有雄厚的财源,怎能够持久?有的诋斥办一所狭隘加尔文信仰的大学,是破坏国家团结,迹同叛国。而自由派神学人士,则是深痛恶绝,咬牙切齿,极不愿见到一所信仰纯正的高等学府成立,如灯光照入黑暗,见证他们的不是。也有人对新大学的学术水准表示怀疑,不肯参与。还有人讥讽,说是凯柏的愚蠢。
  
  成功在严
  
  像基甸选择他的精兵一样,凯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小册子,题目是严格说来。里面宣告了三个原则:一.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二. 严格采取科学治学;三. 严格认真办事。
  坦白说,办一所大学,需要的是:财源,教员,学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实际的筹备重任,多半落在凯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这实在是信心的考验。他们都不是家财丰裕,但必须率先投入这艰巨的事工。从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会通过他们二人为自由大学神学院教授,到正式开学期间,在不同的城市,各样的团体,作推动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学正式开学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开学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罗宗座堂,举行祈祷奉献典礼。这标识着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奉献甚么呢?先要奉献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们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献辞,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19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这真是一个适切的题目,精警的观察。正如当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识,使以色列人没有用以反抗的装备,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聪明厉害,他们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夺取教会和圣徒的装备,使他们不能传布福音,拓展主的国度。现在,教会觉醒的时候到了,圣徒们要起而从仇敌手中,取回军器供应,取回教育的主权。
  
  大学从小开始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兰改革宗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也是凯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共同的理想实现了:
  自由大学诞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贤毕集,表现改革宗圣徒志同道合的表现行动,表现他们对于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实在说来,这伟大的结集,就是一项教育,就是一个宣言。
  自由大学的财源哪里来?苏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个简单愉快的致辞,呈献了十万盾荷币,作为政府规定的开办费。一项有价值得事工,必须有人认知这事工的价值,认为值得尽量予以道义上和资源的支持。以后的经费,要凭信心仰望神感动属祂有识之士的供应。这仿佛是一项互信之约。
  自由大学的教授哪里来?董事会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凯柏,洛哲斯,浩德莫克为神学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为法学教授; 狄卢(Dr. F.W.J. Diloo)为文学教授。
  然后,风琴奏出信心昂扬的"以利亚"曲调,由大学创办人凯柏博士致动人的开幕辞:"神在任生活范畴中的主权",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点,扬起了自由大学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学的学生哪里来?在开学那天,共有五名学生,都是为了维护真理,忠于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介怀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来到这里。
  他们没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学生,借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宣教会上课。但他们极为严肃认真,知道是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们发现在教堂的门上,有粉笔写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门全绝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狱门上铭刻的字(见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谁恶作剧的写在那里,作为对他们的嘲讽。擦去了;第二天又写上。但对于出入此门的师生来说,那毋宁是一个激励,一项歌颂:他们敢于为主而冒险,弃绝一切属世的希望,只求主的荣耀,为了真理。这是何等的见证!
  1884年,董事会买下了一幢雄伟的四层楼建筑。自由大学总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建校十年之后,在1890年,自由大学仍在艰苦挣扎中。经济上仍然困窘,没有足够的发展基金,仍然没有达到学术上的光荣成就,仍然没有全国性的声誉。
  虽然艰苦,仍然前进。师生们与董事会合作,坚持信心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不畏反对和拦阻。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有时,向国家教会商量,借教堂作大规模的聚会,也遭到拒绝。
  在暴风雨中,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长,壮大。学生数目达到约九十名;而那时,三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合起来也仅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凯柏离世的时候,自由大学有学生二千名以上,教员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国立的大学相提并论。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学已经列名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有教员六百余,全时间学生一万二千名以上,图书馆藏书六十余万册。
  凯柏凭信心种下的种子,发展长大了。芥子成了树。
  
  文将凯柏
  
  "文将"?这个名词,可能听过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说武将,是将帅军伍,领兵打仗。但在属灵的战争中,不是用血气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战争。凯柏博士在领导信仰的战争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称之为文将。
  1869年的时候,凯柏还在悟垂克牧会,史维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锋报(De Heraut),来约请凯柏为副总编辑。前锋报是荷兰全国性的综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维思任总编辑。凯柏一向坚信文字的功效,以为可以启发教育读者,宣扬教会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载了凯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就经常有凯柏的作品发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凯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职。刚过二星期,前锋报总编辑史维思博士猝然逝世。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凯柏只得答应发行人请求,暂摄总编辑,到年底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锋报发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后一期,凯柏特地撰文记念史维思的生平与事工。
  在那年的末后几个月里,凯柏发起组织前锋社。只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以圣经为个人和国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为社员。宗旨是传播归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观点。他们决定买下前锋报,于1871年一月起改组发行;由凯柏博士为总编辑。在首页刊头,揭橥该刊的宗旨:
  "为了自由国土上的自由教会与自由学校"
  第一期于1871年一月六日发行。凯柏负担起这项额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开的讲坛,每周可以向读者讲话。他的影响力,也更加广大而深远。
  
  同心的战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时,全国基督徒教育协会在那里开会,凯柏结识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见投契。葛瑞恩是研究历史的基督徒学者,见到法国大革命的暴乱和流血,知道病根祸阶,正在于他们所标榜的"无神无主"。他的深思远见,使他知道,为免蹈于同样的暴乱,荷兰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让基督在个人生命与国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凯柏多年深研加尔文主义的结果,也达到同样的结论。他们所需要的,是把这信念广传出去。
  马丁路德曾说:"除了救恩以外,神给人最大的恩赐是印刷机。"他也善用了印刷机,传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伟大事绩。
  凯柏也认识印刷机是神给人的恩赐。他看到那恶者使用印刷机的武器,推广各种邪说,主义,散播思想毒素,反对荷兰基督徒历来视为神圣的原则,攻击正统信仰;基督徒岂应因循迟疑?何不夺回神所赐的武器,用以传播真理?因此,凯柏决意荷兰的基督徒,该有自己的日报。
  
  展开真理的旌旗
  
  当然,创立一份日报,经营维持一份日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报困难得多了。凯柏反复思量,研究,与同志讨论,集思广益,详慎计画。他提议拥有前锋报的前锋社,创办一份日报,名为旌旗报(De Standaard),为真理扬起旌旗。以后,前锋报将不再独立发行,而成为旌旗报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凯柏则兼为日报及宗教周刊的总编辑。凯柏的健笔是大家见过的,也是读者称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编前锋周报的经验,组织与治事的长才,完美周详的计画,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报创刊号于1872年四月一日问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领导荷兰独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战役胜利三百周年纪念(八十年战争1568-1648),极富爱国意义。
  在举国庆祝中,旌旗报出版了。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战争,要把荷兰从邪恶信仰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凯柏坚信,神启示的宝贵圣经,不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
  凯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绝对主权"。他一生常常这样说。这简单的话,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动方针,真可说是念兹在兹。他到处宣扬的,也是这个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以基督为中心,一切都是为荣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凯柏在悟垂克发表一篇重要演说,题目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基本宪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证"。后来这篇荷兰的反思,于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单行本小册发行,一个月后即行再版,可见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视。
  大意说: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加尔文思想孕育和发展塑造的。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美国,是由清教徒创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动力,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信仰。英国清教徒的独立斗争信念,是法国胡格诺复原教派的启发与延续。这些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都是源于崇高的加尔文主义,是自由成长发展的动力。由于凯柏博览群书,他繁征博引,说明这个历史观点。
  1883年,凯柏写了一本书:教会归正的途径。凯柏分析教会为四类:一. 真教会;二. 半路的归正教会;三. 完全归正教会;四. 假教会。他指出,连天主教也不是彻底背道的假教会,只有将来撒但完全掌权的组织才是假教会;但教会必须儆醒,洁净,防备不信圣经的假教师;并积极建立,持守纯正的信仰,信守神启示的圣经,以恢复成归正的教会。
  
  争战的呼喊
  
  1886年,凯柏连续发表了三个小册子,用的是同一个标题:争战临到了。在那里,他宣称:荷兰归正教会"被掳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么是"被掳"?凯柏指的是荷兰国王威廉,在1816年下诏宣称他自己是教会的立法者,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义信仰者,渗透教会的时候。现在,想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一样,他认为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满了(参但九:2),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满了,神的子民应该起来重建耶路撒冷。
  争战的起因,是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区会,虽然大部分是归正信仰的教会,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里面为难。而上级大会则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为了接纳信仰有问题的人成为正式会员,导致了正式冲突,而至大部分正统信仰的教会退出国家教会。在这场争战中,凯柏靠着圣灵的大能力,运用他的健笔,陈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报创刊二十五周年,凯柏正六十岁。荷兰全国各界纷纷致贺,并为凯柏出纪念专刊。旌旗报虽然不是最大的日报,但因为立论公正,见地精深明确,极得各界推重。连天主教的著名报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称颂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报人"。
  凯柏的文字,有其独特的风格,雄辩,庄严,明晰,而不失其生动,说理清楚动人,用词恰切,深入而流畅。
  
  健笔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然后从事写作。在书房中的时候,不许人干扰。他为旌旗报写全版的社论,还要为前锋周刊写评介,有关教会事工的论文;每日上午,他写默思录。默思录专栏是有系统的写作,后来集成两帙出版,名为与神亲近,很多人喜爱,用助灵修。分刊多年的为基督我们的王(Pro Rege),则成为三巨册出版的书。另外,他还要写专题的研究,专文,小册,和演说稿。他历年的演说稿,先后辑为许多巨册。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学百科全书,是改革主义的权威作品,也是如此积渐写成的。此外,在有意义的纪念节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发表文章;还有神学的讲义和专着多种。他治学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不像一般不学有术的政客,要别人捉刀代笔。
  凯柏相信,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事先从容有备,绝不在时间压力之下,急就应付。
  从创刊以来,凯柏持续为旌旗报和前锋周刊撰写文稿,并且亲自校阅最后稿样;只有l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内,由别人代为负责,但他仍然自己撰写默思录。直到八十三岁生日前的一个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校次改前锋周刊的终稿。一个半月后,十一月八日,凯柏离开了世界。
  
  牧师首相:由讲坛到政坛
  
  凯柏对加尔文主义发生兴趣,长久的继续深入研究思考,使他发现那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最具系统,合理性的,有动力的信仰;在庄严谨密的结构后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权。这自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使他整个的思想系统,起了极大的转变。
  神奇妙的拣选了凯柏,引导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方向;先有了归正的重生经历,然后进而改变世界,给文化和社会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在悟垂克开会,会期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凯柏应邀发表预备会演讲,题目是:"向国家良心的呼吁"。
  他说:"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间,我们的运动进展,示显然可见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唤起国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是六十九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希望,就是国人良知的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动人的演说中,凯柏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并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柏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唤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柏是能够振奋国人的领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礼敦大学毕业。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国流血暴乱的革命历史,知道他们所倡言"没有神,没有主人",那种所谓平等自由的革命,实在是造反,实在是背叛神,背叛创造并管理宇宙万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随从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话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对神的主权。因此,他认为当循的途径,是"高举福音,反对革命"。只有高举神的话,扬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法。这种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兰当时是完全创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倡组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个名字,现在如果望文生义,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那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
  "革命"(Revolution)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已寓有褒意。这样,反革命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于法国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缺乏好的印象。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那时的皇室和教会,确是腐败黑暗,专制而浪费,不顾人民死活,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流血争取。
  但那条血路,是错误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贫富不均,道德的坠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病征,极为显著。幸而有神及时兴起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卫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传播福音,神的大能,改变了文化,拯救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代,免于流血恐怖之惨祸。十九世纪的英国,仍然有社会病患问题存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工业发展转型的产痛中,在伦敦写的;但他所期望的阶级斗争,并后来的人间天堂生活,并未在任何地方实现。惟有神的真理,是人类的希望,是解决罪恶及社会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凯柏都深知,国家教会是酿成腐败的因素。在法国,在英国,都存在着教阶官僚的病弊;荷兰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样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是自由派(新派)信仰兴起的时候。这种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滞的宗教机构,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机会,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会(即自立或在国教系统外的独立教会),不受国家教会的辖制和感染,并有自由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神学院,以传递纯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远见和原则,都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群众领袖。他典雅的学术气味的写作,可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激赏和尊敬,无奈不能达到群众,说服广大的基层人民;他也缺乏组织力和领导才能。因了这个弱点。葛瑞恩在荷兰政坛有"无军之将"的雅号。事实上,这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单的道路,他的少数党,在选举中也获得过六七个国会席位。随着时间的进展,葛瑞恩的写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纲领。
  1869年五月的那次会晤,对于葛瑞恩和凯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凯柏后来写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个难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与他晤面。他坚定的眼神,真诚的言词,立刻得了我的心,给我极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成了他属灵的同工;不仅如此,他属灵的儿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凯柏参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选民俱乐部"。以后,二人书信往来甚密,建立了深挚的友谊,互相了解,并且同心合意,并肩作战。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他发现了理想的"继承人"。仅仅相识一百天之后,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开文件中,指定未满三十二岁的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未来领袖。
  
  壁垒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并不等于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几个议席,本来是依附于占较多席位的保守党;后来渐渐发现,保守党同他们的合作,不过是利用他们,以促进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长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仅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永远无法实现,还会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国会选举,葛瑞恩面临抉择。起初,他踌躇难决;后来,毅然采取行动:不仅同保守党决裂,为了原则,也不得不牺牲友谊。
  葛瑞恩的口号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静的孤立,而是坚持原则,不怕孤单,近于圣经原则的分别出来,不怕表现与众不同,独立特异,持守自己的立场。他近于极端的作法,是放弃支持本党的所有现任议员,而提名三位新候选人:凯柏牧师,和一位法学家,一位学校的校长。这可以显明他着眼的重点:教会,政治,教育的总体改革。
  凯柏在教牧及前锋报总编辑的职任之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但选举结果,反革命政党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初试竞选的失意,并没有使凯柏灰心。跟几位同志检讨的结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宣传工具,政见得不到选民了解,和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得不着足够的选票。
  1872年,旌旗日报组成出版了,他们的政党有了喉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还是在1871年才由凯柏开始的,难得到满意的成绩,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柏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这次是自由派获胜。凯柏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不过,这次选举,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达地区中期选举,凯柏当选了国会下院的议员。当选总比落选好,该是件可喜的事。不过,当选比落选困难,必须面临抉择;因为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会议员不得任教牧"。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柏说:他在经验"灵魂的等待";他必须得到主特别的指示,才作出决定:"绝不愿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从内部改革教会,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负高达地区选民的付托与期望?基督岂不曾吩咐祂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柏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祷告。最后的决定是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于1874年进入国会。
  凯柏并不曾忘记他在教会的事奉,因为那是他全心奉献,全灵关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区,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继续为前锋周刊写论评及灵修文稿,积极倡导教会内部的改革。从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观点,一切正当事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须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门,让神掌权并得着荣耀。国会是另一块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够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柏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的危险。在教会,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争战,卫护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能和技巧。
  凯柏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从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则,对当世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观点,决定自己的立场,寻求解决的方法。
  
  圣经真理和良知
  
  凯柏不赞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斗争;但他反对当时资本家贪得无餍的剥削,殖民地主义者不人道的压榨。他极力主张社会正义。
  凯柏绝不是奴颜婢膝巴结资本家的人。他建议特别立法,保持社会正义。他认为满有怜悯的主耶稣,绝不会对被压榨的人群视而不见。在下议院中,他打开袖珍圣经,朗诵雅各书第五章:"嗐!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接着说:"如果这是我说的话,在你们耳中听来会是过激,是革命,会予以拒绝。但这是主的使徒写的。你们能口里承认基督,而对劳工的哀诉置之不顾,不同他们站在一边?"
  凯柏也反对当时欧洲的童工问题。"七岁的孩子们,要每周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时。这种不人道的恶行是那么严重,我知道,有五六岁的孩子,从睡中被摇醒过来,头上浇冷水,然后送到工厂去工作!"
  他这样直言,不管别人诬指他助长阶级革命。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
  他反对荷兰对殖民地的经济压榨。那个时代,是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经营东印度公司,作鸦片,走私,并掀起最不光荣的鸦片战争的时代,那是炮舰外交,公义不彰的时代;凯柏不管自己的言论多么不合时宜,不管政治路线的"正确",而反对鸦片贸易。他强调:荷兰对于印尼等殖民地,有道义的责任,应该使他们基督化,并扶持他们走上独立。如果有人以为他不够爱国,那是因为他更爱神的国,更爱真理。他确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不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由家长督导。凯柏认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学校的标准和规范,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在经济上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柏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凯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继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选举年,葛瑞恩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让凯柏指麾运筹,他自己则退而以其残年作历史研究著述。凯柏筹画,奔走,写演说稿,写论评,忙个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凯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溃了。在那段时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连一张明信片也写不来。医生建议他离开荷兰,彻底休养。凯柏夫妇卖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并有些时间在法国南部的尼西。耗费钜大,恢复却缓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复,回到荷兰。那时,他快迈向四十岁了。在凯柏离国休养期间,法学家乐门(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暂为摄理前锋报编辑;浩德莫克则负责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这是凯柏灵魂安息与苏醒的时期。他经历了人的完全败坏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话全然真实。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当凯柏返抵国门,新选举的结果,政府已换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党则失去了创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瞩目凯柏,期待他作他们天赐的最高统帅。
  果然不负众望,1879年选举,反革命党赢得国会下院十一席;应当归功于凯柏的领导。但他虽是党魁,却没有国会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挥运作。
  在这期间,凯柏的自由大学成立了。教会改革的斗争,则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国教会,另组成改革宗教会。
  1880年,曙光初现。在国会下院八十六议席中,左派占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党和天主教);如果情势继续改善,成为多数党执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于"加尔文派与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击败自由派政党。现在,局势很明显: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凯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图。但深考熟思之下,觉得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安排。同时,达成谅解:两党各自保持其原有组织与名号;两党各自决定所支持的议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联合。凯柏说服其本党人员,明了这样合作的意义和必要。
  1888年的选举,反革命政党获28席,天主教党26席;左联则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党和天主教的右联政府成立,麦恺(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个月之后,于1891年八月的选举,又换了自由派当权的局面。
  
  重返国会议坛
  
  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但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领导国会政治运作,朋友劝促他重回到国会议坛。
  1894年,凯柏再度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在议会中,凯柏显明是杰出的领袖,在重要的议案提出时,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雄辩,也成为荷兰全国良心的指针。每当他和反革命阵线的朋友乐门,及天主教党的索普曼博士三人发言的时候,咖啡厅座位都空了,议员席全满,旁听席和走廊上都挤满了聚精会神的人,总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右翼的声势大振,执政的时机接近了。
  1901年开始了新世纪。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凯柏众望所归,成为首相。
  
  首相凯柏
  
  那时,英国在南非进行残酷的波尔战争(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兰移民或胡格诺与非洲人混血的"波尔"人,荷兰语文是"农民"的意思。现称亚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纪初,南非成为英殖民地。186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矿藏。洛兹(Cecil Rhodes)取得帝璧尔(De Beers)公司,成为垄断世界市场的集团,维持钻石市场高价,并收占矿区。波尔人"怀璧其罪",被镇压屠杀;虽然打过一些英勇的游击战,终是势不均,力不敌。
  荷兰小国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凯柏一向厌恶压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对抗。他致送一个备忘录给英国,并从中斡旋,于1902年英国同波尔人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争。这是凯柏正义外交的成果。
  对于荷兰本国的殖民地,凯柏主张用基督教教化,最后,扶植他们达成独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兹(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独立的基础。
  凯柏慧眼识英雄,在柯霖返国的时候,几次交谈,发现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辅导他。柯霖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在后凯柏的右联政府,作过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并在十几年后,作了反革命政党的主席,前锋报总编辑。成为凯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不久,铁路工人也参与支持罢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陷于停顿。凯柏向来关心工人工作环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这罢工行动,是从开始就具有破坏的意图,人民生活和国家生计,将大受影响。
  凯柏采取紧急镇压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军营加强警戒,调用军队回复铁路交通;声明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严厉警告罢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坏行动,否则以激烈手段对付。但罢工并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趋势。不过,政府立场坚定。
  二月二十四日,国会复会。凯柏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警察;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四月八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柏不为所动。
  四月九日,国会下院以86对6票,通过凯柏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头表决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成为法律。
  反对的人,极力反对,特别对凯柏个人咒骂,讽刺,丑化他的形象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亚柏",或"暴力的亚柏"。不过,罢工的领袖们,都没有兴趣以身试法,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宣布停止罢工。全国秩序恢复了。
  1905年,凯柏致力奋斗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国会通过,使私立大学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地位,学位和专业资格同样被承认;并设立农业,科技和商业大学。
  但左翼分子,看凯柏是他们的死对头:神的绝对主权,与无神的人本主义,冰炭不能兼容。他们对凯柏极尽攻击,称他为"教皇凯柏",立心要"打倒凯柏";但凯柏的声誉,如日中天,极得国人信任尊重。有的人为了旁听凯柏的演说,要彻夜排队等候。敌人的攻击,终不能得逞。反革命政党的势力,在全国蒸蒸日上。
  不幸,凯柏本党的投机分子,为了个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结果,1905年的选举,右翼联盟失去五席,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八月十五日,凯柏的内阁总辞。凯柏于1908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选任上院议员,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凯柏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柏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柏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至1907年,满七十岁,正式离开自由大学。
  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凯柏的神学思想,并不囿限于荷兰。
  1898年八月,凯柏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敦大学颁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十月间,凯柏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1. 加尔文主义生活系统;2.加尔文主义与宗教;3.加尔文主义与政治;4.加尔文主义与科学;5.加尔文主义与艺术;6.加尔文主义与将来。这历史性的讲座,成为经典性的论述。
  他也在宾州非拉铁非市的长老宗历史学会,讲"象征与启示的对比";在芝加哥的麦考米克神学院,作了三次讲授,并讲"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原则"。
  凯柏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返国。
  凯柏是加尔文主义者,并被认为是"加尔文以后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神学著作,仍然有人所乐于研读。近年来,自由思想猖獗,更使人怀念凯柏,他的思想系统,更为人所注意。福音派教会,渐渐觉悟: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这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还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训,道化文化,使神的国扩展,占领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凯柏在普林斯敦讲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还举办纪念研讨会。
  
  他常为人传诵的名言:
  
  "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祂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


上网时间: 2002-11-09 
来 源: 圣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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