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迟了。

　　当我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孽忏悔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二十年了，而我想对之说一句请你饶恕我的长辈们，有的逝世也已经快十年了，她们和他们永远听不到我对他们所表示的歉意了，而那是我早就应当亲口对她们说的，也是我必须说的。但现在我才认识到我该说，这,实在是太晚了。

　　青少年时，我不知道“忏悔”是怎么一回事，甚至连这么个词也不知道，那时成天响在耳边的就是“死不改悔”这四个字，有一个悔字。特别是七五年前后，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了又被打倒，“死不改悔”就专门用来修饰“走资派”了，全称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算“死不改悔”难听，可它也不是谁想戴上就能戴上的。当时，被视为敌人的有九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叛徒、特务、走资派”，除了走资派外，其他的“敌人”连“死不改悔”都不配，只配什么反动透顶啦、死路一条啦，罪该万死啦，等等。现在猜想，上面对许许多多的走资派似乎还是另眼看待的，毕竟曾是自家人，“党内”的，上面还是盼望他们能悔改而不至于死或者死前能够悔改。

　　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从七七年后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我渐渐熟悉了忏悔这个字，并且，开始思考忏悔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忏悔。这个“你们”首先指的就是当年的那些“党内走资派”们。

　　那时，他们又是当权派了。在报纸上和电台中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他们控诉“四人帮”如何如何地迫害他们。但听了好几年，都是他们控诉别人。这，就令我渐渐困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者吗？在他们身居高位、中位或者低位，并且不论官位大小，总是权力在握时，他们难道就没有充当过迫害者的角色吗？就拿五七年来说,有五十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几夜之间都被打成了右派，这都是谁之罪？从四九年以来，进行了多少次场无情、无义又无理的政治运动，哪一次没有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无辜的人被吓死、屈死、怨死、整死、害死，就是死了，埋了，还是个戴罪之身，株联着父母、配偶、孩子、亲朋好友，甚至是过路人。

　　这一切，难道仅仅是一人之罪，或者四个人的罪吗？我不信。

　　所以,我就有了问题,你们这些当官的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过去忏悔?后来,它又变成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呢?我看到文革结束了那么多年,但只有很少几个人为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罪孽忏悔,更不必说为自己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所犯下的罪孽忏悔,只有巴金写了一本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自己作了反省.就是这样的反省,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思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五十年代一些批判他的文章（他不久后被打成右派），写文章的有的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学生。我问张先生，文革结束后，那些批他的人有没有向他道歉的，他说，只有一个人。我怎么试图理解也无法理解，因为写那些批判文章的人，他们有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有的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界的大名人，他们还在向我们传播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就连轻轻一句的对不起也不肯说呢？我问张先生，他说他也不明白。

　　就这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呢？”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中整整近二十年。

　　直到九五年，就是我信主的那一年，我才愧不可言。愧的是我问了近二十年你们为什么不忏悔，却从来没有问过一次：我,为什么不忏悔！

　　我为什么不忏悔呢？

　　为什么我一直就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忏悔呢？

　　难道我没有任何罪孽需要忏悔吗？我当然希望回答“没有”。但那不是事实。事实是：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孽到底有多么深重，但我也参入了文革这一场人类的浩劫，尽管我的那份罪孽在历史学家的眼睛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在我，我深感罪孽深重。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一大早，我就从炕上爬起来，还没顾得上吃早饭，就老老实实地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我这一天要干什么，名为“早请示”。晚饭后，还有“晚汇报”，向他汇报自己一天都干了什么。汇报中最重要的，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自我批评。那时流行的语言是：“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样的忏悔是心灵的扭曲，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人，而那人不是上帝，他不过是人，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心灵中的黑暗的人。可就在这样的一个人的画像面前，我从心里跪下了，甘心地作了他的奴隶。

　　文革后大家都反思这一场荒谬的“造神”运动如何可能发生。没有清楚的答案。现在我至少明白了一点：虽然在上者逃不了干系，虽然如林彪四人帮等煽风点火的人罪责难逃,但是，若没有千千万万像自己这样的虔诚崇拜者，若不是自己一个地作践自己，甘心为奴，一个假神如何能造出来？

　　可悲的是，自己不但在一个假神面前作了奴隶，同时又在另一群人的面前充当着奴隶的监工、帮凶、打手。也许是因为作了奴隶，所以作奴隶的监工就格外卖命。一个扭曲的心灵需要扭曲另一些人的心灵来作为补偿，这是人心灵黑暗的又一个证据。

　　上中学时，我曾经被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挑选出来，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那时，自己是多么自豪呵。在那前后几期学习班上，自己不断批判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哪怕他们高声说“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我还不肯放过他们，还命令他们不但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错误和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社会历史根源，一直到思想根源、政治根源。

　　有一位老教师的认罪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他名字叫李之俊，是原来的凤城县高中的付校长，七十多岁了。那一次，他在检讨结束后流着眼泪说：“我是头老驴，不是人，该打三百个嘴巴子”，说完后，他就打起自己的嘴巴子了，左右开弓。但是，看到人间如此悲惨的一幕，我不但没有为这位老教师流出一滴同情泪，反而相信了领导的看法：他这是用眼泪来蒙蔽红卫兵小将。

　　现在想起来，在自己亲自参加的斗争牛鬼蛇神的学习班上，那些老师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认罪，根本就不是什么忏悔。那是在政治迫害和暴力的威胁下，人为了活命而不得不自我折磨、自我侮辱。而自己居然在他们流着血与泪的伤口上，又洒了一把又一把的盐，还自以为得意。

　　这真好像是一场噩梦。我真希望它只是梦，但它不是，它是真的。虽然如今连具体的画面都模糊了，但那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虽然我具体都讲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就记不清楚了。但我知道的很清楚，每一次老师们检讨后，我都抢先发言去批判他们，而且，什么话最狠，我就说什么；哪一顶政治帽子最重，我就给他们戴上哪一顶。

　　这一切，岂是“罪孽深重”这四个字能道尽的？我如何能不忏悔？

　　岂止是在文革中。一幕又一幕，四十年了，我的生命中摆脱不了黑暗的阴影。生命中好像有一个无底深渊，从里面冒出来的都是瘴气。有些邪恶我看明白了，有些邪恶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因为它们虽然表现出来了，但我却没有认识到它们是罪孽。

　　既然我罪孽深重，那么，我为什么不忏悔呢？

　　结论很简单：因为我不信上帝。

　　当我生活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时，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一切人造的神，几番风雨后就都成了世人嘲笑声中的过客。我向谁忏悔，我根据什么来忏悔？

　　但上帝在，我不能不忏悔。上帝呼唤：“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 33：1 1）；主耶稣呼唤：“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 4：1 7 ）。

　　将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献给上帝，这才是忏悔。忏悔是人心的回转，归依上帝。那么，从什么地方回转？只有一个，那就是罪，是我的罪，而不是别人的罪。

　　我是因自己的罪而忏悔的。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一打开那匣子，关在里面的邪恶就都飞出来了。文革的发动者所作的正是打开匣子的工作，但那匣子是我的匣子，它一直隐藏在我心中，从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出自我自己的罪性。

　　主啊,是时候了.我要在你的面前忏悔: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带我回转.但我如何能知道自己有罪呢?当年就在我陷入罪名之中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在消灭罪恶,帮助别人脱离罪恶呢?克尔凯戈尔说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来解说罪的.因为人自己已经陷在罪之中了.人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都是替罪说话,想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是的,只有当我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我才能真正地知罪,认罪.因为我的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罪,那就是我不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不遵循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就是我走的路不正.

　　若不来到上帝面前，我的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也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与得罪相关。我犯罪了，我得罪的不止是人，不止是我的老师们，我得罪的首先是上帝。可是，若不是相信了上帝，我如何能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而需要忏悔呢？

　　我问自己，你明明一直有罪，但为什么却拒绝忏悔呢？这是我的回答：因为我要逃避自我，拒不承担起自己的罪责。

　　拒绝忏悔，就是我的自我逃避之路。

　　我逃避罪责的秘诀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孽，是由于他人造成的”。而这个他人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它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也可以是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妹和朋友。

　　但我怎么能逃脱掉呢？

　　“他人”可以引诱我犯罪，但选择犯罪的，是我自己。就拿那一篇又一篇的批判稿来说，无论我使用了多少流行的语言，但整篇批判稿，却是我亲手写下的。还有那些批判会上的发言，哪一句不是出于自己的口呢！

　　我终于认识到了,在文革这一场民族浩劫中,我也犯下了罪,我必须为之而忏悔.于是我就祈祷:我的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赦免我一切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