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癫狂”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其中诞生了女性个性解放、身体解放等一系列重要主题，但是“癫狂”在当代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不再是社会反抗的工具，相反成了欲望征服个体的手段；耻辱感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成为女性写作的一大动力因素，但是，中国当代女性对耻感的认识却是有偏颇的，她们并不能真正正视自身；在中国，市民意识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地戴上女性的性别标记，王安忆的市民意识在其中可说是有代表性的，王安忆市民意识是和煦的、日常的。
　　

　　关键词：癫狂、耻辱、市民、女性写作
　　

　　癫狂的征服与被征服

　　中国现代女性书写，在鲁迅那里获得了某种隐约的精神启蒙。《狂人日记》是个象征，象征“癫狂”――这种人类精神的极端状态在中国文学中有了自己的表达。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是作为人性解放的先驱、精神自由的战士、反抗礼教压抑的猛士而出现的。他以他癫狂的外表，给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带来了冲破礼教罗网，获得解放的预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展开的，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这个因患病而陷于严重忧郁的年轻女性，对忠心爱她，对她唯唯诺诺，长相委琐的苇没有兴趣，而对玩弄女性的高手，长相俊美的凌吉士却含有性幻想，渴望征服凌吉士，得到凌吉士。但是当凌吉士真的被她征服，吻了她时候，她又厌恶地推开了他。这是一篇在五四时期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说，其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赤裸而细腻地表现了女性的性意识――一个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无视陈规漏俗的癫狂人物。

　　但是解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在莎菲女士的癫狂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礼教的影子，这个影子追随着即使是处于忧郁症状态而陷入癫狂中的莎菲，她渴望得到凌吉士肉体的爱，但是当凌吉士要给她这种爱的时候她退却了，这种退却是礼教给她的，是一种理智的胆怯，她并不能真正地走到爱的癫狂状态中去。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情感中心的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的说法在“五四”男性作家笔下尚可成立，而在女性作家那里则多少要打一些折扣。她们首先追求的是女性社会身份的解放，因而在走向自由的征途上，“五四”女性尚不能接受真正的“情”而“性”。

　　但是这种情形在8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中得到了逐步的改观。首先是王安忆的“三恋”，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人公性意识已经不是那种羞羞答答、欲言还羞的了，她们选择了肉体的快感，因为对肉体的快感的渴望而真正地陷入癫狂之中。进入90年代则出现了陈染、王静依、林白、海南等新生代女性作家，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北方某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中，它被取名为《汁液》）。在《与往事干杯》中，氵蒙 氵蒙 在性上的缭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在这一代女性叙事中，性意识成了隐伏在女性主人公身后的中心，小说试图展现因为性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女性，性是她们游戏诸神的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在她们的笔下，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但是她们笔下的性就是人类应当的性吗？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用它的体制性力量来压抑人的正常的性，同时一个正常的性意识中，也不会将性的放纵理解成反抗压抑的手段，性就是性本身――它不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手段，也不是社会压抑女性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将目光拉到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70年代生作家身上来，他们是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已经不再是反抗压抑的手段，而仅仅是自我放纵、自我接受的产物。90年代的癫狂症候在她们这里获得了文学的表达：嬉皮士（责任重构）、麻药文化（身份重构）、俱乐部制（亚文化重构）、另类方式（少数者重构）、摇滚、感性本位……这些既是癫狂的内容，又是癫狂的产物，进而成了70年代生女作家写作中的核心景观，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文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癫狂成了70年代生中国女性写作最好的舞台。

　　现在，癫狂已经失去了它反抗的意义，而只是放纵、恣意的结果。这一点上新生代作家王静怡的写作可以和她们比较。王静怡在小说《反动》中所展示的是“虽然已经开始腐朽，却如此强大自信的生活。”因而可以说，王静怡小说的核心景象依然是理性的，在王静怡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欲望被视成罪恶，压到最低点，她一心只偏激地注重柏拉图式情感的精神，即使在两个个体杰出的那个层面上，她神经质的脑袋里充满的也只有思想，另外，顶多还有一点让她羞于承认的浪漫情调。”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在恋爱的过程中紧紧地提防着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她拒斥那种“只要稍不约束，便可随处遭遇的激情”，因而她愿意将恋爱限制在电话里“以控制爱情的盲目性”，防止自己因爱而癫狂。而这一切在70年代生女作家的身上就极为不同。魏微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我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的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这种情况在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中也可以见到，作者在写到手淫时如是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对性快感的直接认同在其他场合也比比皆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生女性写作对王静怡、林白、陈染们构成了挑战。癫狂已经是癫狂本身，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又如，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小说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又颤栗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以来的癫狂美学。

　　当然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以“性”为武器的癫狂面前土崩瓦解。中国女性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瓦解旧道德不是感官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只有道德可以和道德为敌：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否在她们的书写中建立了另一种新的道德，以便和旧道德抗衡。

　　纵观上述过程，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癫狂史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以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社会解放而佯装癫狂的阶段，佯癫实醒的莎菲女士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症患者哈姆雷特的东移，它是“五四”启蒙文学大潮风起云涌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以陈染《与往事干杯》、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而佯狂实癫阶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以性为突破口，将缭乱的性当成了女性实现身体解放的秘密武器；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为代表的为了癫狂而癫狂的阶段，它是女性癫狂写作的极端化，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在此，中国女性癫狂写作由追求解放的产物变成了追求放纵的产物，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对耻辱的体验和认同

　　

　　市场经济出现以后，集体经济之下那种女战士型、女劳模型女性书写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打工妹书写。2000、2001年和今年，三年之间，当代中国文坛出现的打工妹小说不下10本，深圳王丽丽《你离我很远》、文夕《姊妹花》、大连马枋《生为女人》、北海贺晓晴《花瓣糖果流浪年》等等，这些小说主要是女性作家写的，它们让我想起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愤怒的葡萄》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向西部加利福尼亚迁徙的故事。这个过程在20世纪末中国同样发生了，但是，它是反过来的，是内地小城市居民向沿海大城市迁徙，是西部、北部居民特别是农民向东部、南部城市迁移。也许这样的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进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可以无视这一过程中人们所承受的物质磨难和精神痛苦，把它看成是每个社会都必然要经受的“现代化阵痛”的一部分，但是，文学家却不能如此，他们必然要用人道主义眼光来看待这一过程中的人和事，对之寄予无限的怜悯。

　　从内地的小城市到特区，在中国要跨越多大的障碍呢？王丽丽的《你离我很远》以一套出租屋里为背景，描写了一群打工黑户的生活，他们或者到深圳寻工落得身无分文黯然回乡，或者在发廊做妓女，姊妹同侍一个情人，或者酗酒吸毒聚众淫乱，或者下乡下远道而来却仅仅是为了给城里的情人做几天饭，过几天没有人承认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命运比性格更起作用，他们几乎是没有反抗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性中残忍而又酷烈的一面在发挥作用，而美好的一面我们却没有见到。文夕的《姊妹花》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双胞胎姐妹滕林、滕枫因为不满内地小城市闭塞、守旧的生活，先后来到开放城市深圳，姐姐滕林到深圳后经历了和男友徐同以及大款级人物钟兆威三角爱情关系；妹妹滕枫也偕情人肖安来到深圳，他们先是在小的公司打工，进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可以说，这对双胞胎姐妹闯深圳是双双成功了，但是，这成功是要有代价的，对于姐姐滕林来说，这代价是放弃了和自己相恋了多年的恋人，过起了一种富有但是孤独、苦闷的生活，对于妹妹来说，其代价更为严重，是肖安的背叛，以及为了惩罚她自己付出的生命。贺晓晴的《花瓣糖果流浪年》则描写了一个从内地小城到北京打工再到北海落户的打工女性故事，故事是单线条的，主人公的最终也是成功的，但是，累累的伤痕却也是分明可见的。

　　这些小说在技术上都不是太成功的，但是，我在这些小说中想看的不是艺术性，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对身边正在发生着的不幸和苦难是否有深深的同情和把握。新生代作家的私人化写作已经过度地伤害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它让作家们躲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为那点可怜的小资情调沾沾自喜。相比较而言，这些打工族小说却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真正令人震惊的一面，它让我看到打工族越过户口的疆界时所落下的层层隐伤。

　　为了追求富有的令人尊敬的生活，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但是，正是这种天赋的似乎人人都拥有的权利，在实行的时候却不那么容易，人类同时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障碍，有些障碍是先天的，如智力、体力，有些是后天的，如等级、户籍等等，要逾越这些障碍就必须付出代价，有的代价是必然要支付的，例如努力工作、学习等等，有些代价则是无谓的，或者是因为社会不公，或者是因为闯世界者自身的素质，如《姊妹花》中的肖安，他的素质就是一个农民的素质，他不能承受在大城市的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迅速地成功给他带来的不是更大的进取动力，而是堕落、腐化。但是，正是这种带着伤痛的流徙构建了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潮流，没有这些人口的流动，难以想象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会如此顺利，也难以想象中国社会的市场化会有如此巨大的进展，可以说这种流徙，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流徙者的命运还没有在文学上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他们的故事还仅仅限于淘金、冒险，他们的形象还仅仅限于打工、挣钱，他们丰富的人性、人格，他们进取的开拓者气质，他们矛盾的、痛苦的精神裂变，他们对不公命运的挑战和忍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得到典型的表达。他们尚出于自生自灭之中，他们的命运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

　　读完王丽丽的《你离我很远》，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阿玲、阿萍的男友波波在楼下的喊声，他祈求原谅的喊声，他在暗夜中无望地叫着，但是，我希望这叫声不是来自波波，而是来自阿玲和阿萍，最有力量的叫喊实际上已经孕育在她们被伤害被侮辱的身体里了，但是她们没有，她们仅仅是因为“肚子痛”而在暗夜中独自呻吟。

　　

　　王丽丽《你离我很远》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想拥有一个男人，一个自己的男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便会发现其中蕴涵着多么深重的人性异化的成份。在打工族的意识中，匮乏以及对匮乏的恐惧成了整个生活的中心，她们活着似乎仅仅是为了克服匮乏感。因为物质匮乏，打工族出来打工——这打工似乎决定了她们的生命只能是克服匮乏的工具，而不是其他。她们的生和命不是自在自为的，或者说她们不是自己的生命的主人，她们的生命已经贡献给克服匮乏的事业了。的确，物质的穷困使她们没有多少力量来追求其他的东西了，甚至爱情她们也是不敢奢求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现在越来越想拥有一个男人，一个自己的男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在处理爱情问题上，沿用的依然是物质的方式。通过占有物质可以克服物质的匮乏感，于是类推，她们觉得通过占有一个男人，让一个男人属于自己，让自己完完全全地“拥有”一个男人，她们就可以克服自己在流浪、迁徙之路上的孤独感，就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她们用“占有、拥有男人”，来捕获爱情。不要说她们对爱情的要求是如此地低，低到只是祈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男人”，不要说她们对于爱情的要求是如此的无耻，无耻到仅仅只是希望占有一个男人，低到把“男人”当成自己的生活目标，把“男人”当成自己的最终归宿；她们已经被剥夺得太多。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之中，人性的异化是何其地深！爱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已经丧失。

　　《姊妹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物形象滕林。滕林出生在内地小城市，但是，从小她就表现出色，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她总是比妹妹表现好，可以说她是一个有着良好的基质和丰富可能性的人，同时她又有一般人少有的冲劲儿，她渴望提升自己，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将自己的生活境界提高到更高水平是她的梦想，而且她不惮于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一个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但是，正是这样的新人，最后却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抛弃了相恋多年的恋人，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一个庸俗的阔佬。

　　金钱至上、物质之上的阴魂正严酷地烧灼着她们的灵魂，使她们变得扭曲，甚至变态。马枋的《生为女人》写的就是一个女人因爱而恨的故事，一个女人报复男人的故事。《生为女人》中塑造了报社记者、农村打工妹、画廊女老板三位女性形象，三个女人因为受过男人的种种伤害而彼此惺惺相惜，于是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这个“家庭”的唯一目的是女人之间彼此取暖，并对男人施以报复。她们采取了一系列“聪明机智”的手法，搅得电视台主任心神不宁，让贪财好色的土财主失去了一大笔钱。在这里女人的智慧已经不是用来吸引男人，用来爱男人，而是相反用来惩罚男人、教训男人。

　　在《花瓣糖果流浪年》、《生为女人》、《你离我很远》动小说中，女人脱离男人（离婚）、厌恶男人（女人与女人群居）、憎恨男人（报复男人）的轨迹非常明显，她们正在把男人从她们的生活中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出去。她们的力量不再是来自于对男人的浪漫爱或者男人对她们的爱，而是相反来自于对男人的恨，正是这种恨使她们获得了揭露男人，揭穿他们的冷漠、贪婪、自私、虚伪的能力。在这些女人的眼中男人已经不再是用心、用感情去爱的对象，而只是用理智去分析、去批判、去揭露、去报复、去憎恨的对象。《你离我很远》中女主人公似乎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她只是在寻找一个男人，而不是在寻找爱人（别说是爱甚至那小小的情欲也在这种寻找中丧失了）。而《花瓣糖果流浪年》中女主人公更是把男人恨了个遍，男人是兽、是魔，只有不断地欺骗和利用他们才能战胜他们，一句话女人绝对不能爱上他们，他们根本就是不值得爱的。来自社会的压力，在这些女性的意识中，通过一个微妙的微感变压器，已经转化成了来自男人的压力。她们的直觉告诉她们，男人是这个社会的代表，她们所受的一切都是男人造成的，因此她们恨男人；但是，她们无论如何又离不开男人，无论是在情感上，身体上，还是物质上，都是如此，她们最直接地感觉到的压力便是男人，同时又离不开男人，这就使她们更恨男人了。

　　男女之间的符合本性的关系应该什么样的呢？是浪漫爱。但是，女性打工族小说让我们看到，因为匮乏，在她们的世界中男女之间浪漫爱的关系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占有和憎恨。

　　女性打工族小说，有其深刻的一面，它操持着流徙不定者挣扎的言语，诉说着当下女性打工族生活的真相。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女性打工族小说在精神秉性上有它逆来顺受的一面，对物质生活过度细碎的描摹牵制了它抵抗的雄心；它是在暗暗地饮泣与呻吟，但是却没有呐喊。女性作家们一方面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似乎看不起她们。女性打工族作家们无意识中也被某种主流社会意识同化了，她们不仅仅是代表打工族在说话，同时也无意识地代表着主流意识在说话，她们自己是打工族，但是作为打工族中的白领又看不起打工族中的蓝领，对最下层的操皮肉营生的打工者，她们甚至连同情都没有。这就使女性打工族小说的抵抗性大打折扣。就此，我想说的是对于女性打工族来说，真正的悲剧不是其生活的匮乏，而是对这种匮乏所感到的羞耻。她们没有力量承认自己的生活，相反她们为自己感到羞耻。

　　

　　女：市民的性别

　　城市的现代概念我以为至少必须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以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体的人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这个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经有了，虽然柏拉图主张集权控制；二、以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体的人为文化活动的主导，这是现代城市在文化上区别于封建乡村文明的方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男性写作表现出了对都市的后一种属性的认同，但却产生了对都市前一种属性的不适应症。他们徘徊在市民生活的门槛之外，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市民”甚至是“小市民”的现实。男性小说家主要表现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着的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接受过正统的学院教育，因而比一般的市民拥有较高的学识素养，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方面构成了和这个时代的市民生活的胶合与反悖相统一的情形，一方面他们寄生于现代都市中，和现代都市构成了一种依赖关系，他们已经无法离开现代都市那种柔软的生活方式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些都市里的出离者，他们的教育并不没有使他们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中享受到这份教育本该给他们的待遇，他们在物质上处于这个市民社会的底层，而在精神上却处于这个市民社会的高层，这种悖反的局面使他们既在现代都市中不能自拔又不甘于在都市中沉落，因而他们成了一群批判者，他们是都市中的游离者，如韩东的《三人行》、鲁羊的《黄金夜色》、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荆歌的《歌唱的年代》等等，他们展现的是当代中国都市中的一种特殊的边缘生活方式。他们主动地批判市民生活，表现出一种现代都市白领的特征，如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持证人》等小说，但却不能认同底层市民的精神气质。

　　看起来，“市民”这个身份的精神和物质载体似乎都要天然地和“女性”这个性别联系起来。“女性”，她们的“油盐酱醋”、她们的“婆婆妈妈”、她们的“小肚鸡肠”、她们的“艳俗打扮”、她们的“爱恨情感”等等才构成了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市民”景观。也的确，这方面女性作家，走在前列。从《怅恨歌》到《富萍》，王安忆经历了一个否定市民意识，到肯定市民意识的过程。王安忆说：“《富萍》写的是“文革”前——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富萍这个人是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慢慢潜入上海的。当然她背后有许多榜样。六四年、六五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像。”

　　《长恨歌》是王安忆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怀旧风潮影响而写出的一部作品，那个时候的王安忆似乎相信旧日的选美小姐王琦瑶代表上海这个都市的本质，那个时候王安忆看到的上海是浮华的、艳丽的、雅致的。但是，到了《富萍》王安忆有了巨大的变化，王安忆意识到，“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富萍》依然是写上海，但是王安忆放弃了对“浮华”、“优雅”等质素的描写，而是从在上海当保姆的“奶奶”这个人物入手，“奶奶“是一个“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的人，这一点正好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构成对比。的确上海表面浮光掠影的那些泡沫之所以能绚烂着，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奶奶”式的人生。奶奶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是一个扬州人，本身带有一种绚丽的乡气，然后她来到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完全融在里面但又保持着自己很‘俏’的色彩。”据说，奶奶的原型是在王安忆家家里做了许多年的保姆，王安忆对她的把握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有生活经验支撑的，不是全凭想象。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日常的”，王安忆不再像当初那样把目光放在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例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那是一个选美胜出者，尽管不是花魁，却也是美冠群芳的。《富萍》中王安忆不再依靠这些个性型的人物，也不再依靠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而是依靠“日常”的生活本身。

　　《富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再写爱情。王安忆觉得“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可以蒸发出一点戏剧性来，但其实都是重复。现在好像离开爱情别的故事都没有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富萍》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富萍要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财富，而是一个家，一个以她为主的家，在小说里，王安忆为富萍的这一理想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她“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男女关系，仅有的是和‘孙子’的关系，以及略微接触了一下的舅妈的侄子光明。她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人，但有一点她特别强烈，就是她特别要一个自己的家，因为她从小生活在不是至亲的人当中，最后她遇到一对母子，这方面给了她最大限度的满足。她有一个婆母，一个丈夫，他们在生活上都依赖她，所以她就有可能在做主人，覆盖她整个感情世界的就是这些。”

　　《富萍》更细密，更写实，并且有着一种更为日常的叙述语调和温暖情调，整部作品显得干净而又简洁，稍有一点儿压抑，但依然是明快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以画廊展览的形式分头写来，有的人物放置在过道里，有的人物放置在大厅里，有的经过一个拐角才能看到，有的则可以一进门就一览无余，但是，也正是这些人物和事件微妙的相互作用，将富萍一一步一步推进了谁也不曾预料的结局中。这部作品是日常的，而它的戏剧性则完全被包容在了这日常之中。也正是因此，我们会发现，王安忆现在再也不用依赖报纸上的新闻故事了（《长恨歌》的故事来自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我爱比尔》等故事来自王安忆在女子监狱的采风），王安忆甚至不再依赖“想象”，现在，她找到了自己的经验，真正地把捉到了自己的经验，《富萍》中，王安忆完全是让经验原生态地自然地流淌出来的，在这里经验依然是经验本身，经验通过依然保持自己是经验而成为小说的审美要素，这时《富萍》的最大特点。

　　《富萍》中的人物“奶奶”、富萍等从地位上讲都是社会上地位低下者，从生活上讲她们的生活可以说四处都充满了危机，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在描写她们的时候是平静的，而且这种平静中渗透着欢乐的因子，一种对平淡的生活的感激――细心的读者决不难发现《富萍》语言中的这种精神气质。这些人物形象要是拿到鲁迅等现代启蒙者的笔下，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批判，他们会变成麻木、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例如“奶奶”那种坚持主仆规矩，叫东家“先生”、“师母”的习惯，会被认作是奴隶心态（这正可以和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构成对比），但是，在王安忆这里，这倒反而成就了生活本身的质地，“奶奶”正是在这些规矩中成为一个“生活”着的爱生活和能生活的人。“奶奶”是仆人，但是即使是在仆人的位置上，奶奶也活出了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生机、自己的情趣、自己的尊严，这些和“革命”、和“翻身”没有什么关系，革不革命、翻不翻身，都一样，生活依然如此地继续着，底层的人的使命就是把生活进行下去，并且在这不可更改的生活中活出平淡的滋味和平和的意绪来。

　　与此相同，王安忆则发现了在严酷的等级社会结构制约（城乡登记差、户口制度）之下中国南方市民社会中蕴含着的文火慢烤般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忍受、顺从，富萍常常为有得劳动而欢欣，并不管这种劳动是低人一等还是如何，她还满足于嫁给一个残疾人的生活，“奶奶”则满足于仆佣地位，甚至为自己做好了、做稳了仆佣感到自傲，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她们没有试图从制度或其他方面来反抗这种生活，而是接受了这种生活；它同时也是一种抵制，一种抗争，富萍那种沉默寡言、孤僻顽固的性格，本身就意味着反抗，她对不公的命运不是没有意识的，她抛弃了“奶奶”的孙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她的情况下，毅然地选择了城里的生活，“奶奶”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她似乎是麻木的，但是内心她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爱的追求和幻想。也正是这种江南市民精神的双重性让她们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了下来，她们没有夭折。事实上，这种生活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几乎是一样崇高、伟大的，革命者以决绝的态度的抗社会的不合理，而富萍者则是用沉默的、忍受的力量扭转着这个社会的不合理，前者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社会崩溃、坍塌的代价，后者则常常使双双成活，渐进的也改观了，他们的结果，哪一个更好呢？

　　王安忆笔下的江南市民精神也不像西方的个人主义、自我决断，它是依附的、合群的，甚至是优柔的。富萍总是在关键时刻依靠着自己的亲人，投奔自己的亲人，“奶奶”也总是要和自己的朋友们商量这，商量那，她们的性格也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外张、开放的类型，“奶奶”终身没有决绝地追求过爱情，富萍也没有以惨烈的、革命的方式抵抗过什么，她们并不符合启蒙主义者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理想，但是，她们却在这方原来不属于她们的土地上扎下来根，她们移民来到这里，不仅留下来了，而且还活了，这就是她们的“市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