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凝固在黑夜里
　　亮得耀眼
　　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
　　向我推近
　　----虹影《追踪》
　　
　　一
　　这是享乐的盛世，这是思想的乱世。这是散文勃兴的年代，这是诗歌死亡的年代。这是无梦的世纪，这是寻梦的世纪……用如此聒噪的铺陈描绘我们生存的境域，却使我想起数百年前狄更斯写在《双城记》序言中的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假如我们相信，狄氏的文字不仅仅在抒写他的目光所触的事物，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预言，那么置身于2003年秋天的氛围中苍茫四顾，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相貌一点也无绅士气息的英国老头的头脑竟是如此睿智。至少，他从一个层面道出了与他遥距千里的后世所深深沉陷的疾病的症状。正是混乱与迷惘，将这个时代普遍的灵魂苦痛缠绕。每一条道路都对应着十字分叉。每一种抉择都隐藏着背叛的危险。绝对的正确和永恒的路标，正在冉冉升起的多元主义肥皂泡里变得迷离而诡异。焦灼的人们只能隔着那一重朦胧，打量着它们似乎光辉的指向；或者怀着热切的期望，催促那气泡尽可快速的消散。只是他们期望着，却没有人移动脚步。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我却发现了一种可能，明确地说，是选择的可能。当“活着、还是死去”被偷换成“怎样活着”时，问题也失去了追踪本原的意义。我坚持认为，一个有选择的时代总比一个所有人共奔某个路向的时代要好一些，就如一个喧嚣甚至吵闹的时代远远胜过一个沉默的时代。后一种环境下，他们活着，因为他们必须活着，而且必须那样活着。而我们的时代，死亡又重新成为一道威胁的光束罩住我们的头颅，因为我们容易迷失，或者已经迷失于那无边的焦虑中。但是我仍愿意向这种焦虑靠近，毕竟，正是在夜夜难以入眠时，在潮水的人群里忽然寻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时，问题才重新成为问题，自由作为一种幸福才被重新感知。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伫立于迷茫之中，想起狄更斯的话，或者走向地狱，或者走向与其相背的方向。还或者，又有隐匿的道路浮现在我们苍白的视野。它通向何方？
　　
　　二
　　在如此简单地描述完一个时代过后，我的目光又转向了这个时代里遭受指责最多的一代人。他们生于80年代初，以及70年代的最后两年（精确的说法是1978－1983，这五年出生的人们在思想习性上是相近的，且是独立的，文中的“80初的一代人”的称呼，只是为了方便）。他们都穿过了新纪元的黯淡前夜，并在那里看着青春长出了斑斑锈迹。他们现在大都二十出头，花一样的年龄，却在黑暗里寂寞老去。这一代际的孩子们，没有上一代人对于文革时期国家浪漫主义苦难后果的痛楚记忆，也不能够像下一代人那样，漠然看着原本僵硬生成的各种界限逐次消失，因为能与地球另一面的同伴们同时观赏到毫无差异的风景而欢欣歌舞。他们的成长历程，正是一个国家通体遍身急剧易变的过程。其间的波澜起伏，已注定了这一代人的性格中多是动荡与反叛的因子。他们的苦难，至少在表面上，是没有特定的历史印记的--因为作为一种呈现的历史总是被快速地颠覆，昨天是海水，明天则可能是火焰--他们的苦难是无根的。所以，这一代人必然直面这样的评价：“据说，似乎成了附庸的这一代人本身并不重要，这一代人的作用只不过在于他们是通往下一代人的必由阶段；而且，他们与神性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段话作为一种援引，是由近200年前的一个叫兰克的老人说出的，它依然深刻而恰切。

　　三
　　这的确是处于附庸境地的一代。现在，我想说说他们的童年。这一代人，在生命落地的一刹那，所遭逢的，是与炮火的战乱同为一种灾难的思想的战乱，后者带来的痛苦并不比前者薄弱。1978以后的几年，是新历史上最为决绝的时刻。托克维尔是说一个腐败的政府，而事实上，无关于这个政府的好坏，它的改革总是要与危险相形而生。1978，刚刚走出阴影与噩梦的现代中国，原存的制度可能会在瞬间烟消云散，可这些旧制度的灰烬却飘落在人们的观念里，从而阻挡思想的蜕变。而另一面，一些激进立场的持守者，又感觉到制度的滞后。一场不见鲜血的战争，在新与旧的对抗中愈演愈烈。烈到极致，便使那个时段的人们都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立于五千年传统微光中的精神家园终于在形而上领地也被彻底摧毁。之前，它曾历经多次铁与火的冲击，表面或许伤痕累累，根基却始终安稳。而这一次，它一被点燃，便永无休止地烧灼。
　　1980初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是满眼火光。保守的伤心欲绝与激进的热血沸腾，暂时还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在无知觉中看到，那一道明亮的火穿越了他们的童年。这会在他们儿时纯真的梦里，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二十年后，他们才发现，那火对应的激情，竟使他们对真正的激情产生了一种惧怕，是向往之后的恐惧。他们是玩火的一代人，既渴望接近那一团浓烈的诱惑，又害怕炎热与烧灼后的烙印。这便注定他们的一生，是前方永远有光芒闪烁的，而脚步又困惑于通往道路的荆棘，眼神又受疑于光的虚假。
　　
　　四
　　这一代人，会在花朵绽放的季节，陷入了往事沉积的河流。我隐约听到这样的指责：他们是多么善于怀旧。的确，作为一种情绪与生活方式的怀旧弥漫于一代人的心灵，不是一件值得欢快的事情。若延及到一个民族，更是一场磨难。可仅仅指责是无用的。当一种欲望的疯狂成为潮流，没有什么能矗立其中，去阻止它的肆虐。我想问的只是：为什么怀旧能如此流行？是这代人的宿命？还是历史的玩笑？抑或文化在根子上的悲哀？
　　怀旧是夕阳下的事情，这已为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而一个国家的多数青年沉迷于此，只会出现两种可能：他们的心灵过早的衰老只能靠旧日的点滴滋养残余的欲望之鱼；或者，他们在逝去的时光里丢失了与他们的成年有致命关系的东西，因而不厌烦地遍遍回顾找寻，以企求那已被埋葬的光芒的重放。前者映照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非自然老化，生于1980初的一代人，更呈现了这种让人难以乐观的面貌--是外表的趋向幼年与心灵的趋向老年--两个让人震惊的极端。而后者，却会显示，这一代人是永远很难长大的，他们只顾埋头在少时的残灰余烬中寻觅遗失的东西，却忘记了追逐从他们身旁飞速掠过的年华之风，等到家园焚烧为一片乌有，他们才抬起已疲惫不堪的头，青春也变成了一片残酷的空白。
　　我试图描绘出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事物，姑且叫做童谣。童谣的意义，不仅仅是录尽了儿时的苦笑，更为重要的，它作为一种文化片段的留痕，可以是一道苍白的影子，罩住了某个少年的一生。是的，我可能有些夸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反面，一个没有童谣的时代，将是一个多么沉闷的时代；没有童谣的一代人，也会因为童年的默默而丧失了对它的记忆。80初的他们的童年所见，就是一片熊熊火光，以及屋舍的持续倒地。当他们迈进青春门槛的一刻，也就是有了自省意识的一刻，回过头去，家园已经彻底崩塌。也可以说，他们是最没有乡愁的一代，因为故乡之于他们，是白茫茫的一块干净虚无，他们的故乡，只是幻影似的存在。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感。他们也想尽力恢复对这种感觉的体验，可结果总是失败。历史的童谣，在时代的暗角遥遥响起，越过低头的一代人的五彩斑斓的长发，并在睡梦里久久不散。
　　
　　五
　　寻找童谣的一代，享乐主义的一代，也许这些带有恶意的称呼并不能让1980初出生的孩子们感到特别深重的震颤。他们的眼中，更多的只是淡漠与无谓。寻找童谣，是以为现实过于丑恶，他们不想面对，也不想长大；享乐至上，也同样因为憎恨冰冷的世界，昆德拉说，享乐主义的本原其实是至为绝望的，在悲惨的状态中，惟有快乐才是可以切身把握的价值。是的，当我们接受这样的辩护时，的确触及到一种无力，心底还可能会涌起一股同情。毕竟，“我们生在了这样的时代，我们生在了这样的人间”（鲁迅）。然而，当他们被称为“没有信仰的一代人”时，他们是否还能轻松地挥手，作别那几个并不轻松的汉字呢？
　　没有人愿意承认远离信仰，尽管这个词已日益变得模糊，且衍生了异样的味道。它的对象，可以是尊贵的神，也可以是一种人们不屑一顾的物质体。一位生于1982的孩子写道：在一个没有意义的荒谬时代里，生活的目标就是苍凉的墓地。这样的道路，无疑是一条让人悲观心寒的悲途。而信仰，就成为了路边以及坟头的花朵，那点缀的作用，是让那些必然走向死亡的在世过客，在沉醉于芳香怒放的过程中，忘却耳际盘旋的恐惧。
　　这就是这一代人最为苦恼之处。一边号称自己有信仰，一边又将信仰当成一种自慰的工具，在精神的快感后不加珍惜的丢弃。他们的灵魂是虚弱的，也是永远矛盾的。因为他们生长于这样的一块文化土壤，这块土壤不仅缺乏提升个人意识的超验事物，也没有必要的真诚去面对那些非功利的东西，黑格尔说过一句非常刻薄的话，中国人，离“精神”一向很远。还因为，他们成长于这样的际遇：“一切热情和庄严都将受到嘲弄，一切高贵和神圣都将备感窒息”。在这个摩罗定义的喜剧时代里，小丑成了主角，魔鬼成了神灵。这样的情形下，信仰与受骗往往是容易混淆或结合的。其实，“无论是受骗时代还是信仰时代，都是最沉重最不幸的时代”。
　　这一代人，会记起尼采的箴言：信仰带来福祉，所以它总在撒谎。在不幸中骗人是可耻的，而在不幸中受骗呢？因信仰而受骗呢？那个生于60年代的叫摩罗的人写道：“在受骗与信仰之间，我还是愿意选择后者，庄严地持守着苦难的灵魂”。这就是两代人的差距。也因而这种选择，注定艰难。
　　
　　 六
　　这一代人，生在了一个不幸的年段。理想主义的沉沦，英雄路的荒芜，道德的覆灭，这些痕迹正是他们为了不再受骗而无奈遗留下的。由于一种对已逝去的那个政治嬉戏年代的恐惧，这一代人在拒绝了伟大的骗子的同时，也拒绝了某些真正的神灵。而拒绝到了极致，他们连现实也不再相信。存在中的所谓合理的一切，犹如儿时的玩具--被摧毁（解构）后，竟是简单的线条。于是他们似乎恍然顿悟，那使他们曾经深深沉湎与膜拜的，仅仅是一双组装工序的手。那手灵巧与否，实存何处，都已不成要事。他们更乐意生活于虚幻之中--这里，他们是手的主人。网络的悄然兴起，正暗合了他们的心气。自此，一场声势浩大而且色泽明艳的虚拟潮流，直接将他们裹进后游戏时代（参考我的朋友姚伟的名作〈网络时代的英雄话语--在虚妄中寻找真实〉）。
　　在那里，可能诞生了那个被尊奉为英雄和王者的孩子，他仗剑问天，啸傲尘世，无数的鲜花与掌声，无数的跟随与惊羡，伟人梦在虚空里变成了现实，尽管现实中他无比卑微。这也许是最让人难忘的讽刺：英雄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被热烈地群拥众戴，实际的英雄主义却难有信徒。这使我想起北岛的那首献给献给遇罗克的《宣言》，他写下了让经历过那个文革年代的人们后来读起几乎都掉下眼泪的诗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可这简单的愿望却需要“血红的黎明”从“星星的弹孔”流出。更难说幸与不幸的是，遇罗克和北岛都无可挽回的成了后人眼中的英雄，以及作为怀念一种高贵精神的理由。故事就这样被这一代的孩子们高声讲述，那是没有主角的传说，英雄已经退避到了尘埃。没有英雄的时代，也即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民主狂热的时代，话语中的英雄总是不太情愿出世的。一个功利的说法，作英雄代价过大。这些孩子可以在观赏完《切?格瓦拉》后激动地砸碎宿舍的所有玻璃，却没有人愿意从碎片上走过，就如去随切进深山荒野里打游击干解放大业。英雄充其量只是一个辉煌的冷硬符号，在言语中焕发光彩。
　　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们未必不能幸福地成长，英雄崇拜也经常被指责为一种父权症候，荣光与邪恶是共生的。而寻找童谣的这个青春细节，也可以视作对温暖母体的回归与怀恋。“在子宫里游荡”，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用以描述的一个精辟的词语。可问题在于，他们是难以找到旧日的童谣，也许它正在焚烧化为死灰，也许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就这样，一个个人化的时代，这些孩子既不愿成为英雄，也不能做永远的婴儿。他们只能被无奈地悬置。在一个真空的部落，信仰早已如同空气，被残忍地抽干。
　　
　　七
　　我想抒写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它叫做身体。在信仰的真空，灵魂是至为苦痛的：深夜空虚的双眼，面对危难时麻木的面庞。遗忘是不可能的，而对抗，他们又缺少足够的勇气与力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消解，就是用另一种感觉转移对灵魂的感应。由此，身体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词汇，赫然跃入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学的视阈。谁也无法否认。还有哪一代人能比生于1980初的孩子们在文字里对身体的暴露更为强烈？暧昧的言语，奇诡的情节，写就一个个被酒精和欲望扭曲的故事。文学身体学的崛起，身体政治学的复兴，身体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视角是应该推崇的，而其汹涌为一股生活的浪潮，并呈高度蔓延之势，却让我们感到危险。如果真得出现了荣格所说的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这种身体人格会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无须未来验证。斯瓦辛格主演的一部影片中，有一个消灭了身体的城市，身体仅仅作为精神的寄存，这个城市的终极就是毁灭，在身体的反抗下走向复活。而我想象的这幅场景，却是一个只有身体游动而精神完全死寂的国度，身体成了最高的信仰。这种趋向的尽头，就是无止境的欲望的爆炸声里，历史烟雾中又缓缓升起一片废墟。
　　然而，我们又如何才能改变这一代人的处境呢？对怀旧的渴望，对英雄的拒斥，对身体的迷恋，以及最终对信仰的恐惧，这一切粗暴缠绕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日日夜夜焦灼难安。我们正是焦灼的一代，但焦灼却赋予了我们一种值得庆幸的品质，只有行走着，才有可能恩临到希望之光，且不管我们的脚步沉重与否。也许这一代人是真得没有神性的，但是兰克老人又说，每一个时代都与上帝直接相关。我们的上帝又在哪里呢？他的福音又何时降落在我们的头顶呢？我的确难以回答，这些只有那个叫上帝的家伙知道（沃尔科特诗：上帝他在云端吸烟，上帝他沉默无言）。我能回答的只是：我看到了那些阻碍我们接近上帝的事物，它同时也致使了我们的焦虑。它让我们失去童谣，它让我们只能在身体里找寻幸福的河流。它就是家园，它正在燃烧。面对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一个出生于1982的年轻孩子，我想告诫我的同伴：不要期盼家园的自动熄灭，不要挽救那旧有的温馨，因此费力地加泼冷水；而是多扔几把木柴，哪怕需要拆下我们的肋骨；并砸碎它的残存的一切，让它归为尘土。即使这一代人从此永远丢失了乡愁，即使这一代人会因此沉入地狱。
　　我们要相信，那幽暗中的眼睛依然是可以仰望天堂的，并且那里，已经为生于1980初的孩子留下了永恒的位置。
　　
　　后记：因为一位朋友的邀请，我写下了这篇甚是混乱的文章。回想起当初他在信中的话，说此文由我来写有两个原因：一，我是这一代坚持写作的人中思想和才气均属上层的一个；二，我是最善于媚俗的一个。我不知道这是赞扬还是嘲弄，却也在迷惑之余有些飘飘然。一个“最”字，迎合了我的小人之心。于是我答应下来，暂停已经动工的《大学六记》，并许诺一周交付。
　　落笔之时，我才感到此任的艰巨。首先，作为一个生于80初的孩子来写这一代人，就像山中看山一样危险，是难以见真面目的。其次，无论怎样写，我都无法穷尽这一代人的特征，归纳法永远是不完善的。关于前一点，我只能尽量地将自己放置事外，所以文中出现的，多是“他们”，但到了结尾，我还是忍不住，来了一段“我”式的个体宣言叫喊。而后者，更让我为难了很长时间，在动笔的前一刻我才决定，尝试写这一代人的危机之所在，少说颂词，多言弊病。这一次我终不再媚俗，即使因此招来同侪的怒骂。
　　困难也随即接踵而至。选取“童谣”与“家园”作为意象进行书写，是异常仓促的做法（其实我的本意，是想用“流亡的一代”概括这代人）。而之中，我发现自己竟无力去全面把握这两个词语所隐喻的含义。如此，却使这篇文章缺失了我惯有的清晰。在凌乱的收笔时，感觉仿佛大病后的虚脱。可以说，这是我的写作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
　　我知道，这篇随笔并不能促使这一代人认识和改变什么，我也不想如此。云也退君说，“写下就是永恒”。此为至念。前些时日，一位同年的学弟为我写了篇纪念文章，名为“真实的言说”。对于“真实”，我不敢妄谈什么，而“言说”，却是我一贯的立场。诚如此文。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话结束我的絮语：“我说过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