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中的浪漫爱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基于三从四德、男婚女嫁的中国传统男女情爱是以实用主义考虑为基础的，与其说它注重男女感情的相契相合，不如说它更注重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义务、生活责任。而现代浪漫爱则不是如此，它以男女感情的无限契合为目标，追求爱与欲的双重高峰体验，生活责任和道德义务反在其次，有的时候这种爱甚至不以结婚为目标。
　　传统中国不讲浪漫爱。《诗经》时代基于人类早期质朴情欲而产生的美妙诗歌，渗透着自然主义情欲内容，但这不是浪漫爱，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了南太平洋中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之后所说的：“原始社会，巫术是无数信仰和活动的基础……在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事物中，它是至关重要的。”[1]那些如今看起来非常美妙的诗歌在当时可能是部落民为加强自己的性征服力而创作的巫术咒语，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2]中从“美巫术比喻”、“采摘性巫术”等角度分析，认为《诗经》中爱情诗发源于“情咒”，并非全无道理。封建时代，中国社会更是不存在浪漫爱的土壤，“游园惊春”、”花园相会”不过是文人“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烛夜”式世俗幻想的序幕，《金瓶梅》写的是男人的性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情，《水浒传》中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男人之间的“义”，而没有男女之间的“爱”。当然，中国古代社会文人们也不吝啬于一个“情”字，但是，这情到底是何物呢？晚清作家吴趼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恨海》第一回中，他对“情”字有一个议论：
　　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小说不是在那里写作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在写情，真是笔端罪过。
　　由此可见，传统文人的心中，“情”不过是忠孝大节而已，真正的男女情爱常常是被看成“魔”的。但是五四以后这种情况彻底不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浪漫爱的时代。郁达夫在《沉沦》中直接喊出了一代五四作家的心声：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五四”作家特别钟爱爱情题材。《小说月报》１８卷８号登载署名郎损的文章《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该文统计当年四五六月小说计１２０余篇，在题材分野上，“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７０余篇，”一般社会生活（小市民）生活共约２０篇（但是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２０篇，实际上依然是将恋爱当做中心），描写家庭生活的９篇（实际也是在描写男女关系），这样恋爱小说占了小说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作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恋爱”。“五四”文学中爱情题材之风靡很好理解。苏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脱离了旧的轨道，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路径入口处竖立着路标──浪漫爱”，“新文学的前面２０年堪称是中国的浪漫爱主题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如此多的作者涉足这个领域，使这个主题文学成为新文学最有影响也最有生命力的几大主题之一。”[3]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的浪漫爱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对此冯沅君的《旅行》中的一段话很能够说明：
　　“可是我们又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他们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
　　在这里男女主人公是靠了爱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而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爱使人高贵，使人骄傲，拥有爱情就拥有人的一切尊严，它是使人之为人的东西。这种对于爱情的宣告是冯沅君笔下的两个因爱而“旅行”的主人公的，它又是冯沅君本人的，进一步而言，它也是整个“五四”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共同的精神质素。值得一提的是《旅行》中的爱是超越“性爱”的，男女主人公在旅馆中共居一室，但是却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并且男女双方都为此感到自豪，为了爱的纯洁和热度，他们常常愿意牺牲“性”。这正是浪漫爱的特征之一。这种爱类似于柴可夫斯基斯基和梅克夫人的浪漫爱，双方为了防止因见面、因性爱而可能产生的厌倦、失望，极力避免接触。“五四”作家不仅用他们的文学来讴歌浪漫爱，也用生命来谱写浪漫爱的乐章，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殉尸”之恋就是如此，高君宇在世的时候，石评梅只是答应他做永远的“同志”，但是高君宇去世以后，这种“同志”之请却燃成了漫天的浪漫爱之火，铸就了石评梅终身不嫁，以身“殉尸”的浪漫爱悲剧。这是一个浪漫爱的时代，离家出走、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包办婚姻成了风尚，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等等女作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更无谈当时的男性作家在追求浪漫爱方面的极端表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浪漫爱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识的时代主题。
　　“五四”作家强调情感至上。徐志摩的一句诗最有代表性：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可以说强烈的情感性是“五四”新文学审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有力地将“五四”文学和中国古典的“载道”的文学、伦理理念中心的文学在美学上区分了开来，徐志摩甚至说：“我一生的周折都寻得出感情线索，这不论在求学或其他方面都是一样。”4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对徐志摩的浪漫爱“主义”有着非常精到的议论，他是将徐志摩的感情主义放在“对传统中国儒家爱欲观念的”反拨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的。
　　
　　二、爱的溃败
　　“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浪漫爱的高峰，此后因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爆发，“男女爱”的主题让位给了阶级、民族“恨”，特别是49年以后，浪漫爱在斗争思想主导的社会更是“合理地消隐”了。文革之后，随着《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系列作品的诞生，浪漫爱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但是此时作家们已经没有了“五四”作家那种单纯的对于爱的信念，同样是张洁，一方面她在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另一方面她又在写《方舟》，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了某种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的对于爱的理解和歌咏，让理想主义的浪漫光芒照进了爱的领域，那么很明显《方舟》则是一曲现实主义的爱的悲歌，小说中三个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女性，在他们各自走过了坎坷的离婚分居之路后，住到了同一间公寓里，于是这里成了她们摆脱苦痛和不幸的“方舟”，但，这是没有爱的方舟，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方舟，小说中弥漫着孤立无援、绝望愤懑的气息。
　　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中国为主情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所笼罩，浪漫爱的力量重新得到了肯定。80年代广为流传的《致橡树》（舒婷）就是一个表征，诗中写道：“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叶/像刀、像剑，/也像戟；/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共享雾霭、流岚、霓虹。/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经历了文革对于人类正常情感的无情摧毁，人们并没有失去对浪漫爱的歌咏能力，相反，爱依然在人们的心中燃烧，这首诗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之广、之热绝不亚于今天最出色的流行歌曲，能如此流传，没有当时整体社会风尚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后浪漫爱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社会生活的逐步丰裕，因为社会思想的逐步开放而在文学上站住脚跟，相反浪漫爱犹如昙花一现。
　　浪漫爱常常要求感情的浓度和强度，要求爱者将爱看得高于一切，把爱看得高于事业、高于金钱、高于地位、高于学识，尤其是高于自我，而极致则是高于生命。 为了爱而献出生命、放弃自我是浪漫爱的基本规约。但是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这种以迷失自我为特征的浪漫爱首先受到了女性的质疑。80年代中期引起广泛争议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一系列小说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女性主人公感到自己应当和男性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而不应当是爱的牺牲品，是以她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浪漫爱上，而更愿意在世俗的生活中谋求和男性的平等，如果没有这种平等，她们甚至可以牺牲爱，而不是相反，为了爱而牺牲自己。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在深深的生活旋涡中承担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她们对浪漫爱感到幻灭，她们疲倦至极，虽然她们主观上愿意但是客观上却无力承担浪漫爱。在谌容的《人到中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小说没有正面触及浪漫爱的主题，但是小说中弥漫着强烈的被琐碎生活压倒的悲观气息，浪漫爱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承担什么角色呢？什么也不能。这是作者给我们的明确暗示。此后，池莉的一系列小说问世（《不谈爱情》等），更是将对浪漫爱的质疑推到了极限。继池丽写了女人合伙惩罚男人的故事之后，新生代作家赵马枋再次写了一个女人报复男人的故事，马枋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生为女人》中塑造了报社记者、农村打工妹、画廊女老板三位女性形象，三个女人因为受过男人的种种上海而彼此惺惺相惜，于是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并对男人进行报复，她们采取了一系列聪明机智的手法，搅得电视台主任心神不宁，让贪财好色的土财主失去了一大笔钱。在这里女人的智慧已经不是用来吸引男人，用来爱男人，而是相反用来惩罚男人、教训男人。
　　从张洁到池莉再到马枋，女人脱离男人（离婚）、厌恶男人（女人与女人群居）、憎恨男人（报复男人）的轨迹非常明显，她们正在把男人从她们的生活中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出去。她们的力量不再是来自于对男人的浪漫爱或者男人对她们的爱，而是相反来自于对男人的恨，正是这种恨使她们获得了揭露男人，揭穿他们的冷漠、贪婪、自私、虚伪的能力。在这些女人的眼中男人已经不再是用心、用感情去爱的对象，而只是用理智去分析、去批判、去揭露、去办复、去憎恨的对象。
　　浪漫爱的精神性是不言而喻的。浪漫爱追求灵魂的融合，即使有性，性也一定是灵魂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浪漫爱重视痛苦体验，将为无望的爱、不能的爱而痛苦看成是高尚的，有的时候甚至将无性之爱，绝望的永不可得的爱看成爱的极致。因此，有的时候，浪漫爱并不要求于性，至少在性和爱的天平中，浪漫爱是倾向于爱而疏远于性的。但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如王安忆的“三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等，这些作品展示了女性因肉体快感而陷入癫狂的种种景象――作家们更着迷于探究身体感受，肉体悸动，快感的秘密。在《与往事干杯》中，女主人公在性上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而更年轻的一群，如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则是由酒精、大麻、摇滚、性高潮等多重成份组成，她们的小说中充斥着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又颤栗的肌体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以来的癫狂美学，在此，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身体已经走到了精神的对立面并且战胜了精神。陈染在《写作与逃避》中写道：“那个附着在我的身体内部又与我的身体无关的庞大的精神系统，是一个断梗飘蓬，多年游索不定的孩子。”精神的力量变得虚弱，犹如儿童，而身体在这过程中却越来越富于主导性，仿佛成了主角。
　　刁斗就在一个访谈中说：“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我喜欢探究情欲，使它在我的小说中成为一种整合力量……至于在小说中对情欲主题的处理，我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我只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的态度……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花城》1997年第6期）当然，对此作家并非是完全没有反抗的，鲁羊在《佳人想见一千年》中写道：“随我而来的人，趴在我的身上，可以说是我自己邀请了沉重的压迫。我在这具没有激情的巨大的躯体下面，滋生了无数奇形怪状的念头。都与耻辱和疯狂有关。” “我要你骗我一次，假装为我送行，直到黑夜的门边，我说哪怕仅此一次。”“我只能用指尖或者身体去咬，去挽留……我用眼睛对他说，等一等，我们会真的相爱的。我说，不要怕，不要屈服于身体的压迫，不要辜负即将再现的柔情，我说，来，靠近我，别错过。……我说别错过，但我知道有多少东西，被身体挡着，无法逾越，无法接近我们最不愿意错过的圆满的幸福。”浪漫爱已消失，留下的只是沉溺在黑夜中的身体，对爱、欲统一的流恋，对浪漫爱的向往依然在苦恼着他们，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沉迷于感官书写的陷井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已经没有力量超越这肉体之爱而恪守浪漫爱的理想和准则。
　　爱是这个时代的配角，性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角；爱不再和精神上的痛苦紧紧相连，而是相反和身体快感媾合；爱不再意味着两“情”相悦的欢愉，而更多地意味着两“性”相吸的狂欢。人们更愿意沉迷于身体的癫狂体验，听任性本能的召唤。
　　浪漫爱具有超世俗性，但是，中国女性似乎一夜之间就厌倦了对爱情的幻想，而开始了她们的世俗爱之旅。中国女性也似乎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对爱满怀热望的青春韶华，来到了对“那种与陌生东西打交道的好奇、勇敢和力气已经慢慢消耗”，已无力承担浪漫爱的年龄。《香港的情和爱》中王安忆写道：“这一晚上，老魏带她去了他的酒店。他们自然是做了爱。……后来……才有了一些温情。”这里，爱不再是精神性的，而是身体性的，爱只是一点点温情而已，先有了性，从性而来的一点温情，这就是当代的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真实面目。在语调上，王安忆在《香港的情和爱》中发展了一种理智的、不动感情的语言，小说中充满类似的对事件和人物冷静的分析性的语句，“逢佳不是创造奇迹的女人……她的欢情是有穿衣吃饭这类日常琐事的欢情，是类似家庭气氛那样温厚弥漫的，是有点儿粗糙的，沉渣泛起的。”在这里，抒情已经被作者有意回避并且也真的成功杜绝了。这种写作方式，和“五四”时代那种强烈的主情主义的气息完全不可比较。的确，女性已经俗化，就如同王安忆在《香港的情和爱》中借用男主人公之口所下的一个结论：“老魏这才发现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的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5
　　如果说80年代之前是政治扼杀了浪漫爱，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金钱扼杀了浪漫爱，中国文学中两性间的基本和解关系被打破了。张贤亮《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展现的是80年代之前政治压力下男女关系的欲望化面貌，男女关系变成了基于食欲、性欲的本能行为，尽管主人公为此而忏悔，但是，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却是不争的事实，男人对女人只是出于本能的“要”，而不是“爱”，女人对男人也是如此，男女关系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关系。90年代末以来，政治的这种功能被金钱取代了。新生代作家西风易有一部中篇小说《青衣花旦》，小说描写主人公在宾馆舞厅邂逅两位女性，为二人的装束和舞姿而深深着迷，他和她们对话，让自己了解她们，让她们了解自己，带她们一起到屋顶看星星，然而主人公的浪漫爱举动最后能得到什么结局呢？青衣、花旦的实际身份是妓女，警察随时可能出现逮捕她们，她们对警察的恐惧，她们对金钱的要求，等等，都不可能使她们成为真正的浪漫爱对象，她们是“性”的提供者，不是“爱”提供者。事实上，主人公也知道她们是妓女，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地履行浪漫爱的程式？惟一可解的答案是主人公对现实生活中获得浪漫爱已经彻底绝望，他宁可在这种虚张声势的、虚情假意的、绝无可能的情形中上演一出浪漫爱的假面戏剧，寻求幻觉的安慰，也无力或者无意在真实的生活中对此作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努力。的确，《青衣花旦》是沿着 “浪漫爱”的套路写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在不断地延宕着欲望，他压抑着“性”，让“性”退到可有可无的后台，而让谈情说爱、花前月下来到前台，主人公对“泄欲”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他集中精力试图得到的只是情感的假象，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反讽，他充分暴露的是浪漫爱的消溃而不是浪漫爱新生的可能。
　　
　　三、无爱的激情
　　用什么来概括浪漫爱消溃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情感状态呢？当代中国激情并没有变得匮乏，相反，这个时代的文学本文中充斥各种各样的激情，激情廉价地泛滥着，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但这是一种“无爱的激情”。人们的激情并没有随着浪漫爱的消溃而一同消溃，相反，人们的激情在当代拥有了另外的表现方式，也许这种激情更为炽烈，只是浪漫爱时代人们的激情指向的是“爱”，而现在人们的激情是“无爱”的。
　　的确，这种激情已经不再来源于爱，而首先是来源于金钱以及金钱背后的物欲。人们不再试图通过爱来证明存在的价值，而是试图通过对物的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似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消费的物越多、越贵重，其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也就越高贵――这是一种“消费形态的激情”。市场社会，不仅仅是商品的提供者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客户，就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会非常羡慕开私人汽车的人，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一个住着公寓的人会在住别墅者面前感到自卑，觉得自己的价值实在连别人的零头都不如。当代社会人的价值是用他能赚多少钱，消费多少商品来衡量的。新生代作家黄梵《病人之书》（《山花》2001年5月号）就描写了这种激情状态，细节上小说描写了“一只开一次就多两个夹层的钱包”，情节上有“母亲”卖纸、杨领做生意、张小璐经营消防器材厂、吴京滔订货单有去无回，等等，小说试图证明“赚取金钱”是人们在当下最重要的“激情状态”之一。黄梵在和笔者对话时说：“在目睹了近十年‘赚取金钱’的种种疯狂后，下意识中我已经无法绕开金钱这个现实。人们在‘赚取金钱’中的各种表现表明，他们不是偶尔地参与，似乎人人都在调整身姿，以确保方向一致，这本身就很荒谬，也疯狂，大概这是‘激情状态’中的常态吧。”
　　农业文明时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因为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一切消耗品在变成垃圾后都是可以重新归入大自然，并在大自然中获得新生重新成为物。但是，工业文明时代则使石油变成塑料，使石头变成钢铁，使树木变成纸张……这些工业品大多无法返回自然，它们从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永劫不复。也正因此，现代人的消费激情才会如此高涨，他们觉得，这些无法复原之物一旦被别人使用，对自己来说就没用了，因而他们必须赶在别人使用之前使用某物。例如，餐巾纸，当它被甲用来擦他的油晃晃的嘴时，它对于一个没有用餐巾纸而等着服务员拿餐巾纸来的乙来说就已经是垃圾了，也就是说，乙在这张餐巾纸被甲使用的过程之中甚至之前（如甲拿过餐巾纸，准备用它）时就将这张餐巾纸感受为垃圾了，因为这张餐巾纸对于乙来说已永远没有再用的可能，乙不可能将甲用过的那张餐巾纸再用一遍。这就是现代消费的实质，一次性地消耗一个物的所有价值使其不可再生，一次性地使其成为垃圾，使人感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消费，物总是在总量上不断地减少。这种消费使“消费”自身成为“匮乏感”的来源，因而它更加强烈地激起再次消费的激情。
　　市场经济时代，商家也在不断地制造这种匮乏感，例如对衣服的消费，本来你买了一件衣服是可以穿5年的，但是，第2年商家就推出了新款，让你的衣服“过时”，这个时候你的“匮乏感”就产生了，你不得不扔掉一点儿也没有破的衣服，再买一件新的。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赵波、刘燕燕等女性“新新人类”小说作者的笔下出现了太多的购物描写呢？购物：它是这个时代人类最大的激情之一。
　　在这样的商品时代，一切都刺激着你的消费激情，你总是渴望占有得更多，你渴望占有空间，买更大的房子，你还渴望占有阳光、空气和水，因此你要把你的房子买在乡间，你渴望占有速度，因而你要买私家汽车。有的时候你渴望消费尊严，因而你还购买别人的羡慕，你买3000元一条的皮带，尽管你很清楚你根本就不需要这皮带，但是，你觉得这可以给你带来尊严。
　　你不仅仅消费物，你还消费别人，你将别人当作物来消费。王朔的小说《顽主》以及后来深受《顽主》影响的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就将这种“人”被当作“物”来消费的情形描写得入木三分。正是这种对“人”的消费使现代人产生了另一种激情――“被消费的激情”。《顽主》和《甲方乙方》中主人公总是在积极地寻找被别人使用的机会，他们时刻害怕自己“无用”。其实，现代人所谓追求个人价值就是追求于别人有用。现代人拼命地学习、工作，拼命地寻找客户，以便可以出让自己的使用价值而证明自己“有用”，被他者需要。对“垃圾”一词的恐惧体现了现代人本质上的利用关系――他害怕被别人当成没有用的垃圾，他希望对别人有用，现代人的中心焦虑之一是“怎样被别人利用”。商人首先想到的是顾客需要什么，对于一个即将入眠的顾客他拿出一只枕头，他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有用，并从那个叫做顾客的人哪里拿回一种叫做钱币的东西，拥有了钱币他就自然地感到了价值，他仿佛不再恐惧被人当作垃圾了，因为他可以随时用“钱币”去购买其他人的价值，通过“购买”消耗其他人的价值使其他人不断地“垃圾化”，从而证明自己不是垃圾。他正在消耗着价值，他是“使…成为垃圾（垃圾化这个世界）”的主体，因而他可以自我感觉不是垃圾。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养老院，老人们不再具有“价值”（请原谅用这种方式说话吧！），他们走到了垃圾化的尽头，他们的恐惧（被当作垃圾）也达到了极限，但是现代社会创造了养老院这样的形式，使老人们盛年时积攒下来的钱币──对垃圾化的反抗形式──可以发挥作用，他们用钱币补偿世界，用钱币购买别人的时间，这样他们的垃圾化就仿佛被延迟了。因而，现代人的赚钱冲动有一个来源，对垃圾化的恐惧，一方面他们在当下需要感到对别人有用（对于他们来说有钱就是有用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他们必须积攒足够的钱币以便在自己成为垃圾的那一刻使自己有足够的钱币推迟那个清洁工的到来，从这两点上看现代人都患上了一种绝症：赚钱狂。赚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激情指向。
　　男女之间经典的“爱”的关系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性交换”关系；男女之间“彼此奉献”的关系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占有”；这个时代男女之间并不缺乏激情，他们的关系也是如火如荼的，只是这种激情是指向占有和交换的。王芫近作《什么都有代价》中主人公有这样一句话：“‘我要找个有大哥大和汽车的男人。’这是历史的真实。[6]”这句话在小说的叙述中并不突出，但是当你把这句话摘录出来，单独地面对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感到这句话是多么地令你震惊――它是那么直率地道出了这个时代男女之爱的真相。
　　是物欲的激情在主宰着男女关系，而不是浪漫爱的激情在左右着男女之恋。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是意味着可以消费、可以占用的“躯体”，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则是可以赚取、占有的资金。此种关系的真相并不难以窥破，当下非常流行的各类电视择偶节目就明显地显示了这种图景。例如，上海某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节目，有一期他们挑选的嘉宾全部是留学生，节目主持者的隐含观念是什么呢？爱应当门当户对，它充分暴露了把“爱”看成是一种（社会身份等价）交换关系的世俗心理。浪漫爱常常是以超越职业身份、超越家族地位、超越贫富贵贱为标志的，许多浪漫爱的文学本文正是以王子和贫民女、贵妇与贫儿的故事而感天动地的，但是，在当代中国的爱情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例如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就几乎没有那种为了爱而放弃现实生活的女性形象，池莉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主人公在遇到现实生活和爱相冲突的情况时，总是会牺牲情感上的“爱”而选择迁就现实。
　　
　　任何被占有之物都会因被消费而无化，指向占有的激情最终只能将人们导向虚无。然而在“无爱的激情”作用下，拥抱着被占有物的人们并没有理解这种虚无的真实面目，无爱的激情状态常常导致某种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正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占有得越多价值就越高。
　　这是一个“无爱的激情”时代，在指向占有和交换的激情左右下，人们正经受着日益严重的虚无化，而中国当代文学则真切地展现并毫无反抗地接受和认可了这种情感状态，使其也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性情感状态。
　　
　　
1 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246页。
2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4 《爱眉小札及其续篇》，第７８页
5 相比较而言，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也许可以说是当代浪漫爱小说的最后一曲挽歌，这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浪漫爱的无端的激情，在当下的小说乃至王安忆本人的小说中都是非常突兀的。
6 《什么都有代价》，第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