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宗教热潮方兴未艾的时代，证明“人是不可救药地倾向宗教的”。范伯格 (John S. Feinberg) 指出，人对上帝的追寻不仅因为他发觉自己并非宇宙中的孤儿，因为他发现心灵深处是非对错的准则，因为他要明白自己是谁和为何在此，更因为上帝真实存在并向人启示了自己。(1) 基督徒宣称，神的启示主要借着圣经，而耶稣是神最完全和清楚的启示。既然我们已拥有各种版本的圣经，也相信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是上帝启示的终结，岂不可以按图索骥地得出关于神的全部结论？这其实涉及到启示的有限性和认识神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我们至少要承认两个事实：第一，没有人能彻底明白圣经所讲述的一切，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圣经注释在今日仍然是稍有规模的基督教出版社倾力制作，和华人尤其是中国大陆教会信徒趋之若鹜的对象。对圣经研究的投入，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漫长的智力工程。发展到今天的西方神学界，已不再有任何学者自诩精通整部圣经，而只能成为某一卷书或某一作者的专家。换言之，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可能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困惑。
　　第二，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凭空得到灵感，而只能从已有的体系寻求突破和改良，这是我们考察神学始终无法逾越教会历史的原因。正如著名神学家托伦斯(T. F. Torrance) 所说的那样，“教会历史和教理史的巨大价值，是它给予人信仰理解的历史深度，和作出判断时的平衡。”（2）两千年的基督教会，从未停止过对上帝的寻索。基督教关于神的理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如何历经两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而成为今天的规模？它曾经加添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基督教神学最初的问题，乃是怎样将旧约与新约联系起来、将圣经中对神的表述整合起来。任何阅读圣经的人，都会感觉旧约中的上帝(代表的称谓是万军之耶和华)不象在新约中描述的上帝(代表的称谓是天父) 那么平易和蔼，而是严厉有加。马吉安(Marcian)干脆就拒绝承认旧约之耶和华就是新约的父神、创造万物的神也是救赎罪人的上帝。新约教会的基督徒对旧约圣经产生隔阂感，其实是很自然的心情流露。但我们不可忘记，耶稣和使徒的教训，都是建立在旧约圣经的预设(presupposition) 之上。新约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降生、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一系列事件，来重新认识和解释旧约圣经。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带来的最显著结果，就是从异教信仰改宗的基督徒，不再受希伯来传统的影响来指导他们解释圣经。神论几乎从一开始出现，就不可避免要与希腊哲学接轨。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教会对新约圣经的热情同样远超过旧约，已有多种希腊原文圣经辅助工具书出版，许多中国大陆年轻信徒甚至踊跃自学希腊语(在信徒素质普遍提升的大陆教会，专门知识亦有成为争取权力地位之工具的危险) 。相形之下，笔者尚未见到中文版希伯来文教材。有志学习而英文基础欠缺的基督徒，就只有徒唤奈何了。中国教会不需面对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选择，上述信仰的偏重与其说是历史的遗憾，不如说是急功近利的时代特征。
　　对基督教神论的研究，产生于同希腊哲学的对话。在初期教会身处的罗马帝国，基督徒不得不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以求得生存的空间，这是护教学(Apologetics) 传统的开始。由于柏拉图主义是当代流行的思想，护教的学者自然倾向运用希腊哲学的词汇和概念，建立表述基督教信仰的模式。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他不但通晓柏拉图的思想，并且和雅典的雅典那哥拉(Athenagoras) 一样，承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在非基督徒中弥赛亚的先锋，并将他们的作品与旧约圣经对照。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则接受哲学家斐罗的学说，大量使用寓意解释法(allegorical exegesis) ，试图调和旧约圣经与柏拉图哲学。（3）
　　今天我们知道柏拉图开创的希腊哲学传统，从伦理和美学角度发展出至高神(Supreme God) 的观念，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希腊诸神的观念。但柏拉图心目中的神是超越一切快乐和忧伤、不问人间悲欢的存在。亚里斯多德更进一步，视上帝为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意义上的完美观念，主张人根本无法洞悉其堂奥。他将上帝称作“不动的推动者”( 即推动万有而自身不动的存在) ，这成为中世纪以降的古典神论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4）
　　俄利根 (Origen) 被称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神学家，他不仅用希腊文著述，并且吸收柏拉图主义哲学精髓，确立基督教的可信性。例如他继承了斐罗和革利免的寓意法释经传统，但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他主张必须要控制寓意解释的使用，而更多依赖圣经的字面意义。因为后者提供我们最基本的神论内容，非此便无法归纳出关于神的一致性的结论。（5）而第三世纪与俄利根平分秋色的另一大神学家特土良(Tertullian) 却竭力反对希腊哲学，坚信所有异端都来自希腊哲学的影响。他是律师出身，其著作中法律名词与观念俯拾皆是。例如他使用了拉丁语的substantia一词(来自罗马法律用语，指肉体的存在) 来表达神是唯一的实体。他又用另一个字persona来表示神的位格，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指出神有三个位格。
　　俄利根与特土良，各自发展出和两套泾渭分明的神学传统：建基于哲学观念并与柏拉图主义接轨的希腊文传统，与建基于罗马法律观念的拉丁文神学传统。托伦斯指出，希腊人注重观察与视觉经验，奠定近代科学的方法；罗马人则有法律秩序与管理的天赋，影响今天西方的司法、社会和政治的系统。（6）希腊人喜欢沉思和辩论，而罗马人则注重实际。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罗马法律所代表的实用精神，一直同希腊哲学的影响并驾齐驱。
　　基督徒是否应该研究以及回应当代的思潮？从教会历史不难知道，基督教若不欲昙花一现般地自生自灭，就不可避免要借用甚至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思想，但必定会加以变化与修改。早期教会的传统说明，有时基督徒会接受希腊哲学家的睿见，或者拒绝他们的主张。但不论接受还是拒绝，基督徒都是本于圣经的根据和原则。正如弗瑞姆 (John M. Frame) 指出的，“这些早期的神学家虽然也会有所折衷，但绝不会是大规模的向非基督教思想的投降。” 俄利根很清醒地知道滥用希腊哲学的危险，而特土良将法律术语用于神学时，“他如此作是意识到圣经的思维同罗马思考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圣经警告基督徒提防哲学，但也提醒他们神是律法的神。”（7）
　　基督徒正越来越自觉地展开同其他宗教的对话，我们也应当以开放的心胸对待文明的发展。但有几点值得我们再思：第一，我们是否面对真实的对手？例如从港台学者蔓延到大陆文化圈的基督教同中华传统思想的对话，就很难让人感觉必要。不要说中国大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是不知圣贤而长大的一群(他们只有借助漫画或者白话译本才有机会一窥古典) ，就是传统文化薪火尚存的海外华人圈，受英文和西方电视节目教育的一代，又有多少人会用儒家思想甚至新儒家思想同基督徒探讨？我们的对手是传统文化、科学主义、唯物思想，还是市侩文化、实用精神、感官主义？第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进入教会，究竟是不是教会素质提升的证明？早期教会不乏多才多艺又勤奋钻研的基督徒学者和思想家，今日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s) 大多没有象样的思想训练和精神资源，他们相信了基督，也不会督促自己多读书思考，反成为文明观众般的会友，这是海外华人教会中屡见不鲜的局面。第三，布雷指出，在教会历史上，是柏拉图主义被迫接受基督教的挑战，并作出修改来与基督教抗衡，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他说，“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被基督教思想所改变的，至少同日后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基督教思想的一样多。”（8） 这提示我们，基督教思想蕴藏着潜在的资源，可以更新其他思想和文化。例如托伦斯告诉我们，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一大贡献，是突破源于希腊与罗马传统的观察与控制的方法，以倾听与回应来面对自然和宇宙。（9）
　　哲学与对基督徒对神的认识，一直有奇特的不解之缘。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巨人奥古斯丁(Augustine)，也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以致后来的评论家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子，从最初到最后一直浮现在他的著作中。（10）。对古典神论举足轻重的两位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和安瑟伦 (Anselm) 则更多受到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亚里斯多德认为上帝是完美而自足的存在，他不会也不能改变丝毫。阿奎那在接受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同时，引入了类推法的原则。他认为神是实体，可与其他实体类比。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受造秩序与神之间存在相对应或类比的关系，这便是继续影响今日天主教思想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起源。根据类比的原则，阿奎那相信神有若干种属性，这是他致力整理的神学课题。他运用严密精深的思维，将神的纯粹真实性、不变、无情感、无时间性、单一性、必须性、全知和全能等属性探讨得如此透彻，以致于进程神学家格利芬(David Ray Griffin) 抱怨说，阿奎那将神论限制为一系列在逻辑上关联的神的属性，这样一来，神的其他层面如爱、怜悯等便根本无法与上述系统调和。（11）
　　安瑟伦尝试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上帝的存在。从他对神的定义“无法想象有比之更伟大的那位” ，可以清楚发现亚里斯多德的影子。他试图替基督教教义中的困难提供理性的解释，但亚里斯多德哲学最大的缺陷，是无法解释超越的神如何进入世界，并且与人同在一处。虽然阿奎那和安瑟伦都坚信基督教信仰是合乎理性的，对神的信念不会与人的理性和经验世界冲突，但人的理性有多少深度和准确？哲学思考中的神是否与圣经中的神相同？
　　17世纪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描述某次持久而超然的与神相遇的经验时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及智者的神，是耶稣基督的神，只有透过福音才能认识的神。”（12）这提醒我们超越理性的论证，而聆听神的话语、经验神的真实。在另一方面，安瑟伦的名言“信心寻求理解”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为基督教信仰带来深远的激荡。这句话表明，没有信心就没有悟性。人不是彻底理解了再信，而是信了再得以理解。更进一步，安瑟伦指出真实的信仰，不但不会漠视或畏惧疑问，反而要不断寻索和质疑。弥戈利奥 (Daniel L. Migliore) 说得好，“基督教信仰恒久地提出问题、发起调查、与照单全收的倾向争战，继续不断质疑关于神、人和世界的未经检验的假定。”（13）在这一意义上，弥氏认为“信徒无法幸免于周遭的问题，反而会比旁人更加困惑，因为他们必须将信仰同生命中和世界上的事件相关联。”（14）
　　基督教信仰是必须推动我们思考的，但太多的信徒来到教会是为获取满意的答案，或者借情感的力量将困惑压抑下去。试听福音电台的听众热线节目，会发现许多人的问题，是他自己稍动脑筋就不难回答出来的。对于在电视机面前长大的一代人，除了球赛转播或是互动娱乐节目令他愿意发表意见之外，对事件的报道和事实的陈述已经不再触动他的思考，更遑论主动嵬集资料、建立模型和验证理论的作业过程了。这也许是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思想神论的理由。
　　注释：
　　（1） John S. Feinberg, No One Like Him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Books, 2001), 37.
　　（2） T. F. Torrance, Theology in Reconstruc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23.
　　（3） Gerald Bray, The Doctrine of God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29-30.
　　（4） 近年在福音派阵营中出现的“开放的神”(The Openness of God) 观点之代表毕诺克(Clark H. Pinnock) 将他的新作命名为“至动的推动者”(Most Moved Mover) ，宣布与古典神论的彻底决裂
　　（5） Gerald Bray, The Doctrine of God, 30-31.
　　（6） T. F. Torrance, Theology in Reconstruction, 14.
　　（7） Gerald Bray, The Doctrine of God, 38-39.
　　（8） Gerald Bray, The Doctrine of God, 32.
　　（9） T. F. Torrance, Theology in Reconstruction, 14. 爱因斯坦经常提到在宇宙的奥秘前必须保持敬畏和谦卑，即是希伯来文化以倾听、回应、服侍、顺从来学习的例子
　　（10） P.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07.
　　（11） David Ray Griffin, God, Power and Evil: A Process Theodic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6).
　　（12） 值得一提的是帕斯卡将该次经历扼要记录在纸上，并珍藏在贴身的衣袋里，而为参加葬礼的人发现。参陶恕，<敬拜的真义>。
　　（13） Daniel L. Migliore,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2.
　　（14） Daniel L. Migliore,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