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初进教堂，我最讨厌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天堂。心想，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说什么天堂，说什么信耶稣的人死后进天堂，这不是蒙骗人吗？虽然自己在青少年时被蒙蔽被欺骗了，但“蒙蔽欺骗”这个词也是那些年中自己使用最多的名词之一，特别是在批判所谓的阶级敌人时，自己经常会大声宣布，你们想蒙蔽欺骗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那是痴心梦想，白日做梦！
　　哪里想到，我那么自信自己绝对不会被敌人所蒙骗，但当文革结束后居然和许多人一样发出了深深的感叹:我被骗了,竟然被自己最爱的人蒙骗得一塌糊涂。
　　进教堂，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再上当受骗了。
　　所以，一听到牧师在教堂中讲天堂，我不自觉地就会冒出来这样的想法，又在骗人了。还骗得这么真诚，滑稽，要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再加上教堂中的严肃气氛，我真的就想哈哈大笑了。
　　但和这些牧师、神学生、基督徒接触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不是骗子。也没有骗我的必要，于是我就认为，他们不是存心骗人，只是被人骗了。
　　后来去了教会的查经班，自己也读了点圣经，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们都是被圣经骗了，被耶稣骗了。
　　天堂一说，不是基督徒自己杜撰的，而是从圣经中来的，并且有耶稣死后复活为证，并且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信有天堂，也有地狱。当我仔细思考天堂的问题时，我就有一点前怕了，怕的是万一真的有天堂，那我不信上帝，将来就会。。。
　　再往下面我就不愿意去想了。
　　不愿意想了不等于这个事对我没有影响。我只是竭力去从反面想，想证明天堂的存在是十分荒谬的，我曾经微笑着对基督徒说：好啊，你们去天堂，我去地狱。我在地狱里天天大哭大叫，我就不信你在天天里能舒舒服服地呆着。
　　可玩笑归玩笑，这天堂到底有没有，的确令我有时有点不安。
　　那时我也知道了，圣经中有整整一卷书，名字叫〈启示录〉，就是专门就讲这世界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但对这本书，我总觉得它实在太玄了，翻了几次，都没能够坚持从头到尾读完一遍，只是对其中的有些话印象深刻，像“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未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话挺有气势的，这是我读后的第一感觉。
　　静下心来想，我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相信天堂。许多人都信，当然，有人用的是另外的名词，如极乐世界，等等。这个常识我以前就知道，只是没有思考过。到了教堂后才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信天堂。问来问去，问到自己头上了：
　　难道你就不信吗？
　　那当然了。
　　你从来就不信？
　　对这个再问，我就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诚实地回答了。
　　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可又似乎就发生昨天。
　　那时我也就五、六岁吧，不知道为什么，对天堂很着迷，不仅我这样，我周围的小朋友也都这样。我对天堂的想象都是从民间故事中来的，像什么“天仙配”呵，什么“大闹天宫”呵，什么“宝莲灯”呵，等等。要是从谁家借到了这方面的小人书，我会看得都忘记了吃饭，非看完不可。
　　在我们大杂院中，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有八、九个，我们一起玩游戏时，其中一个历久不衰的节目就是在我们院子里的地上重演天上的故事。
　　在我那个小脑袋里，天堂是实实在在的，它坐落在高高的云彩之上，房子都是大高楼，文雅点叫琼楼玉宇。许多仙女住在那里，她们是长生不老的，但长得却一直年轻漂亮，而天神们则个个神通广大。当然，最重要的是吃的。在天堂里，人们天天吃好东西，水果有苹果、鸭梨、葡萄、香蕉、当然了，还有桃，但一定得是水灵灵的蟠桃。有了这么多好吃的水果，蔬菜自然就不需要了，但大鱼大肉必不可少，什么猪肉、黄花鱼，想吃多少就有多少。而主食呢，除了大米饭和馒头，就是饺子了。对，天天吃猪肉馅的饺子。
　　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同寝室的同学来自西北，有一次不知怎么地，我们就聊到了皇帝的饭食。我说，小时候想，当皇帝可美死了，天天吃饺子。
　　室友说，他听西北的老农说：他娘的，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羊肉泡馍。
　　我们俩都笑了。
　　笑归笑，但那心酸却是笑声冲淡不了的。我所向往的天堂，小得可怜。它不过是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大饭厅而已。
　　对民间传说中的天堂，我有一点不大明白，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仙女还不愿意住，要下凡到人间来。想了好久没得出准确答案，后来想，也许是那里人少，太闷了。
　　从上小学开始，这一套天堂梦就被粉碎了，什么天堂，神话而已。
　　但我没有自觉到，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天堂、向往天堂的。只是此时的天堂已经从天上来到了人间，从未来进入了现在：它，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是天堂，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奠定了我的理想。
　　七三年前后看到了一本〈红旗歌谣〉，收集了五八年大跃进时老百姓创作的一些所谓新诗歌。其中有一首歌谣说：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有的更把它简单化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想象的天堂，就是如此
　　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发现,写在我高高举起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上，最重要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大字：平等。
　　大概是从七、八岁开始，平等二字对我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那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准确讲，我应当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儿子，因为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五八年大跃进以前，母亲本来也是城里人,市民户口。但是，当时一大家子人，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能吃，粮食不够吃不算，菜就更不够吃了，没钱买。母亲一狠心，就放弃了城市户口，加入了凤城镇人民公社园艺五大队。于是分到了一小块地，是生产队分下来的由我们自己家耕种的，叫“自留地”。有了它，一家人的菜一年到头就不用到外面去买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想吃多少菜,就有多少菜，而是说省着点吃，总有点菜吃。
　　我母亲是带着我和我弟弟加入生产队的。所以，我就成了农民。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头，既不是因为长得难看，也不是因为我脑子笨，就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长大了也得当农民，除非能参军，并被提拔个排长、连长的；或者考上大学。要不，按照社员们的讲法，你就一辈子也崩想蹦出去了。用城里人瞧不起的口吻来说，你是乡下人。更简单地说，是种地的。
　　种地的人不被当成人，或者说得轻一点，是下等人，这一点，我感受得很清楚。就拿我们家来说，户口本上写的明明是一家人，但粮食本上就没有我妈妈、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只有城里人才由国家供应粮食。城里人一个月一人总会供应两、三斤白面，四、五斤大米，但农民就没有。只有过年过节时，才给一点。可一年到头，才有一个春节。
　　再大了一点，从书籍和报纸中我被告诉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在我的字典中，平等，这就是彻底铲除“三大差别”，说白了，就是我长大了可以当个工人。那时，我还不会像生产队里的小青年想得那么远，想找个城里姑娘作媳妇，当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最吸引我的就是打倒一切特权阶级，破除一切特权。
　　小时候以为，领导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干部们，都是和我们一样同甘共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就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人民的公仆，等等。但从报纸上、广播中和批判斗争大会上揭发出来的种种事实来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已经腐败了，堕落了。
　　我最痛恨的就是他们带领我们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但他们所过的生活，正是地主资本家的生活（其实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好生活呗，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那时还没有行得好─开小轿车的想像力）。我老琢磨，你们怎么能那么快就忘本了呢？你们没参加革命前，不也是农民嘛，为什么进了城，当了大官，就把你们的父老乡亲忘得干干净净了呢？
　　我不明白。
　　但我坚信，只要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了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一个人人平等、想吃什么就能吃上什么的新社会。
　　我是一九七二年底中学毕业的。那时，城里人的孩子也下乡当农民了，这样，虽然我也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劳动，但心理还是比较平衡的，大家都是农民了。就是你们将来能返回城里作工人，我也不太在乎了。因为我有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农业学大寨。我要带领社员们像大寨人那样，战天斗地，改变我们家乡的面貌，把它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心中还有的潜台词是：非干出个模样给他们看看，别叫他们城里人敲不起。
　　我干得很起劲，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
　　为了帮助社员们提高文化水平，我晚上还给他们办夜校，学习文化历史知识。当然了，那时的历史知识，也大都被扭曲了。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农民兄弟能多一定文化，别老是被城里人嘲笑我们没文化。但那些老实巴交的叔叔，大婶暗地里却对我说：嗨，你倒是费这个力干什么。什么人什么命。我们这辈子命中就注定种地了，学什么也没有用。还有的对我说：孩子，你和我们不一样。你不是这里人。我们就是怎么扑腾，也扑腾不到哪里去了。可你翅膀一硬了，就要飞了。说，咱们队里这个池子小，养不下你这条大鱼。
　　我挺难过的，心想，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呢。我真是渴望和你们一起改变家乡的面目，把它变成人间乐园。
　　下乡不久，就有当兵的机会，但我拒绝了，我向征兵的干部表示：我要一辈子战斗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一年后，我又有了被上调到省城作干部的机会，我又推辞了，理由还是一样。
　　又一年后，我所在的丹东市按照上面的指示，把原来的几个中等专业学校和研究所合并到一起，办起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市“革命委员会”点名抽调我到那里的政治系工作;，作教师，虽然我只是个中学毕业生。
　　镇党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的态度，我还是希望留在农村。但书记说：学德同志，我们理解你的心情，这里的工作也很需要你，但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委同意上级组织的决定，将你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去为党继续工作。
　　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于七五年初到“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政治系教书。从这以后，我就永远离开了农村。
　　这些年我经常想，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动起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忘我地投入到了这一场浩劫之中？仅仅用邪恶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当年，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最初，都是抱着一颗纯洁的心参加这场政治运动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在人间建立起天堂。
　　正应了西方的一句古谚：善良的愿望常常把人引导到地狱中去。
　　正是要在地上建立起天堂的崇高愿望，将人间活活折腾成了一个地狱。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张春桥当年写的那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和他宣的那些马列语录,为什么在我的心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共鸣,就是因为我从其中读出了我所渴望的平等,我所向往的天堂.
　　为了满足我们对天堂的渴望,为了建设天堂,我们什么手段不敢使用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自己在生产队教夜校时所使用的课本，包含了多少谬误啊，但我却以为是真理，我要用它们来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为了造地，我带领社员们将不到一个球场一半大的那么个乱石岗，翻了又翻，叫社员们挑一担又一担的好土把它填上，但填好了之后，地渗水，种不活菜，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劳动力。还有，在教书中，我向同学描述共产主义是如何如何地好，在他们心中唤起对人间天堂的渴望，并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
　　这一切，都是在为了建设人间天堂的名义下进行的。
　　在人间建立起天堂有什么不好？我曾经问过自己，但不得其解。现在我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不是那个梦不好，而是我们人不好，我们是一群心灵有病的病人,是一群灵性上已经死亡了的罪人。这一群病人和罪人在一起，不必特别努力，自然会造成地狱。至于天堂，别说人建设不了，就是为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天堂，人也会永远争论不休，并为此而兵仞相见、血流成河。这乃是本性使然。由此，才有了许多的乌托邦，也才有了这许多的乌托邦一个个地破产。
　　虽然无数的乌托邦都破产了，但为什么还有人（包括多年前的我自己）仍然挚着于人间天堂的梦想呢？这是不是像先圣所说的那样，这一梦想正表明了，人是曾经在天堂中居住过的，堕落的人，是从天堂那里堕落下来的。
　　圣经中正是这样讲的，伊甸园，被称为乐园。
　　但是，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背离了上帝起，人就被逐出了乐园。这固然是悲剧，但不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悲剧是上帝赐给人真正的乐园，但我们却不接受。反而要创造自己的乐园。
　　于是，流浪就成了我们的命运，也是命运对我们的诅咒。
　　这就是我对文革之所以能兴起又之所以破产的一个思考,因为它唤醒了亿万人对天堂的向往,但它也宣告了:在人间建立天堂,此路不通,哪怕是运用了极端的手段,哪怕是调动了亿万人民,也依旧如此。
　　2002.1.15
　　修改于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