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天赐良机，给中国纬度位置最北的县份漠河带来了福音：二十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这里是最佳观测点之一；与此同时“三千年走一回”的海尔—波普彗星也将前来助阵。据天文机构预测，当日全食顷刻间把白昼变成“黑夜”之际，明亮、硕大的彗星将显现苍穹。这千载难逢的天象奇观垂临漠河，平静冷清的小镇西林吉，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西林吉是漠河县政府所在地。连日来，国内外专家、天文爱好者、新闻记者以及游客，不断地涌向小镇。我们提前好几天就上路了，经由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一路向北，星夜赶往西林吉。莫道君行早，自有早来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小镇的热烈气氛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来迟了。当时已是入夜时分，一走出火车站台，就受到了当地私营出租车司机迎接亲友一般的善待。五元钱连载人带搬行李，途中滔滔不绝地介绍小镇风情以及几天来这里发生的一些新闻；到了宾馆还要帮助联系住宿，直到连人带行李都安顿好了为止。北部边陲淳朴的民风洗去了我们一身的劳累和征尘，注定了我们在小镇留连的日子好运常在。
　　距离日全食发生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决定利用这短暂的机会，继续向北挺进，到中国最北部的旅游胜地漠河村走一趟。这个被称做“北极村”的神秘之地，曾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兴趣，不知有多少次站在地图前久久凝视着那个小小的圆点，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把足迹留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
　　我要永远记住在西林吉结识的一位姓刘的先生，他是漠河县粮食局的一个股长。我们仅仅是在他家里开的饭店吃了一顿饭而成为好友。然后，他邀请我们到他的饭店吃住，并答应为我们继续向北的旅途提供人际上的方便——把我们这些萍水相逢的朋友，介绍给他的朋友漠河村卫生院的王院长。于是，我们就带着刘股长的殷殷情意上路。在客运站候车时，先是认识了王院长的千金，她恰好到镇上办事回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
　　我坐在客车的最后一排长椅上，紧挨着我的是一位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中年妇女。她人长得又瘦又小，面色黑红，皮肤粗糙，看上去显得很老。她安静地坐在那里，让我惊奇的是她的面目表情中带了一点儿超然的神气，与一个村妇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相协调。客车开动了，我见她从兜子里拿出了一本书，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我探头看了一眼，竟然是《赞美诗》！我惊讶地喊了出来，并带了几分尊敬地问道：
　　“这位大嫂，奉什么教？”
　　“基督教。”她说。
　　“您家在漠河村？”
　　“是呀。”
　　“漠河村有教堂？”
　　“没有，我们在家里做礼拜。”
　　“你们？漠河村有许多信徒？”
　　“嗯，不老少。”
　　“大嫂是读过书的人吧？”
　　“没有，倒也认得一些字儿。”
　　我怕打扰她，就没有再和她深聊，可是这件事情从此却深植在我的心里。
　　从西林吉到漠河村只有八十三公里的路程，可是车子却走了六个多小时。道路狭窄，大雪封道，每次遇到相向而来的运木货车，都要磨上好长一段时间，到了漠河村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王院长的女儿把我们介绍给在此等候多时的王院长，简短的问话算是验明了正身，而后“吃饭去”仨字就成了好朋友的誓约。王院长出手大方，一桌子菜，白酒、啤酒管够。从相貌上看，王院长是典型的北方汉子，个子不高，身体粗壮，性格豪爽，待人热情。酒足饭饱之后，王院长把我们带到他内弟的家里下榻，虽然是阁楼上又用胶合板临时隔断的狭小房间，但到家的感觉始终充盈在我们的心里。
　　第二天，我们在小村里转悠拍照。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安静得只能闻到犬吠的声音。大雪几乎埋没了那些低矮的木屋，家家的柴扉紧闭，只有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证明着小村的活力。高寒地区的冷风，不时地袭击着我们的面颊，尤其是在江边空旷的地带，更是风利如刃。几位边防军人看出我们是前来采风的客人，嘱咐我们小心走路，在自己国土上怎么都好，弄不好不知不觉越了境，到了俄罗斯土地上他们就说了不算了。我们四处望去，一片白雪皑皑，连哪里是江面都分辨不出来了，根本辨别不出哪儿是边界线。于是我们返回村里，一是避免麻烦，同时也实在受不了江边的寒风。其实，我已经冻得连照相机都拿不住，脑子都有些呆滞了。总算见到了一个男人在自家的院门口劈柴，简单地商量一下，就享受了主人复杂的招待：烧水、沏茶、香烟、瓜子……在身心上重新温暖过来的我们又上路了。
　　在小村里，我发现了不少人家大门上的楹联竟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于是，我想起了那位大嫂，想起了她的表情、她的对话。可是在这天寒地冻的极地，我无法分辨出此时此刻，在哪一个温暖的小木屋里，会有信徒的聚会和祈祷。我真想加入其中，听听这小村陋室的福音与都市教堂的忏悔有什么不同抑或相同。我始终不解的是，文明未能渗入的土地，怎么会有福音的传入？文化人都难以领悟的教义，低文化者是如何获得顿悟的呢？他们怎么读懂深奥的《圣经》？他们怎样把握《赞美诗》的旋律？他们走向天国的路途是不是更遥远一些……
　　第二天的晚上，王院长邀请我们参加一个聚餐。在一个小饭店简陋的餐厅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来自比利时的四位天文爱好者。王院长和担任翻译的那位先生是朋友，所以我们作为朋友，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邀请。来自比利时的四位客人中有一对夫妇，年龄稍大一些，另外两个男子和我同岁，其中有一个是犹太人。他们通通说着英语，虽然不很娴熟，但交流还算顺畅。席间，大家渐渐熟悉起来，“酒精”作为媒介，四海之内就皆为朋友了。我问到了他们的信仰，那位翻译朋友顿时警觉起来，打断了我们的交谈，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属于莫谈之列。我多少有些扫兴，但考虑到那位翻译毕竟是涉外人员，有关涉外的纪律他会掌握的，便不再提起这个话题。但我从四位老外的表情上和只言片语中已经感觉到，他们都是基督徒。在后来返回加格达奇的火车上，我们又巧遇这四位比利时朋友，在更为自由、友好、热烈的交流中，证实了我的感觉。
　　在漠河村小住的日子里，有一个晚上我们睡不着觉，凌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到院子里看星空。小镇的夜晚一丝灯光都没有，整个星空全然没有干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向着东方的天空看去，一眼便看到了那颗明亮的海尔—波普彗星。它拖着长长的彗尾，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带着遥远宇宙空间的信息，带着漫长时间的痕迹，俯视着我们这个正在演化着文明的星球。它在思考着，也给人类带来了思考。我们为这个夜晚感到万幸，因为在后来的三月九日的观测中，不仅我们，连同一些天文台的科学家们也没能看到这个“日食、彗星同现”的奇景，是人们的精力过于集中在日食上了，还是光线的原因淡化了彗星的身影，我不得而知。
　　由于观测活动组委会的决定，西林吉通往漠河村的客车停运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意味着我们将看不到西林吉大规模的观测活动，只能在这冷清的小村里，领略千载难逢的天象奇观了。在我们遗恨不已之际，敬爱的王院长及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差一点没让我在他的脸上亲上几口：“别着急，吃了中午饭，我让救护车送你们出去。”王院长设宴给我们饯行，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张邮政纪念封，这可是在当时当地已经给炒到一百元人民币的东西呀！
　　集中观测的地点设在漠河第三中学宽阔的操场上。从八点零三分二十九秒开始到十点十九分五十秒这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操场上千余人的目光和数百部镜头一齐对准天空。在食甚的那一刻，天空就像黑夜一样暗了下来，空气中掠过了一阵寒冷的风。操场上所有的人一齐高呼了起来，不是欢呼，不是悲鸣，不是哀号……那声音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穿透力直冲云霄，然后再折返回来，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转瞬间，天文现象上壮丽的景观“贝利珠”闪现天宇，太阳和月亮共同打制出了一枚巨大的钻戒高悬苍穹……那实在是无法形容的奇观，能亲眼看到这一奇观的人有福了。这一次人们真的欢呼了，那是一种对光明的虔诚祈望和由衷赞美。
　　那天晚上是小镇的不眠之夜，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灯火烟花。人们聚到一起拍照留念，用南腔北调、东西语言交流感情。大家在这个中国最北部的小镇里相互祝贺福气，尽量记住彼此的面容和姓名，祈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相遇。我选择了燃放爆竹来宣泄我内心的激动。那一声声清脆的炸响，洗涤了我多年来的寂寞，也洗亮了我未来的日子。
　　在我即将离开西林吉的时刻，我的脑海频频闪现出的并不是这次千载难逢的天象奇观，不是小镇观测活动、商务洽谈、学术研讨火爆热烈的场面，也不是我在此期间曾有幸接受中央电视台以及法国新闻社的采访……我不能忘怀的是小镇上的那一张张真诚的面孔：刘股长、王院长、出租司机以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却同样有着一张真诚质朴的面孔、一副火热心肠的漠河人；更忘不了那位衣着朴素、神态超然的大嫂，以及那些书写着圣言的门楣和盛满福音的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