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七期 | 2003年9月]

生存之书:宿命的言说

羽戈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
  
  本来我写这些东西似乎应该使顽石哭泣,但它们却只是使我的同时代人发笑。
  ——克尔凯郭尔
  
   在雨夜整理旧作,空气的潮湿竟弥散到阅读的心情中,继而又羽化为一种水气淋漓的沉重。它使我倍感压抑,无法浸入往昔文字的激情与张狂。那是青春的姿势。其中的启示,就是我已华年不再,或者,过早的背负了我难以承受的重量。此刻心灵的颜色也犹若桌角的那张儿时的黑白照片,已先于真实的生命褪为惨淡。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它至少隐含着两重意思:人如芦苇的空虚与脆弱,以及面对思想的无可逃避。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之于苦难河流艰辛泅渡的人们,它依然扮演着救命稻草的角色,让漂浮着的生命热切的企望去抓住。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命运,却不能摆脱它对我的缠绕。十四岁的时候,我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到这块黑暗而寒冷的场地。那一年我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可以说是被社会中的丑恶与冷漠将我的灵魂彻底洗清。我被放置于幽暗的旷野,四顾无路,只能等待死亡的悄然降临。
   那时读到鲁迅的《野草》,读的血管贲张,心中郁积数年未发的痛。有一段话至今难忘:“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先生在最后写道:“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我隐约感触到当时先生内心的苦楚,那是何其沉重的孤独啊。一个人跋涉在辽阔的荒原上,天幕有微弱的星光,周边是尖锐而恐怖的野兽嚎叫,惟有过客的眼睛是明亮的,剑一般的亮光刺破一切。这正是他们的大悲哀。就象一位哲人说,生为哲学家是一种病一样,生为思想者也是一种病。这种恶疾赋予你异常的清醒,使你在黑暗中无法平静睡去。你必须呼告,仅仅是为了不象看客那样麻木的沉沦。
   可麻木也是一种幸福,一度我沉迷于此。高中三年,我扔掉了鲁迅文集,扔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跳进风月浓情的河流,在花与雪的飞扬中练习语词游戏。是的,那儿也有苦难,但却是一道惊艳的伤口,是温柔的疼痛。
   我从来没有愤恨过那一段岁月,至少,那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抒情的光阴。我不愿指责往事对灵魂的叛变,相反,正是那背叛的火焰浪漫燃烧,才将我的骨质炼成另一种色泽,才让我在一场冰冷之雨侵袭后的熄灭反省中认识到:我终究逃不过宿命的纠缠,因为
  “你无法忘却人世苦难”。
   也许这正是我的悲哀,或借用王乾坤先生的话,这正是一种致命伤。“他本人深知这一点,然而他宁可因此而致命”。在一个非常善于遗忘的种族,忘却已是国民的大幸运。我的选择已命定了我只能作为一个不合时宜者,徘徊在寂寞的黄昏边缘。
   边缘思考,这就是我大学生活的最佳写照。而所谓边缘,正如梁治平学长所说的那样,“从来都不是校园中惹眼的人物,没有担当过风光的角色,也没有做过什么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还算勤奋,但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好学生;喜欢思考,但还不能说有思想;不喜热闹,却也不是落落寡和,讨厌平庸,但也没有锋芒毕露”。我就这样在他走过并深深怀念的这座古老校园的土地上继续走着,在思想的苍茫原野上追踪那些神圣的足迹,在血与泪的激荡中浩然前行。
   思想是痛苦,而写作,“在其最成功的时期内,也是一种孤寂的生涯“,1954年的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颁奖台上海明威发出这样的声音,“一个在孤寂中工作的作家,假如他是个够格的作家,他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者缺乏永恒的事物”。我不是作家,也不想成为作家,仅仅是为了心灵的安宁,我就必须承受孤寂。
   坚持写作,也就是坚持言说,因为我牢记着哈维尔说过的一句话:“说出真实是有意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说出真实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正是别林斯基的悲叹。我们生存的黑暗,首先是为那些不敢睁开眼睛正视自己心灵丑恶的人们所营造,这正是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头上的黑暗。此时,言说的光芒是怎样的让人渴望。
   我敬重的学者朱大可先生,在一篇序言中描绘过这样的场景:那是他的幼年的夏日,他看见一部暴力的默片在他眼前真实上演,那个女教师轰然倒地,他们对视着,“我就这样看到她无助和绝望的眼睛,以及流淌在年轻脸庞上的泪水。在她死去以前,她对我的注视构成了一种类似叹息和劝谕的微笑“。于是,一声受伤的喊叫掠过长空,它源自少年惊骇的喉咙。这声音如闪电在那个短促的时刻照亮正午的黑暗,成为目击者最犀利的武器,它等于对普遍沉默的罪行发出最惊悸的叫喊:“我看见,并且我宣判”!
   正是这段文字让我意识到言说的重要。言说就是宣判,宣讲着对正义的向往与对罪恶的仇视。言说的瞬间——如少年朱大可的那一声凄心鸣叫——就将获得永恒的停驻。灵魂与意义的飞升。甚至就在简单的叹息间完成。
   我必须声明,我们每个人只是自己的精神法官,判决的效力仅能施用于我们自身。因此,我反对余杰将沉默也归为一种犯罪的观点,尽管我强烈激赏他诉说常识的勇气。我们可以强使自己言说,却不能阻止他人沉默。沉默并不意味良知的丧失,将声音隐埋在心灵的底处,可能源于天然的心性与置身的语境。即使是主张说出真实的哈维尔,也不拒斥闭嘴哲学:“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有意思的多”。
   “外要菩提低眉,内为金刚怒目”,一位朋友的劝告让孤独中的我感到亲切和温暖。我是那么忧伤的看到,我的周围充斥着多少不宽容的声音。是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可以远离偏激,它未必就是一种过错。而我所能保证的仅仅在于,我的每一根锋芒都首先刺向我自己的身体。
   还需要说明的是,言说的意义在于言说动作的完成,而不是倾听者的驳杂回声,这就注定了言说者的孤独。言说与倾听无关,最伟大的言说是耶酥在十字架上的凄厉呼告,那是没有听者的。在一个良知沉默的时代,真正的言说应该坚持克尔凯郭尔的夜莺观念:“夜莺不要求任何人听它的歌唱,这是它的谦虚,但它也毫不在乎是否有人听它歌唱,这又是它的骄傲”。
   我用写作承载着我的言说,用文字的旋舞出示我对这个世界黑暗的抗争,尽管带着冷硬而沉重的镣铐。“在窒息的煎熬中艰难地呼吸,在灭亡的宿命中表达起死回生的愿望,在黑暗的深渊祈祷天国的辉光”——这就是摩罗所说的真正的写作。我能做的,只是向它靠近而已。
   就在这个夜里,我审视着自己写过的文字,那里有少年的轻狂,有一言难尽的愤怒,也有对真实的悲悯意识,以及对救赎的热切渴望。这一切让我甚感欣慰。既然宿命已使我生长出一条颤栗的舌头,闭上嘴巴又有什么用呢。我言说,故我在着。而我依然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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