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摩罗的文章，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摩罗的新书《不死的火焰》中，书的原名叫《文学与信仰》，顾名思义，集子中所选文章的中心命题就是文学。《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书的不少文章中，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展开和阐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常常能感受到初读此文时的震动，若要把我受到的“震动”细说起来，那可就一言难尽了。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尖锐而独到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性问题。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子夜》，再到《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羊的门》等等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单一的文学模式。它们对黑暗罪恶的披露，都仅仅停留在对罪恶本身的铺呈描写上，没有多少对黑暗后面人所受到的心灵创伤的揭示，也没有对罪恶根源的思考，更没有超越黑暗，寻找光明和拯救的盼望。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实记录了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呢？难道文学就只能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再现吗？现实已经够黑暗了，如果文学仅仅是对黑暗的复制和克隆，我们还要文学做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摩罗说：“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态度。是超拔出来而不是沉溺其中。”
　　那么，应该如何拯救、如何超拔呢？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摩罗对拯救和超拔之路的寻求，换言之，这种寻求本身，即是对文学真义的追问。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渐渐明朗起来，清晰起来，而明朗的过程，清晰的过程，就是真理凸现的过程。
　　在《开掘新的精神资源》中，他通过对九十年代思想随笔的总结性论述，提出要在“五-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之外，开掘新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为每个人的精神升华提供价值指向和出路”，也可以为文学的新变革创造条件；在《悲悯的情怀---论汪曾祺九十年代的美学发展极其意义》中，他通过对汪曾祺作品的细致解读，指出作者对人世的悲悯情怀是文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需要继承也需要得到补充和丰富；在《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中，他通过对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作家作品的分析，发现中国作家作品缺少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并对此提出了疑问和质询；在《艺术想象力与精神信仰》、《文学与精神认同》、《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等文中，他提出了有关信仰、人文精神、作家的最高使命等等，与文学密切攸关的精神性问题……
　　如果把文学批评比作文学医院的话，摩罗在这所医院里身兼数职，集医学研究员、内外科主治医生、药物学家和药剂师为一身，又是理论研究，又是临床试验，既有全面考察，又有个案分析，一会儿开药方，一会儿动手术，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追问”真可谓诚亦真亦，深亦透亦。
　　我在读摩罗的第一本书《耻辱者手记》时，感受到的只有一个字：痛。那些尖锐而沉重的文字浸透着作者内心的忧愤和挣扎，那是灵魂和肉体的炼狱之痛。那种痛直接作用于人的心脏，是从精神到心理，再到生理的反应。读那样的文章真要准备一点止痛药才行。痛是需要的，它使我们灵魂苏醒，不再麻木苟活，但痛又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需要得到拯救，得到新生。从《耻辱者手记》到《自由的歌谣》，再到《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摩罗从黑暗中顽强地奋起，一步步向光明挺进，在心灵疼痛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寻找止痛解救的药方。这样的寻找是艰难的，痛苦的，却无不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在《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见《不死的火焰》），和《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见《自由的歌谣》）两文中，摩罗用喜剧时代、悲剧时代，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对文学作了一种划分，在我看来，这一划分虽然有其独到之处，却限制了他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力度和深度。
　　摩罗在《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中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我当然不是要求中国喜剧文学穷尽文学的奥义，满足我们所有的审美要求”。很明显，他的文章是在谈中国文学的局限（缺失），而不是在谈文学的丰富性和作品的个性化，因而对每种文学形式的不足表示宽容。所以，宽容是不应当的。与其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不如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的，但文学对它们的要求却是一样的。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他是在写悲剧文学还是喜剧文学，所谓悲剧、喜剧只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读者给它贴上去的一种标签，它可以表示它的某一种特点但不是全部。一个原本悲剧性的故事被作家写成了喜剧，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也是喜剧）。喜剧作家没有能力认识到现实和存在的悲剧性，更没有能力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峻的。借用摩罗关于“文学模式”的说法，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有这样一种喜剧模式，文学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呢？摩罗在对喜剧悲剧的论述中，有两个基本点，但缺少一个中心---确切地说，是那个中心还不很明确，在中心不明的时候，要深入到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困难的。我想，那个所谓的中心就是关于“存在的真义”问题，生命的真义，人生的真义，文学艺术的真义，等等等等，都与此相关。而这个“存在的真义”，又直接和信仰的真义，人文精神的真义等等有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这篇文章所能讨论的范畴，但是，它也正是摩罗等思想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洪森先生在给《不死的火焰》所作的序文《面对摩罗的困惑》中，提出了对于批判和创造的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过多地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民众启蒙责任的承担上，而要更多地创造新的文化新的艺术。他由此表达了对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忧虑。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摩罗的作为。我想，所谓启蒙，与其说是对民人大众的启蒙，不如说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被启蒙；而所谓批判，也首先就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批判。在旧的枷锁没有解开之前，任何新的创造都无从谈起。批判和创造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应该将二者整合而不是分离。所以，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努力是必需的，在当今中国知识界，这样的战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基于对创造的期待，吴先生还对摩罗提出了多搞点文学创作的新要求。说到创造，我想，真正的创造，并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实质，僵化的创作并不是创造，活跃的批评却有着创造性的生命力，它本身也就是创造。其实，摩罗的批评文章就具有这种创造性，尤其是他的文学评论，它们不仅有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还有丰富而细致的心灵体验，独特而准确的审美感受，即使是在评论性的文章中，摩罗所显现出来的一切，已经远远在一个文学评论家之外、之上，他的诗人般的激情，他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等等，都说明了吴先生对摩罗从事文学创作的期待是可以成为现实的。
　　就让我们和吴先生一同期待着吧，并为此献上我们诚挚的祝福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