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复兴和上帝的失重，（1）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特悖论。在2001年美国遭遇恐怖主义重创后，掀起新一轮的对于末世论的关注。基督徒作家Tim F. LaHaye和Jerry B. Jenkins根据圣经<启示录>著述的长篇小说<末日迷踪>系列，轻易击败斯蒂芬金等热门作家，高居年度畅销书榜首。1995年出版的该系列首册创下发行700万册的记录，而2002年夏季推出的第十册初版，更以275万册精装版本问世。据图书界的统计结果发现，该书的读者中只有约半数为福音派基督徒。换言之，教会之外的芸芸大众，试图透过基督教信仰提供的视角来诠释时代的骤变、窥见世事的终局。时代周刊和CNN电视网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美国民众相信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将要应验。而17%的美国人相信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世界终结的景象。（2 ）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肆虐一时的SARS危机，令无暇思索属灵世界的中国人，痛感信仰的需要。来自北京的一份代祷通讯报道说，在“非典” 蔓延的恐惧不安中，某无名团契制作用于当众分发的单页福音信息，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印刷20余万份，仍不敷需求。社会震荡和生命危机带来的大量信主，无疑将使近20年间以惊人速度增长的中国教会，进入一轮新的繁荣。
　　相形于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上帝在个人生活、家庭、社会中的影响，却呈现式微的迹象。1990年至2001年的10年间，美国的基督徒人口从86%跌落至77%。 在公立学校中基督徒的祈祷被禁止，而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也不屑向上帝的名致以起码的敬意。有鉴于此，David F. Wells将美国社会中的上帝比喻为在家庭中被遗弃的孩子：他仍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却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一员。这一现象的发生，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因物质富足和信息爆炸日渐世俗化的现代人，普遍失去对超越性、生命的真正意义、超自然的事物、绝对的道德价值的兴趣。这并不是说现代人重视物质过於重视精神，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那些被传统基督教作为迷信而摈弃的观念和活动如占卜、星象、通灵术、巫术等不但卷土重来，而且大有成为流行时尚的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对千奇百怪的思想越来越开放的同时，基督教的信仰显得越来越不合潮流。也就是说，现代人并非不需要物质以外的东西，他只是不需要真理。
　　第二，在承认上帝的人们心目中，他的荣耀和能力都被大打折扣。仿如好莱坞影片Bruce Almighty中由Morgan Freeman饰演的通情达理的邻家老伯的上帝，实在无法令我们朝思夜想、敬之畏之。因此今日许多人宣称相信上帝，但鲜有思考关于神的事，并在日常决定中将神置于度外。用Wells的话说，这样一位上帝，“他的真理太遥远，他的恩典太普通，他的审判太和蔼，他的福音太容易，他的基督太平常。”（3）不难想象，这种被歪曲的神的知识，实在无法改变、警戒和激励我们的生活。
　　结果，上帝不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被排除出局，便是被重新诠释以适合现代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无论在福音派圈内或是圈外，关于神的传统教义尤其是神的属性，都遭到激烈的质疑和挑战。例如神是否全部预知人的未来，便是当今福音派学者最热门的论争课题。它所引发的学术专著、期刊文章、宗派会议和神学院人事变动，其波及的广泛程度，让人联想到教会历史上的教理信条论战。
　　如果说上帝从未真正进入中国人的内心和观念，中国教会也从未认真地梳理和理解神论的探讨。迄今为止中国教会最关注救恩论和基督论的事实，在基督教仍需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求存和扎根的现实下，似乎无可厚非。但就是基督教学者与其他宗教或思想的对话中，也很容易发现对基督教神论的知识的缺乏或浮浅。（4）正如著名神学家巴刻(J. I. Parker)在其名著<认识神>的序言中指出的：“对神无知——无知于他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是今天大多数教会的软弱的根由。”
　　中国教会即便可以回避神学建造的使命，也不能无视神学贫瘠直接带来的信徒质量下降和流失的后果。而问题的核心，同样是对神的无知和误解。正如陶恕 (T. W. Tozer) 所指出，“流行的基督徒对神的观念与至高神的尊荣完全相背，并且因此造成许多挂名信徒道德方面的极大损害。”（5）道德生活的妥协与失败也许尚不足以引起教会外人士的普遍关注，从而削弱福音见证的力量。但甚至资深基督徒在异端教导(如近年来风头强劲的东方闪电) 面前不堪一击的情形，发生在福音来华200年之际的中国教会，实在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基督徒面对和回答时代的疑惑与探求时，必然要回到最根本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行动和工作的解释，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全部意义。而能否理解上帝与我们的个体、生活和历史的关系，端赖我们对神的爱、神的良善、神的不变、神的能力、神的知识等等真理的把握。这类知识也是我们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从本质上区别的根据。陶恕 (T. W. Tozer) 指出，“一个人若对神有正确的信仰，他的千万个暂时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6）因此，关于神的神学，不仅有其理论上的纯粹价值，而且它暗示的一切，在真实的世界上和真实的生活中极其重要。
　　研究关于神的真理，帮助我们理解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和我们在时间里的意义。但在基督徒中传统的神论被人忽略，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不习惯于谈论抽象的事物。神论与其他神学部门如启示论、人论、教会论最大的区别，在於它是在与初期教会同时代的希腊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出来。这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谈论神的时候使用的一整套语汇，例如位格、属性等，都带有强烈的希腊哲学的色彩。影响基督教思想至巨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影子更是跃然纸上。不难理解，近年来在西方哲学家圈子中得到承认和接纳的几位基督徒哲学家如William Hasker、C. Plantinga、Richard Swinburne、N.T. Wolterstorff等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从事神论的研究。
　　第二，我们满足于相信自己心目中的上帝。每个基督徒都是在特定的境况中认识神，那最初的经验在其后的信仰生活中或多或少留下烙印。例如身患罕见疾病、求医无门的绝境中得到神医治而相信的基督徒，就很难不将神与能力、健康、祷告的功效联系在一起。有时我们心目中的上帝的观念，在另一场重大的事件影响下，则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7）问题是我们的观念一旦形成，不但很难用理性说服，而且很少会感觉到检讨和补充的必要。
　　有鉴于此，笔者愿意用一系列的专题，来论述基督教福音派对神论的若干主题的见解，介绍和评价历代思想界对於神的各种代表性的见解，及关于神的各项真理在当今时代受到的挑战。读者将发现，挑战不仅来自福音派之外，也产生于福音派内部。这一事实证明人无法穷尽对神的知识，正如使徒保罗的慨叹：“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罗马书十一章33-34节)
　　虽然对神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当我们探讨关于神的真理时，最少必须回答下述问题：
　　第一，我们根据什么建立对神的观念？是圣经文本、理性思索还是个人经验？
　　第二，圣经是否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来认识神？圣经中是否包含不止一种关于神的观念？它们是否具有同等的权威？
　　第三，神有哪些方面的属性，它们如何能够整合在一起？
　　第四，我们该如何认识神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他与世界的关系？
　　第五，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预知的冲突？
　　第六，我们该如何解释邪恶在世界中的存在？
　　第七，神在时间之外还是在时间之内？神的永恒性与人类历史有何关系？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外，我们也会遇到认识论和语言学的问题，它们通常隐藏在学者们的思想背后，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体系的风格。此外，我们会发现并非每一个研究者，都愿意回答上面的全部问题。我们只能大致将他们归入可以辨识的类别。此外，若我们试图将所有关于神的数据，整合为相关一致的系统，势必要通过上述问题，考察该模型的有效性。在我们踏入缤纷的神学花园之前，有必要回顾历史上的神论。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此语出于David F. Wells, 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Nancy Gibbs, “Apocalypse Now,” Time (July 1, 2002), 40-48.
　　（3）。这一数字显然无法反映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真相。Wells指出，在自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中，即使根据最宽泛的标准 (如定期出席教会和进行个人祈祷) ，亦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参God in the Wasteland，89页。
　　（4）。 例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早已被在19世纪来华的大多数传教士拒绝，却成为近年比较宗教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5）。陶恕，<认识至圣者>，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文字部，一九八八，页3。
　　（6）。同上。
　　（7）。例如，神学家John Sanders在驾车回家的途中，不经意地经过交通事故的现场，发现丧生车轮之下的死者竟是自己的亲生兄弟。在苦苦追问神的过程中，他抛弃传统的神观，写出掀起轩然大波的<冒险的神>一书。参John Sanders, The God Who Risks (Downers Grove, Illinois:InterVarsity Press),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