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五期 | 2003年7月]

“玩笔杆子”----文革忏悔录之四

范学德

  
  小时候,街坊邻居常夸奖我说:你看看你,又得了五分,像个小秀才似的,长大了准有出息。若是哪个大婶大嫂动完了口后意犹未尽,我就不幸了,因为她还会动手,摸摸我的脑门,并加上评论:怪不得你老考第一,你看你这大脑门长的,这么大。虽然被摸脑门带给我的感觉不是那么舒服,但也被很快就被那夸奖声所带来的快感弥补了。
  我喜欢秀才,特别是穷书生的故事。他家里怎么怎么穷啦,他怎么怎么刻苦读书啦,又经历了怎么怎么的曲折,然后,他考上了状元什么的。现在回想这些往事,这些故事之所以吸引了我,就是因为我家穷,并且,我学习得还不错。当然,也有老母亲的耳提面命:孩子,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妈是一个大子(指金钱)也没有,你要是不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得一辈子爬地垄沟子了。
  大了点我明白了,这书生的,不是光读几本书就算数的了,还得能写,如果七步之内哼哼不出一首诗来,至少也得熬些时日写它个几首,写完了还得推敲推敲。后来,不知是从何时、何处、何人口中,又听到了一个现代的词,就是“玩笔杆子”,说是那会写文章的人,就是能摇笔杆子的人,又称会玩笔杆子的人。
  “笔杆子”大概也是从“最高指示”中来的,与“枪杆子”并列,大意是这样: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条语录对我影响挺大的,因为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但居然把它与“枪杆子”并列,我还是不大懂。现在懂了一点,“枪杆子”瞄准的是人的脑壳,“笔杆子”刺中的是人心。
  但“笔杆子”前面加了一个“玩”字,似乎是老百姓的创造,与“耍心眼”的“耍”字似乎在一个层次上,都与人有关:“玩人”或者“耍人”。写文章就是“玩笔杆子”。说一个人是一个“笔杆子”,那是夸这个人能写;要是说一个人只会玩笔杆子,那是说这个人除了会写写文章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干。
  我从小学就愿意写作文,写的作文经常在班内被当作范文读。读起来,连我自己都挺感动的。上中学后,写的作文还在全校得过奖。教我语文课的黄老师在我的作文上曾经写了许多的评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说我的文章:细腻有余,粗旷不足。
  但无论我怎么写,写了多少,它都不是“玩笔杆子”而是完成作业,还没有到“玩”的那个等级。
  那时,也看到老师写检讨,写认罪书,对自己的“罪过”的细节的记叙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对自己的“罪过”的性质的认识拔高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就以他们所用的“死”字而论,说的都不是我该死,而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等,以至于他们读著自己的检讨或者认罪书时,虽然是上了年岁的人了,还是老泪横流。虽然如此,这检讨就是写得再好,它也不是“玩笔杆子”,一是因为没有这个玩法的,二是因为他们是“敌人”。敌人是不配玩革命的笔杆子的,他们只配被笔杆子玩。
  我那时知道的“玩笔杆子”,是指能给报社写稿,或者是给“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讲用稿,或者指给领导写讲话稿,报告稿。
  前两类的“笔杆子”,我都玩过。后一种玩法,没玩过。
  我从上中学的第二年开始,就在辽宁省的〈红卫兵战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名之为“小评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稿。玩这类笔杆子有个诀窍,就是四个字:“嫁祸于人”,这人,自然是被上面说成是敌人的人。还有个诀窍,就是你把敌人抹得越黑,你的水平就越高。
  这个玩法可以说成是“降低法”,不论你批的是什么人,都要达到“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生不得翻身”(当时流行的口号)的目的.说到野心,自己时常会加上“狼子”修饰前面,“何其毒也”修饰后面,就成了“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揭露敌人的阴谋,一定要把他们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对派联系起来,说他们内外勾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无论批判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的敌人,都要把他们联系起来批,叫“上挂下联”,吧下面发生的任何坏事都往上面挂,一直挂到刘少奇的头上,而刘少奇的话造成的毒害,又要联到下面的人的头上,一直联到我正在批判的这个人,等等.
  自己和当时许多玩笔杆子的人所用的这一套“嫁祸法”,造成的效果只有一个: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与“嫁祸法”相对的,玩笔杆子还有“归功法”,就是把自己(和社会中的其他人)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林彪把这个学习目标具体化为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于我来说,这最后一句话就成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具体怎么做呢?老师鼓励我们,要向雷锋一样,为人民多作好事,简言之,作好事。有些好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作的,比如在大街上捡到了一分钱、五分钱什么的,交给老师,被夸奖为“拾金不昧”。我上学时也真的认真往马路上看了,经常能看到马粪,但就是看不到钱。我很羡慕那些能捡到钱的同学,长大后才听他们说,是管老娘要的,当然了,也没多要,就是一分、两分的,五分钱到头了。
  捡不到钱,就只好出力了。大冷天的,我一大早就从炕上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了,提著个小粪筐,沿著大路就去捡粪,主要是马粪,牛粪太不好捡。捡了半筐后,就和同学一起,把它抬到了学校。当然,也能受到老师的表扬。而当老师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就说,是毛主席叫我这么做的。
  自然,毛主席是从来没有叫我一大早就起来捡马粪的。
  上了中学后,这种归功法也随著自己文化水平的增高而更加深刻了。和同学们一起外出劳动时,行前动员,经常挂在我嘴巴上的话是:同学们,我们要按照最高指示教导我们的那样,在劳动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胜春种(或者秋收)这一仗,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我们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粉碎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等等。
  劳动回来后,班级中组织会议,谈论“学农(“学习贫下中农”的简称)劳动”的体会,自己就会作这样的发言: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毒害下,自己一时产生了怕苦怕累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这次劳动中,当我弯腰插秧插了一会儿后,这个思想又冒出头了,就想偷懒少乾一点。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于是,浑身增添了革命力量,马上就感到不累了,和同学们一起,完成了插秧这一场战天斗地的革命战斗。
  从那以后,无论自己作了什么好事,无论自己在作好事之前想了什么,但一到大家面前讲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公式:在什么困难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教导,马上就产生了什么力量,然后就完成了什么工作。
  总之,一切都归功于伟大领袖。
  渐渐地,自己这一套就用的很熟了,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自己还真的以为自己是想起了什么教导。
  大概是一九七一年,我们县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主题之一就是讲红卫兵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己当时被上面选上了,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同学写发言稿,叫做“讲用稿”。那时,我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在小时候,看到从县政府大楼里出入的人,都羡慕得了不得。如今,自己也坐在了其中的一个办公室内,并且,摊开在办公桌上的打著红格子的稿子,上面赫然印著一行大字:凤城县革命委员会稿纸。
  自己对同学的“讲用稿”的主要修改就是:“拔高”,即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拔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度”。比喻谈到形势,一定要写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写上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讲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在磨刀霍霍,准备反攻大陆,让我们劳动人民吃二边苦,遭二茬罪。为了增加力度,开头还会加上毛的词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等。但最关键的“拔高”的地方就是:当他们面临什么情况时,一定要想起毛主席的什么教导。
  一开始,我还会问同学,你在这时想起了什么?看他们没有回答到点子上,就启发他们,你想没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启发到这个份上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自己想起了语录中哪一段教导。但他想的语录若不大对题,就又问,你还想起了什么?再想想,你是不是想起了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回答一定是;对。对。对。我刚才怎么忘了呢。
  后来,写熟了,也怕麻烦,我就自作主张,替他想起了什么教导。由于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自己就几乎把一本〈毛主席语录〉背下来了,毛的另外三本小册子也能从头背到尾了,于是,主要的技巧就在于怎么分类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了哪一类的语录,比如,他若帮助别人,那一定是先想起来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毛语录;他在困难的时候,一定有“愚公移山”在鼓舞著他。
  现在想起来,最有意思的是,自己这么作时,没有任何内疚心理,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假,反而心安理得。我以为他在那种情况下就该那么想,即使他当时没有那么明确地想,也是他一直那么想,或者曾经那么想过了,我只是把他怎么想起了语录的这一点引发出来。
  一九七四年,还乡劳动一年多的我,被上级评为民兵中“批林批孔”的先进分子,参加了丹东军分区召开的丹东地区“批林批孔”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讲用。当然,“讲用稿”的初稿是我自己起草的,又被上面的秀才作了修改,但修改的地方不多。因为在关键的地方,我虽然没有写上我想起了什么,但却处处写明白了我是如何响应毛的伟大教导,投入到“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去。
  而那,的确是实情。
  当笔杆子玩“归功法”时,目的是制造偶像。
  上大学时,我读了一些西方的文学作品,看到了一些故事,讲一个人如何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读后,很不以为然,以为那是神话。但我的确也为自己青年时代那么愚忠而懊悔,但原因是什么,不清楚。
  信主后,知道了人有一个上帝所厌恶的大罪,就是拜偶像。〈以赛亚书〉如此描画一个制造偶像者:
  他把木头的一半放在火里燃烧;在上面烤肉;吃了烤肉,并且吃饱了,就自己烤火取暖,说:“哈哈,我暖和了,我看见火了。”他用剩下来的一半做了一个神像,就是他雕刻的偶像,他向它俯伏,向它敬拜;又向它祷告,说:“求你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新译本)
  初看这些人,我笑他们,怎么如此无知、愚昧。
  但从有一天开始,我笑不出来了,我发现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偶像制造者,只是造法和他们不同而已:他们用的是刨子,我用的是笔。我是用自己的笔,把一切都归功于伟大领袖,连自己能活著,连自己的家人还有一口气,也都仰仗著红太阳的光芒万丈。我越是这么归功,领袖在我的心中就越伟大;他越显得伟大,我就显得越渺小,以至于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自己。
  在我亲手参入制造的偶像面前,我失去了自己。
  我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毛主席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他认为什么是真理,什么就是我的真理;他认为什么是谬误,什么就是我批判斗争的对象。
  我失去了自己的感情,变成了毛主席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不管我以前对这个什么毫无感情。就以诗歌而论,听说毛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和李贺)的诗,我也就跟著喜欢了,全不在乎自己到底懂不懂,对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的语言。我不但是把毛的语录、诗词挂在嘴上,一讲到人民,那就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一讲到群众,就说是“真正的英雄”,一说到祖国的形势,就是“风景这边独好”,等等,我甚至模仿毛写文章的特点,并且,学得越像,我就越觉得自己忠于毛主席,对自己就越满意,越放心。
  当我失去了这一切,从思想和信念到情感和语言,我就成了一个空心的人,一个工具,任毛塑造、任毛使用的“革命工具”。一个人成了被另一个人使用的工具,对此,我不仅一点也不觉得悲哀,反而无比自豪,高兴自己终于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
  人哪,当他拜倒在偶像面前时,他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从此,他活著而不想走火入魔,就难了。
  2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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