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像牛虻一样愤懑
　　
　　带口罩的春天里，我开始变得充满斗争性。毕竟，所有的危机到来，都需要一些人用自己的头脑守望并且发言，这是一个需要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刻。从开始的封锁消息到后来的如梦初醒，人们设想和盼望一个更加公开和透明的舆论空间，设想一个更加完善和人道的卫生体系，甚至，我们开始盼望一个更加民主的公共空间。我也飘荡在这许多希望之中。
　　
　　圣经里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从头再来。”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询问着我同样的问题，在这样的夜里，一切究竟如何？
　　
　　我曾经给北京郊区的姚家园民工子弟小学打电话，找陆校长。办公室没有人接，只好拨手机。电话那边的陆校长的声音是很沮丧的，我也跟着慌张。这所接纳过千余名民工子弟的小学已经拆迁，大部分的孩子们也因为瘟疫离开了北京，即使今后复课，大部分的孩子也不会回北京上学了，而留在北京的孩子又会怎样呢？6月30号似乎有一次对民办学校的审查和清理，会有多少外地孩子失学呢？我感到压抑，弱势群体的教育为什么永远这样的狼狈和不安！
　　
　　我又到北京南站，一个上访人群聚集的地方。那里有我用半年时间结识的各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无家可归，在街头露宿。但是，一场瘟疫过后，我的朋友们又在哪里？收容？遣送？他们遭遇到多少歧视和强暴？南站痛苦人群并没有减少，只是对于我已经陌生。
　　
　　边缘群体永远是灾难中最受伤害的一群人。根源在何处？我们处于一个体系之中，城市位于体系的中心，而郊区乃至附近农村处于体系的边缘和外围。中心——外围的结构已经成为事实。中心城市通过政治经济优势“渗透”给外围自身的生活生产模式，于是，外围对于中心城市存在多方面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决定了进城务工的民工在城市中成为附属，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非自由劳动力”，正是这种依附性把一种人为的体制固定化，也正是这种依附性决定了中心的发达和外围的不发达，决定了不平等的两极分化。在依附之中，中心城市却没有把边缘群体纳入到自己的保护范畴之中，在依附之中，弱势的边缘群体也没有自己的应急保护能力，一旦遭遇灾难，中心城市的慌乱就会引发边缘群体的受难。
　　
　　我想我必须走向愤懑，这是我良心的印记。过去我批评教育制度，说这是“只见知识不见人”。今天，展现在我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只见市场不见人”的图景。旅游的风潮消退、餐饮的热情骤减，这些都成为焦点，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在严厉苛刻的隔离措施之下，城市边缘群体的举步维艰。
　　
　　他们遭遇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形式之下的生活。这种生活之中挣扎着尊严，这种尊严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同样被保留着。陀思妥耶夫曾经写到：“您怎么不走了，是什么阻碍您？请记住在您身上被唤醒的东西，在您的思想中，永远也不要忘记：良心——它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也在这些人身上。您看见的不是已经疲劳的手，不是寒冷的腿，不是空空的胃。您在自己面前看见的是上百万的人的心灵，当您想到，他们只需要温暖，喂养和安慰，——请回忆一下，您现在忘记了等待您自己的梦和食物（您才需要这些东西呢）。我说完了。现在走吧，去研究您的哲学和古董吧。我则和他们在一起，假如我们不能分担他们的劳动，那么就分担他们的痛苦，也许总有一天为他们的喜悦而快乐。”我不敢忘怀。
　　
　　
　　二、像蜜蜂一样赞美
　　
　　趁着一切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萧条的时候，我启动自己的消费旅游计划。天坛、地坛、日坛、玉渊潭，定陵、长陵、长城，我意外的被带到这些空间里，并且陶醉。
　　
　　偌大的长城别无他人，在海拔1000米的长城上看到了鹰，望远镜里我几乎可以看清它的羽毛。我想起两个字：歌唱。“他要歌唱/为了忘却/真实生活的虚伪/为了记住/虚伪生活的真实”。这首诗和鹰一起盘旋。诗人的职责就是赞美，在赞美中歌唱，如果无物赞美就赞美自己，连自己也可憎，就赞美死。今天，是否已经无物赞美，是否已经没有歌唱。今天，还有诗人吗？
　　
　　长陵的地下宫殿恢弘而阴郁，地下阴湿的空气令人战栗。望着复原以后的棺木，我仍旧无法想象曾经的皇帝。地面之上是阳光普照的，阳光之下我目睹一场战争：两只体形相当的大蚂蚁搏斗，其中一只转眼之间把另一只咬死，随后从中咬断死者的身体，同时发出咀嚼的声音。我再一次不寒而栗。
　　
　　一些关于死亡、诗、美、自然的记忆片段，在行走之中不断被唤起，生活还在继续，虽然瘟疫也在继续。我想我愿意在各种景观前徘徊，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体内左冲右突的血液，生命赞美着，虽然，已经忘却了如何歌唱。
　　
　　三、牛虻即蜜蜂
　　
　　我该怎样解读自己的生活？我的愤懑和赞美究竟怎样奇怪的交融？抑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脑中滑过的只有一句清晰的话：是牛虻，所以批判；是蜜蜂，所以赞美，牛虻即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