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批评家面对着一首首冰冷的诗歌时，不是操起更为冰冷的解构之刀进行规则的切割，而是在自我心灵的深处唤醒已沉睡的感觉。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写道，“这不再是参与他人的诗，而是为了自己而诗化。于是批评家变成了诗人。”这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优秀的批评必须拥有的一个品质：心灵的真诚。
　　“批评是一种心灵的事业”，谢有顺年轻的声音的确有些不合时宜，至少在世纪边缘的中国。对一种传统的固守以及西方技术主义的弥散，致使大多数批评家们仅仅将目光停滞在作品的语言与形式表层，而不能感触到文字内里流淌的精神，所以，他们的作品或者苍白无力，或者晦涩难懂。“批评家不应是冷漠的工匠”，还应该有着心灵的热情，这种批评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福柯）。正因为谢有顺认识到并拥有了这一高贵品质，他的文章才能将我们深深震撼。
　　当然，心灵的力量是微弱的，优秀的批评还需要思想的积淀，“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又是一个思想家”。“没有思想，批评很可能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无法把批评从作品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谢有顺：《批评与什么相关》）。批评的过程又是一种写作，有思想的写作才是独立的，有力的，能打动人心的。而思想，又与心灵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只有虔诚的心灵与神性的思想交汇冲撞而成的批评才是优秀的，这便是谢有顺的批评观，如他的老师孙绍振先生所说，“他发出的，不是世俗的人生的感叹，而是从精神天国投射向世俗人生的一道救赎之光”。2002年5月，《话语的德性》终于浮出躁动的时代而散发光芒。于我，又一次在温暖阳光下倾听谢有顺的灵魂呼喊。
　　在刚刚迈进文艺批评的大门时，敏锐的谢有顺就将我们生活的时代定义为救赎时代。单从字面我们就可知晓，这是一个沉沦的时代，负罪的时代，这个时代缺乏着爱，慰藉，交流，永恒，“一切的艺术，思想只能带上冷漠、变质，绝望的品格”。这种背景下的文学难免浸染上一层奇异的色彩：暴力、欲望、残酷，它已不能给无助的人类以幸福的精神和力量。失落的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的逃遁，终于演绎成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内心的隐痛”。文学的甘泉已沦落与我们的心灵同样的枯涸，从这个角度，问题被提出了出来：我们的灵魂为何如此贫弱，终将安置何处？
　　谢有顺用了一个词描绘现代人的灵魂际遇：恐惧。它至少含有两重意思：有限性的认识与人格的分裂。人生来就是残缺的，更为可怕的是人觉醒到了自己的残缺，星空的深不可测与人的卑微琐小，对比徒增了我们心中的空虚与不安。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又承担着只有尼采预言中的“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负，却无法逃避生存的疲惫与无常。“我们所有的知识把我们带近无知，我们所有的无知把我们带近死亡”！（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恐惧的另一表征便是分裂。谢有顺非常喜欢卡夫卡的一段近乎绝望的文字：“我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一样，因而终于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之中。”表达与心灵分裂，身体与灵魂分裂，而至为严重的是人与自我的分裂，“自我成了单个人的敌人，因为自我不再代表正确的人，人与自我隔绝了”。谢有顺在对青年作家王彪的《欲望》的解读过程中，便指出小说的主人公戏子已被分裂折磨到不分戏里戏外的地步，结局是自己就成了一台戏出演给残忍的现实。“灵与肉是分离的，爱与欲望是分离的”，可悲的是，“戏子所行的并不是她所愿意的，但她又没有能力行她所愿意行的”（谢有顺：《王彪：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戏子无法生活于演戏的幻觉之中，悲剧的分裂必然致人陷入精神的虚无，陷入绝望与恐惧的深渊。
　　如帕斯卡所说，真正的恐惧是来自信念的。循着这道思想的痕迹，谢有顺发现，我们的恐惧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神性事物的信仰。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这种罪从亚当不相信上帝的良言而偷吃圣果就开始了，罪是本性的，使人的“言语、行为、思想意念很自然地都在彰显罪”；罪又是一种生命，“它在肉体中活动，煽动着人的欲望”。欲望潮水般泛滥时，人在心中已无法寻到阻挡它的栅栏，无法寻到克制罪超越罪的能力，人的心中已完全失落了对神圣性的渴求。“绝对的缺席，使人类一切趋于无限的愿望都变成虚无”，生活终将残酷的结束。
　　恐惧的面纱一层层揭开，它由天然的原罪带来，又带给我们现世的苦难。由此，如何面对苦难的折磨，也即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深重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将触到谢有顺救赎思想的内核。
　　在他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为优秀的文章《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中，通过对余华重要作品《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形象的深刻剖析，他指出了面对苦难的方式之一：消解。“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面对苦难，他“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人在苦难面前是被动的，而消解是被动的承担，它鼓励人们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而消解的后果，最终使福贵与许三观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充满暮气的老人，“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而没有受难后的豁然与快乐。
　　为什么消解和遗忘只能带来另一重虚无？因为很多人不能真正感知苦难的内涵，他们逃避开了，“走出荒诞的墙”，可“城墙内荒诞和恶的世界依然原封不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苦难是无法摆脱的，所以谢有顺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它的结果只会使人被苦难吞噬，继续忍受着苦难与恐惧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
　　“逃离不是路，惟有主动的承担才有可能缝合内心希望的碎片。”
　　“是的，这个世界不再给我们提供安全与幸福，每个人都带着罪、错误，恐惧、焦虑生活着，你若不想背叛自己的内心不想推卸生活的负担，你就必须勇敢地走向因它们而致的苦难。”（谢有顺：《徐小斌：一个女性的内心生活》）
　　在对徐小斌作品《羽蛇》的评论中，谢有顺用上面的两段文字表达了面对苦难的另一种方式：受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而受难，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与代价的。徐小斌笔下的羽蛇用了一生的时光去赎罪，但慰藉终归没有降临于她的心灵。她试图用血洗尽肉身的丑恶，但血也不能救她。这血是罪人的血，而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义人的血。更为重要的是，赎罪也即承受苦难，不仅需要血，更需要爱。
　　爱，这是抵达遥远的神性彼岸，倾听到上帝的温暖言语的惟一道路。如摩罗所说，真正的爱不是恨的反义词，而是比恨高一个层面的。“我们爱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爱我们为条件的”。爱不是反映，而是对内心光明的向往，只有爱，才会使上帝听到我们的忠诚祈告。
　　承担与爱，它们汇成了精神贫困时代中闪闪发光的谢有顺的救赎思想，是这思想的高贵才使《话语的德性》能给苦难的我们以感动与慰藉。我们愿意相信，他所进行的写作就是他所向往的“有价值的写作，是那种不断地靠近心灵，这心灵中神圣的部分的写作”。我也不会忘记，这种写作曾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让我们的心感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