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们家在芝加哥北郊的各尔尼镇（Gurnee）买了个新房子。美国人管它叫Townhouse,不知中文该翻成什么。反正就是几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两家共享一个墙壁。我小时候在国内住的也是这样的房子，但叫法没这么多讲究，反正就是房子嘛。按照我妈妈的说法，能住人就不错了。
　　我们房子（Townhouse）的后面，是一片大草坪，有十多英亩，它属于我们所在的小区，是公共财产。
　　搬进新房子以后，我很喜欢站在后窗往外面看，从草坪一直看到草坪边上的那片小树林，隔着小树林，就是一所小学校。看了一冬，那地始终是平坦坦的，只有白白的一层大雪压在上面，让人心也跟着敞亮。
　　看过了冬天，草坪上的雪渐渐就变薄了，变黑了，变没了。于是，在早春的一个上午，我走到了草坪中。走了几步后，一点绿意吸引住了我，我走过去，蹲下来一看，原来是几根小草冒出了地面。在这一大片灰褐色的大地上，这几点绿色令我颇为激动。芝加哥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
　　一、两场春雨后，小草都冒出来了，那绿色也联成了一片，春意浓了。
　　几个星期后，草地上出现了一、两朵小黄花，是蒲公英开花了。芝加哥春天的绿色实在太浓，到处是翠绿的树，翠绿的草，别说一、两朵小黄花，就是两、三株大红花，也不过像星星在高空中眨眨眼一样，一点也不起眼。
　　但就是几天的事，有一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向外一瞧，呵！满眼都是黄色，蒲公英开花了，花连成了一片,在阳光下流趟着金光。
　　我还从没见到这么大片的蒲公英花，没看到这蒲公英花如此美丽。
　　我于是就带着儿子在草坪上玩。
　　儿子刚刚学会走路，他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黄花，又是笑，又是叫，东走一步，西挪一步，不一会儿就采下了一小把蒲公英花，握在他胖乎乎的小手中。
　　凝视着儿子蹒跚的背影，另一个背影涌进了我的记忆，那是我童年的身影。
　　那身影也是映在这般宽阔的野地上，也是这早春的日子，空气中流动着的也是这淡淡的寒意，也是寻找蒲公英。只是在那个小小的寻找者的眼睛中,没有喜悦，只有焦虑，因饥饿而生的焦虑。
　　那时的我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那是一九六零年前后的那几年。
　　报纸上和广播中都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是大饥荒,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也只有一个字：饿。每天折磨我的只有一个感觉：饿死我了。
　　熬过了寒冷的冬天，终于把春天盼到了，就像野兽一样，我到野外去找食了。人饿极了，连野草都可以充饥，何况野菜是我家餐桌上正宗的好菜。我和哥哥一起，带着个小篮子，里面装了两个挖野菜的小铁铲子，就出发了。近处的野菜很难长大，一冒出头，就被人挖走了。于是，我和哥哥就走了四、五里路，到郊外的门家堡子一带的大地里去挖野菜。那四、五里的路，在今天看来实在不长。多年后，我重走那条路，好像溜达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可当年，这段路对小小年纪的我来说真是太长了，带着一个饿得瘪瘪的小肚子，紧走慢走，边走边愁，怎么还没到呢？
　　一到了大地里，我的眼睛就亮了。不一会儿我就大叫：哥！我找到了一个小根菜！
　　让我看看。哥哥赶快跑过来。
　　小根菜其实是野蒜。只是蒜头比人工种的小了许多。它露在地面上的叶子，细细的，长长的，跟野草差不多。看到哥哥点头了，我就高兴地开始挖了。哥哥叮嘱我，小心点，别挖断了。我想，这还用说，我还不知道小根菜的“肉”就在根上吗？我一边挖，一边轻轻地用手扒拉开挖松了的土。挖到一铲深的时候，就把它挖出来了。有时，几个小根菜长在一起，一挖出来就是一堆：四、五根。看着一个个雪白的椭圆形的小蒜头，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等不得洗了，把泥用手一擦，我就把它们从头到尾全吞下了。有一点点辣，可谁在乎呵。
　　那时，东北的早春吃不上新鲜的蔬菜，所以，对于我们家来说，小根菜是宝贝，洗干净了，沾着大酱，就着玉米面大饼子一起吃，香死人了。
　　蒲公英也是我心中好吃的菜。但那时我很少看到开花的蒲公英，它还没有开花，就被人们挖光了。我们那里正宗的蒲公英不多，有一种与它非常相近的野菜，也是开黄花的，学名叫苣Mai(草头加个买)菜，被我们叫成了“苣门菜”。要是挖到了一个叶子大、根又粗的“苣门菜”，我能高兴半天。因为大的“苣门菜”实在太少了。来地里挖野菜的人又实在太多了，妈妈说，这地里的野菜就像用蓖子刮头一样，什么虱子都剩不下。
　　那也是那年头的奇事，什么东西都不爱长，就是爱长虱子。妈妈时常用蓖子给我们刮头。刮过一遍，总会发现几个虱子，大的小的都有，并且长得还都挺胖。刮下的虱子，母亲都用大拇指给掐死了，只听咯叭一声，虱子就碎尸了，流出来了一点血。上院的王婶舍不得浪费，她用牙咬虱子，说那点血不能浪费了，是她自己身上的血。
　　虱子的血是什么味道，我就是再饿，再缺乏营养，也没尝过，恶心。
　　但地里长的野菜的味道，凡是能吃的，我都尝过了。
　　像“苣门菜”，就不怎么好吃，有点苦，不过妈妈说了，吃它好，败败火。
　　我最喜欢的野菜是芨芨菜，它的味道特别好，叶子上飘着淡淡的香气，有点像芹菜，而咬一口根，则甜滋滋的。挖到芨芨菜，我舍不得马上就吃，而是留着，等到装满了小篮子后，带回家中。吃前要用清水把根上的泥土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煮汤。
　　芨芨菜汤好做，锅里装上水，加点盐就行了。等汤滚开了，把芨芨菜放进去，翻两三个个，就好了。要是奢侈，就再点上几滴油（俗话叫“后老婆油”），油花一点一点地飘在汤上，就是佳肴了。要是有时妈妈狠一狠心，把攒下来准备过年过节的鸡蛋打碎一个，在菜上面撒一层蛋花，那我觉得和过年也差不太多了。
　　这么多年，我也尝过许多美味的蔬菜，但在心中，最好吃的菜还是芨芨菜。
　　长大后，很少吃到芨芨菜了，就是偶而吃一两回，那味道也不像小时候吃起来那么香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为它真好吃。
　　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工作，有一天早上跑步经过南湖公园，看到一个人在卖野菜，原来是芨芨菜！虽然八角钱一斤，贵了点，但我还是一下子就买了两、三斤。回宿舍后，马上洗净，生火，煮菜，又特意打进了两个鸡蛋，然后，请女朋友过来尝尝鲜。
　　几年后，已经成为我妻子的当年女友埋怨说，你可倒好，跟你谈恋爱，倒请我吃野草！
　　我听后大惊，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好吃的菜，怎么是草？
　　当年挖野菜，吃野菜，虽然有少许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辛酸和苦涩。因为就是野菜,更何况,就连野菜,也吃不饱，天天挨饿。
　　在贫穷、饥饿的阴影下生活，人产生的不仅是痛苦，更是仇恨。
　　那时，虽然我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谁造成了我的饥饿？或者是什么造成了我的饥饿？但深深地压在我心底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谁之罪？或者说，这罪要归到谁的头上？
　　正是这“归罪心理”，使我把内心的仇恨变成了对国内、外敌人的阶级仇恨。凡是上面所说的敌人，我都恨，因为我认为我遭受的痛苦全是他们造成的。
　　听上面讲，“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卡我们中国人的脖子，逼我们还债，才造成了我们的灾难。多年来多次听到一个故事，说为了还债，中国政府把中国的好苹果都运到苏联了。苏联人在边卡上用一个小网子一个一个地过滤这些苹果，个头小的，从网中漏下去了，就不要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恨死“苏修”了。苹果，那是什么啊？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不到过年过节，我根本就不敢奢望能吃上一个。小一点的，你就不要了。真是太坏了。怪不得我们吃不到苹果，原来都叫你们要去了。
　　说来也怪，我当时就没有想想，那大苹果就是在市场上卖，我们家能买得起吗？
　　就这样，上面的宣传通过我的“归罪心理”就起作用了。在国际上，我把我挨饿的原因归罪于“苏修”逼我们还债，归罪于“苏修”撤走了援华的专家。归罪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归罪于在台湾的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但这似乎还不够充分，于是，在国内还得有人承担这罪过。于是，我认为那灾害是由地主资产阶级这些阶级敌人造成的。从远的来说，那是由于他们在“旧社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中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的贫穷；往近的说，那是由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旧社会”引起的。
　　与自己的“归罪心理”相辅相成的，是恐惧心理。从小就开始的阶级斗争教育，经常教导我们年轻人要警惕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吓唬我们说，若是让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我从来都认为我们家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连个小科长、科员的什么一辈子都没熬上，不是劳动人民还能是什么呢？所以，我真的怕敌人复辟。旧社会穷人怎么吃苦我没有亲身体会，我总觉得一定比六零前后可怕多了，那结局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活活被饿死。
　　就这样，仇恨阶级敌人的心理终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包括挨了三年的饿，都是由阶级敌人造成的，这已经成了我的信念。这样，当更大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仇恨一切被上面说成是阶级敌人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是什么人，都要把他们视为一切灾祸的祸根。
　　就拿写文章来说，七一年前后，上面要纠正文革的某些偏向，有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二版发表了一个长篇评论：读书无用吗？在那个长篇评论的右下脚，有一个巴掌大的消息，是我们学校负责报道的傅老师写的一条短讯：凤城一中革命师生狠批读书无用论。报道中把我当成了红卫兵革命小将的代表，而我的代表性言论是从我的一个批判稿中摘录的。而我居然认为，目前在学生中之所以流行着读书无用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流毒”，说读书无用论就是刘少奇鼓吹的读书作官论的变种。
　　后来，自己在辽宁省的〈红卫兵战报〉上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多是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同样的逻辑：把一切罪责统统推到了刘少奇的头上。
　　那些年中，正是无数的像自己这样的大批判文章，掩盖了社会中正在盛行的罪行，因为我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了“敌人”的头上。而“阶级敌人”这几个字，又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仇恨，并把这仇恨以正大堂皇的名目表现出来：名之为“革命行动”。
　　看一部人类历史，那些直接了当地表现出来的仇恨，往往并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那些造成最残忍的暴行的仇恨，大都是打着革命、正义、上帝的旗号表现出来、发泄出来的。“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这感叹是何等的深痛，而那“自由”二字，又是可以换成多少其他崇高的伟大字眼。
　　悲哉。“三年自然灾害”，我吃了多少的苦头，但却全白吃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自己却相信那完全是由于阶级敌人造成的，并且从此后仇恨一切被上面说成是阶级敌人的人，哪怕那人是自己熟悉的人、尊敬的人。
　　“归罪”,“归罪”,把自己生活中所遭受到的一切苦难和不幸,都归结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身上,由于形成了这样的心理,于是,我所等待的就是谁被定为阶级敌人了。
　　
　　完成于2002 年1月4日晚11时41分。
　　修改于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