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三期 | 2003年5月]

放逐之途

施玮

  长篇小说《放逐伊甸》的初稿写于我刚来美国的第二年,1997年秋冬。在荒漠四围的阿尔伯克基城,在绚丽而高远的天空下,我的生命仿佛也进入了荒原。我极端地思念留在北京的一切,思念那本己厌恶并逃避的“罪”中之乐,于是我开始写这本小说(原名:失乐园)。随着写作的进行,我又似乎回到了那片刚刚离开的土地与人群中,重又体会着那种生命的尴尬、失落、污秽与无奈;重又体会了那灵魂与肉体被世俗之潮、金钱之潮席卷的滋味。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我的主人公一个个走向死亡,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我不能为笔下的人们及自己找到一条复乐园的路。无论是李亚的放纵寻死,还是赵溟的躲避等死,又或象戴航那样游离着不敢真正去活,他们与我这个创造他们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无奈与绝望。我最后给他们找到的一条路是在腐烂中等待着通过精神分裂进入精神乐园,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多年心中暗藏的一种隐约的期待。虽然我曾去了解过真实的情景并早己发现了自己这种期待的荒谬,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的灵魂脱离腐烂、脱离污秽,出国当然也是又一种尝试。我没有更好的路给他们,也就只好把笔下的人物弃在对死亡的等待中不了了之了。当我把小说改名为《放逐伊甸》时,心里充满了对造物主的怨恨,充满了赴死的“悲壮”情怀,却不知道神对生命、对我这个人、对这本小说的美善计划。
  1999年神的救恩奇妙地临到了我,在我拥有圣经十年之后,在我只把它放在哲学与文学的思想领域,而拒之于生命之外长达十年之后,神以它神性的智慧和爱,超自然地向我这等死的人启示了他自己,使我得到了重生,也为我笔下的人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年后,在一次的祷告中,神让我看到一条人类从伊甸园被放逐的路,看到一条叠映的放逐之路,古时的,现代的;历史的,日常的;一种光芒照彻了我的里面,我开始写作。前后又写了三稿,在许多重大的或细微之处,那住在我里面的都给了我极具体的指点与开启。特别是在对圣经的学习和应用中,我这个信主仅两年的婴孩完全是靠着在他面前的领受,才明白了一些在神学上是基础又基础的真理。
  小说以旧约放逐故事与现代新文人(代表着世人的灵魂)的堕落过程相叠映;以旧约中辉煌的人物衬映现代人的黯淡萎琐;以旧约中神所立的伦理与道德的纯净来光照现世代的混浊。小说以李亚与戴航的爱情及赵溟与王玲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那放逐与回归。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回归之途。赵溟的线索是罪与赎罪,对应的旧约放逐过程是从人在伊甸园犯罪被逐,到洪水与巴别塔,到神对夏甲说他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呼求声(创1-22)。戴航的回归主线是爱与纯洁,对应的旧约故事是以撒与利百加之间爱情与婚姻,以及父神在基拉耳对利百加的保护与对以撒的祝福(创24-26)。李亚的寻求主线是生与死,对应的是旧约雅各的故事,肉体所需的红豆汤与灵魂得救所需的天梯(创25,28)。这三条线连成了从神造人,人因罪而离开,到神的拯救,整个放逐与回归之途。小说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疑问、思索,并以神──万物之源的纯净之光光照。记述了我们这一代追求与认识的心理历程。
  神也借着写作把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使命放在了我的里面。要使中国成为福音化的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文化的重生是必经之路。它不仅对人的精神思想领域起着深远的影响,更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我们应看到不是一个社会选择了一种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制造出一种社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近二千年的国家,文学艺术的影响力更是举足轻重。今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层现出没落与等死的状态。旧本土文化中的自怜、乖僻、仇恨与现代的放纵、颓废、淫荡相混杂,形成了以阴暗为表征的文学及文化。
  我们的神是美的源头,是光明本身,基督徒应成为世上的盐与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本民族及人类的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负有责任。许牧世老弟兄在“出版《基文青年丛书》序言”中说:“有人说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还没有产生过什么可称为‘文学’的作品。充其量我们只有基督教文字,还没有基督教文学。这样的批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岂不是一种极严肃的挑战。” 应该有从神而来的文学,把光明与美,把纯净与赦免,把爱与希望带入我们的文化。中国文化必须被洗涤、重生,才能成为全人类文化的祝福。以福音的大能,以神的光来重生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对于救主、对于子孙、对于民族、对于人类、对于生命本身不可推却的责任。我们所留给孩子们的也不应仅仅是几本托尔斯泰与但丁,而应该有在他们父辈生命与灵魂中神的作为的记录与颂歌。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共求索。愿中国的文学是属于神的,愿有最美的颂歌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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