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三期 | 2003年5月]

死荫路上的安慰者——青春忏悔录之四

江登兴

  
  当父亲在医院里的时候,我能给他的安慰只是念纪伯伦的诗,父亲听得很认真,然而这诗连我自己都未必懂。我知道在人生的困苦和绝境中需要安慰了,然而我没有什么好安慰父亲的,因为我找错了寻求安慰的对象。
  在省城的医院里,父亲手术后突发全身疼痛,满地打滚,他央求看护他的弟弟让他从九层楼上跳下去。当CT确认父亲为癌症手术后扩散,医生要求父亲做再一次的化疗时。我们都放弃了父亲康复的希望。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让父亲继续他的治疗了。
  父亲工作的镇政府本来是富裕的,但因为腐败,在欠下数百万的债后,原来的镇长调到县土地局任局长去了。而新任镇长连工资也没有办法给干部开出。父亲住院期间,有一次母亲从省城回到家里借钱,她当然免不了去求父亲工作的镇政府,在镇政府大院里她向党委书记央求,书记当着众人的面喝斥道:“你看你羞也不羞!”镇政府无法给父亲开出旧的医疗费,连旧的医疗费也无法报销。
  母亲说,反正父亲救不回来了。他这样躺在医院里,花更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反而欠下更多的债连累我的两个儿子!我要看活人的面,不看要死人的面了!”母亲的决定是:让父亲出院,回家!
  父亲曾经对我说,人去世的时候不能住在不着地的房间里。农村的规矩,老人如果死在楼上,从楼梯上面抬下来的话,每抬一步要绝一代。有的人平时挺健康的,住在楼上突然去世了,那么就要用绳子绑住尸体,从楼上吊下来。而要求到一楼着地的房间来住,在农村,这是暗示一个老人的死亡临近了。这个风俗带着对土地的崇拜,至今在我的家乡仍然存在着。
  父亲还没从省城动身,母亲特地打电话,叫堂姐收拾我们家新屋一楼的惟一一个房间。几年前父亲在盖新房的时候,虽然空间很小,但还是在一层的大厅之外留出了一小间。为的是自己年老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迎接死亡。现在,盖房子借的债还没有还完,父亲从省城回来,连夜就住进了这一间黑黑的小房间,由此走向自己原以为还遥远的生命终点。
  在绝境中,人总是盼望奇迹。在省城,因为肿瘤扩散,当父亲的全身长出一个个乒乓球大的小包时,母亲说父亲可能得的根本不是什么癌症,只是经络损伤了。母亲马上想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家乡土郎中。从省城回家,弟弟下了长途汽车上柴油摩托车,马不停蹄再赶几十公里到崇山竣岭中的舅舅家去。带着一包包粉末状的草药从舅舅家连夜赶回时,那一夜的天空一派繁星,弟弟在仰望天空时得到了一个意念,那就是上天一定不会让父亲死去。为此弟弟亢奋不已。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离天上的主宰者是多么的远。我们只是在这样多灾多难的生活中渴望拯救、渴望慰藉。
  病急乱投医,与草药相反,我想到的是气功,那时气功治癌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于是我想到了一位远在数百公里外的一位气功师,几年前我曾经拜访过她。据说她是武当山下来的,治好过癌症。这时,我便要把父亲用车拉到她那里去。父亲不相信气功能治好他的病,他说:“要是我死在那一边,尸体怎么办呢?”几年后,我知道,那位气功师因为自己生病,吃蛇胆中毒死了。
  父亲几乎是被抬着上车的。我们是带着胜利大逃亡的心情让父亲出院的。穷病的人住大医院,那钱花起来就像流自己的血。父亲出院时,我以为他已经命若抽丝,然而想不到刚年过五十的父亲,虽然虚弱,却还能和病魔挣扎这么久。
  父亲出院时,他被切去上牙床的手术部位已经发炎。父亲回到家里时,因为大量用消炎药,炎症止住了,肿瘤却迅速地肿大起来。很快地,父亲的肿瘤开始封住他的食道,又沿着腮帮往脑门上长。怎么办呢?这时我们想到了化疗。要化疗,但农村的医院又没有药,我决定到省城里去买。但是化疗的药是这么贵,我们没有钱买。刚好我手头有一本化疗的书,我查到了对付父亲这种T细胞淋疤癌的化疗方案,于是我决定把这个配方中最贵的一两种药去掉,增加其他的有效成份。这样由我自己给父亲定的化疗方案就形成了。再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我买到了这些药,又回到家里,请我的当护士的同学给父亲注射药液,实施化疗。
  化疗的针早上打下去,刚到下午,父亲就开始失常起来,全身乱扭动,乱说话。显然,他失去了对自己神经系统的控制能力。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夜里,父亲失常得更历害了,他整夜未眠,大概一直幻觉自己正在年轻时常去包队的那个地方下乡,叫着过去熟人的名字,然后又指着床边说那是一丘水田,一定要跳到水田里去,或者要起身去很远的地方。这时候的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起来行走,只要一起来,保证摔倒。整整一个晚上,父亲说着笑着,挥舞着手臂。我们因为怕他跑了,起先是一个人,后来要三个人都按不住他。只好把他的全身手脚用被子严严包起来,只让他露出头在个面。父亲挣扎到下半夜,母亲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叫我爸爸的名字,说:“你别把我的两个儿子害惨了!”
  一两天后父亲才恢复正常,但他对自己当时的经历一点都不记得了。后来我再查医书,才知道是我在自行配父亲化疗的配方时,因为削减了一两种比较贵的药,就把很便宜的夹竹桃的药剂量加了一倍。而夹竹桃对神经是有毒性的,是夹竹桃过量导致父亲的神经系统失去控制,才造成了那夜父亲的失常。
  要是我们的经济稍微宽松一点,父亲都不会受这么大的折磨,要是我在去省城配药时,向医生请教一下,父亲也不必受这么大的折磨。然而穷病的人最怕医生,最怕去医院,当初父亲出院时,我们就是带着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心情离开的,现在我哪还有勇气去请教原来父亲的医生呢?然而今天的中国,因为医疗系统的腐败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有多少人得了病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呢?我父亲以一位乡镇干部得了重病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贫困的民众了。当我们在省城里决定让父亲出院回家时,我们只想到父亲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了,认为出院可以省一点钱。然而我们想不到父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折磨。我们对于医疗的观念可能要变一下,医疗不仅是为了治病救人,医疗的使命还应包括,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康复的希望时,给他提供正常的治疗,使他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病痛的苦楚。而我们因为经济的困境,当父亲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时,不得不让父亲经受可怕的折磨。
  化疗后,父亲头上的肿瘤迅速收缩,母亲心中就得到了不少安慰,虽然我们都知道,父亲无法治愈了,但是母亲想这样父亲在离世时躺在那里不致头肿得斗大,令人难堪了。
  这时我们便把希望转向了中草药。叔叔带我在黄昏时分到田野里去挖草药,一捆捆的草药熬成汤端到父亲面前,求生的欲望使父亲不管草药多苦都大口地吞下去。我还是大胆地根据医书,自己给父亲开中药吃,我把医书上说的有治癌功能的草药一味味加起来,下大剂量。因为听说中药是很讲究搭配的,我去药店里买药时故意问医生这样配药合理不合理,医生说:“从这个药方看来,这个病人病得不轻!”。
  父亲的病没有好起来,肿瘤再一次地渐渐封住父亲的咽喉,我时常在给父亲喂饭时发现,上一次吃的饭菜有一些留在肿瘤的缝隙中,已经发霉。有一天夜里,父亲吃东西时,不知是饭菜卡在了咽喉里,还是咽喉的神经过敏了,他被堵得几乎没法呼吸了,我眼见他哭嚎了一个晚上,本以为他一口气喘不过来就要结束生命了,然而父亲居然活了过来。过后还幽默地说了一句:“昨天晚上,你们差一点做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了!”
  父亲越是到晚期肿瘤肿得越大,最后全身瘦下去,只有那个肿瘤在没完没了地疯长。
  在他生命就要抵达终点时,父亲做了他节俭的一生中一件惊人“奢侈”的事。由于长期躺在床上,加上瘦弱不堪,我们决定要给父亲买一块海绵垫。原来以为只要买半张床那么宽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可以省一点钱,反正父亲不久去世后就要扔了。然而这一次父亲出乎意料地表示不同意,他说:“要买整张床那么宽,反正我病成这个样子也不管你们了!”
  在父亲确诊为恶性肿瘤后,我们都不把消息告诉他,只说是良性的,动了手术后就好了。在省城时,父亲知道自己死期已近,甚至交代我们死后就地火化了。然而自从回家后,父亲反而不提死了,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好起来,并且催我们尽力去给他找各样的医生。
  在父亲抵达了生命终点之前,我决定让父亲明白他自己的病情,所以有一次我哭着对父亲说:“爸!你得的是恶性的肿瘤!”但父亲居然对我说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一切呢,还是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大概在父亲死之前两三天的一天,夜幕正在笼罩大地,在父亲痛苦地哭嚎和呻吟的间隙,他能坐起来安静一下的时候,不知怎么地,父亲认真地和我们谈起了他的后事。他让我要好好照顾母亲和弟弟。我问他:“爸!你养我们这么大累不累?”父亲很豁达地说:“生儿养女,天经地义!”这时我们的泪水都涌出来了,弟弟哭着跪倒在父亲的床前,然而父亲没有哭。那个时候,我在父亲面前给他三个承诺,一是要重修我爷爷的坟墓,因为那时我们都很相信风水,而且相信一个风水先生说的,我们家的不幸与这个坟墓的朝向不对有关,这是我做的最大的也是最郑重的承诺。我的第二个承诺是,一定要照顾好母亲。第三个承诺是一定在几年内把弟弟的女朋友娶过来,让他们成家!这是最典型的对死者的中国式的承诺了。然而这三个承诺的第一个我不必履行了,因为我现在已不相信风水,不信一个家的幸福与自己的先人坟墓的方向有关了,我现在单单仰望的是爱我的天父。第二项承诺我没有履行好,因为我母亲三个月后自杀了。
  父亲虽然病成这个样子,而且常常整夜未眠,母亲可能是怕我们累坏了,也可能是我偷懒,夜间常常是母亲陪父亲度过的。在那些夜里父亲对母亲说了些什么,我现在无法知道了。
  有一天夜里,因为天冷,生了火盆,父亲的棉被掉在火盆上烧着了,等母亲醒来时,已是浓烟滚滚。但是母亲竟然在身体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把燃烧的棉被甩出了屋子,救出了父亲。
  我们一家在一起哭泣的时刻,也是在父亲得病好几个月后,我第一次哭泣,第一次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爸!你得的是恶性肿瘤,是不会好起来了!”的时刻。后来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有一次在酒桌上,一个朋友问好:“基督徒是不能说谎的,那么善意地说谎可以吗?比如对一个就要死的人说:‘你得的病不会死。’让他在生命的尽头还可以有一点希望,使他不至于在恐惧中迎向死亡。”我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撒谎的必要,因为你告诉他,他不会死只是给了他一个虚假的希望。他终究还是要走向死亡。而对于就要面对死亡的人,我可以给他传福音,告诉他肉体的生命终将消逝,虽然现在就要消逝。但是在生命的尽头有一位拯救者可以救我们脱离死荫的幽谷。这样他就可以有真实的盼望。”
  然而父亲在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虽然我去过教堂,但是我对基督徒很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父亲死时自然无法得到赦罪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而父亲在省城住院期间,他的隔壁床就有一家是有信仰的,父亲曾见到她们的在她们的才几个月的孩子要动手术的前夜,一家人在阳台上偷偷祷告,这可能也是父亲第一次见到人祷告,父亲第二天和我们说起来,有一点羡慕。但是那一家人没有给我父亲传福音。
  父亲无法祷告,我们家那时还同时信佛教和道教,于是我只好在心里一次次地向那些道教中的所谓“神祗”祷告,母亲则把从农村带来的纸符,在医院旁边的医科大学的校园里趁着夜色,一次次地烧。人们常说人是“穷极则呼”,其实也可以说是“穷极则祷”。过去我由于太相信了继承自毛泽东等人思想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太相信了自己的力量,我曾经对基督教不以为然,不过也没有人认真和我谈过福音。我想以我当时的刚硬,虽然和我谈了,我会相信吗?我难道不会报之以加倍的嘲笑吗?然而,当我面临父亲生命的绝路时,我祈祷了。我向那些气功师祈祷,我一次次地在草地上打坐,或把手伸向空中,在心中呼唤着那些据说能治癌症的气功师的名字。人,可能在信仰上表现出令人佩服的虔诚,但是这种虔诚很可能用错了地方,信错了对象。我当时就是如此。
  当父亲在医院里的时候,我能给他的安慰只是念纪伯伦的诗,父亲听得很认真,然而这诗连我自己都未必懂。我知道在人生的困苦和绝境中需要安慰了,然而我没有什么好安慰父亲的,因为我找错了寻求安慰的对象。我只是凭着传统的习惯,随从今世诸般的风俗,向气功师,向各种人手所造的神祗、偶像寻求拯救。人只有经炼苦难才知道自己的无助,才会在绝望中寻找拯救,这是他开启自己心门的第一步。然而,人也只是按自己的方法在寻求拯救和安慰,寻求他自以为的拯救者和安慰者,只是按他自己以为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找拯救和安慰,在这样的寻找中,他可能落入多么可怕的错误里呢?至少我自己就曾陷入这样的错误里。
  现在我知道,除非找到那拯救者和安慰者,我们才能找到在生命苦难的深渊里所需要的安慰。除非那拯救者和安慰者自己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他,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寻求拯救者和安慰者的方法和途径。
  一切者本乎那拯救者的恩典。
  我曾经这样深陷于生命绝望的深渊里,在这困苦的深渊里,我失去了深爱的父亲,他独身走向了黑暗而没有尽头的道路上,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这样,我因为体验过身后深渊的可怕,更是感谢那天上的救主,他曾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死亡奴仆的人,我仰望他,因为我知道他真是救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我的救主。
  写于2002年4月,修改于2003年4月29日,北京

  (感谢《信仰》网刊,让我有机会让我刊出我的“青春忏悔录”。五、六年前,当我口口声声呼喊着青春时,青春于我是炫耀的资本,是挥舞的大旗,是无边的荒原,是静夜燃烧的诗行。但愿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岁月的流逝所凸显的苍白。如今我不好意思说青春了,却厚着脸皮把一些文章命名成“青春忏悔录”,让我每次念到“青春”就如嚼到了一枚酸涩的青果。感谢我的兄长范学德——他的我的好弟兄——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中为我付上的心血,他是始作俑者,没有他的怂踊,我是不会动手去写这些文章的。没有他一次次在国际长途和电子邮件里的鼓励,指点,没有他暗中一次次的祷告,没有他在物质上的帮助,都不会有这些文字,我曾戏称他是我写作的“教练”。在此过程中我自己生涩的文笔有了些长进,更重要的是反嚼自己曾经在污泥中渡过的时光,使我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并为了那拯救我的主耶稣基督而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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