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去年在《信仰》网刊（http://www.godoor.com/xinyang/）2004年6月第十六期上看到署名谢文郁的专文《中国神学建设的起点何在？》（以下称“谢文”），读了以后觉得有一些感觉不对，但是没有细读，不知道哪里不对。因为生活学习杂务繁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一转眼到了2005年，昨天因为搬家，把当时打印的谢文又翻了出来。再读之后，觉得有一些看法想要表达，是为此文，与谢文郁弟兄商榷，对事不对人，唯愿有益福音，荣耀主名。
二 问题
首先是一个直接的疑问，什么是“中国神学”？我辈才疏学浅，没有听过诸如“美国神学”，“德国神学”乃至“巴勒斯坦神学”之类的表达，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神学”感到莫名其妙。当然，谢弟兄在提到“中国神学建设”这个短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中国的神学建设”或者“在中国进行神学建设”，但是我的感受，当他不满于中国人论到基督教神学的时候引用的都是西方神学家的时候，当他说：“但由于我们只能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接受神的话语，因而所构建的神学必具中国特色”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有一个叫做“中国特色的神学”的东西存在。所以尽管谢文中的“中国神学”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神学建设”这个组合出现的，我仍然对于这个“中国神学”感到疑惑，这显然是在以学科体系的眼光看待“神学”这个东东，所谓“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之类。在谢弟兄那里，神学更多和文化而不是生命相关，这一点我在后面会探讨。
如果我理解的基本正确的话，谢文的主旨是这样的：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作者指出，神的话语既真理，真理在神的救赎中被启示出来，真理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的源泉。理性的作用并非如同其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起的那样在信仰之外进行知识体系构建，并希冀在这样的构建中——这种构建活动的结果就是文化——追寻到或者展示出真理；相反，理性应该追求在信仰中被真理启示，从而使认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无穷活力的认识，使理性在认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知识体系构建可以成为一种因为紧紧跟随了真理的启示而同时具有终极性和终极开放性的构建，于是乎，作为这种构建活动结果的文化也就有望成为一种“青春不老”和“驻颜有术”的文化。
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我大体同意谢文对于理性和信仰关系的认定，也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认定之下我们有可能构建出一种叫做“中国式神学”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和神的救赎又有什么关系？和主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和为着福音遍传和生命建造而进行的“神学建设”有什么关系？作者看重的到底是“中国特色的神学”还是“神学化的中国文化”？
三 讨论
谢文的目的应该是为调和信仰和文化的冲突，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两百年来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的看法，谢文所言的“中国神学建设”其实有可能和福音没有什么关系，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只和文化有关的东西。在谢文所表达的观点那里，神学不再是为了信仰的生命总结，而仅仅是一种出于信仰认识的文化生成物。所以谢弟兄所谓的“神学建设”也因此可能变成一种和神学本身的目的完全无关的“文化建设”。
从这种以“中国化神学建设”的方式来整合文化和信仰冲突的努力中，我看出作者苦陷于“文化人”和“门徒”的两难角色之间而游移不定。正是这种游移不定，使得文化在其信仰中会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对于草根而单纯的信徒而言，文化的命运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们那里，文化更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文化的命运只对于那些“法定”的文化的传承者（“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问题。所以至少对于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文化人而言，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他们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神州传人”和生命意义上的“神国子民”之间的角色冲突。这是一个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主体性存在的终极依托的问题，所以它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人的存在必然要有一个终极的价值体系作为依托，而大量有共同终极依托的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活动是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原因。在1807年马礼逊踏上澳门那个喧嚣的码头之前，中国人虽然早已和西方有了一些来往，但是西方的事物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苦恼自身终极依托的原因，即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沉重的国门，即使是西方的汽车火车开进了中国的山川腹地，中国的文化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在终极依托的问题上向西方的入侵投降；不论是清末变法意义上的“中体西用”还是二十年代“反基”运动中二元调和论者主张中的“中体西用”都是一种希望用西方文化或者信仰中的实用砖瓦来修补面对西方入侵而显得风雨飘摇的中国文化殿堂。但是这种体用调和的努力整体上看并不成功，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它也注定不会成功。
而今天，作为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文化人，谢弟兄从基督徒的立场出发所作的整合努力比起排斥基督教信仰的前辈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努力仍然是不彻底的，因为他所直接关注的，仍然是文化生成物的问题而不是生命的问题。打一个比方，谢弟兄不仅是要用西方信仰中的实用伦理砖石，还打算采用西方信仰的建筑营造技术精髓，但是他希望这个按照西方建筑技术盖起来的钢筋水泥建筑看上去仍然像一个中国式的宫殿。这虽然不再是“中体西用”，但是不免有“新酒还旧瓶”的嫌疑，因为在我看来，谢弟兄的努力其实是要在得到“神国子民”的地位的同时维持“神州传人”的身份，他所谓的“中国神学建设”其实不是为着神国的救赎事业，而是为着神州的文化血脉。
我刚才说谢弟兄的立场“仍然不彻底”，我希望这不会让人误以为我的意思是我们华人基督徒都应该放弃中国文化以及对于这个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我相信从生命的角度，文化和信仰可以没有冲突，我也认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仍然可以是一个合格的文化继承者。我所要说的是一种也许勉强可以称为“文化崇拜”的东西。也许这样说有一些伤害谢弟兄，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读到“中国神学建设”之类的话语的时候，我感觉我看到一种“智慧人”（林前1:20）的狂傲，这种建设的结果，也恐怕会成为一种“人的智慧”（林前2:5），因为谢弟兄搞错了神学的目的。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所可以依仗矜夸的往往是我们的知识，是我们所继承的文化，而这很容易变成我们在信仰之途上的绊脚石。我注意到在一些文化人基督徒（不是“文化基督徒”）中间的共同现象，那就是看知识的学习重于生命的造就。我不想贬低神学训练的重要性，这在当今中国大陆异端四起的情形下尤其如此，我所强调的是平衡。一些弟兄姊妹在神学上很有研究，从新约神学到旧约神学，从系统神学到历史神学，从改革宗神学到自由派神学，从巴特神学到布特曼神学，从希望神学到解放神学，写起文章来一套一套的，但是具体到实际的生活中，具体到面对其他弟兄姊妹和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显出他们在灵命上还在吃奶，不能吃饭。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自己不觉得，满足于自己神学知识的渊博，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健壮，可以去为神的属灵事业争战了。这样的基督徒其实还不能算是基督真正的精兵，因为他争战所依靠的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
作为文化人，如果我们不警惕“文化崇拜”，不能把耶稣奉为生命的主宰，把在基督里的称义和在神国里的永生作为我们主体性存在的依托，我们就还是死在“拜偶像”的过犯之中，就还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因为我们在神、在人、在己面前靠人的智慧矜夸。
这种角色的矛盾在西方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正如谢文所言，“西方文化”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就是“西方文化”，所以一个西方的文化人基督徒不论从信仰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寻找自己的终极依托，结果都恐怕差不多（但是我还是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走向信仰的偏差，越是大神学家越是如此）。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当福音遍传中国的时候，这可能对于中国的基督徒而言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在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一个嫁接整合问题的年代里面，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终极依托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
四 建议
谢文的主张我虽然不很认同，但是我相信谢文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神学建设话题所体现出来的信仰与文化的冲突。谢文说关键在于理顺信仰和理性两者的关系，而我认为关键在于理顺信仰，生命和理性三者的关系，居中的关键是生命。
谢文中间有很多语焉不详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神学建设的起点是神救赎的启示，但是却没有说明，人到底如何从这个起点“开始”他们的神学建设，特别当他说“神的救赎是神所引导的运动”的时候；又比如谢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封闭性，这是中国文化不能更新的原因，所以要“促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使她能够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却不告诉我们“谁”以及“如何”来做出这样一个促使。似乎谢文的意思是这个工作是上帝去做的，因为“基督教是神带领的运动”，“神的救赎……打破旧文化的限制，同时又创造一种新文化”。从神永恒的旨意和全能的作为角度看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后面提到理性的时候也是如此，谢文强调理性的两种重要运动：1）理性始终如一的，自主自由的对信仰的服从与跟随；2）理性的扩展。但是这个讨论的问题还是一样，那就是太多情态句和无主句，也只等于开了个头。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作为这个开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继续。
什么是“神学”，神学是如何建设的？我不是神学家，也没有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所以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在我看来，人因着圣灵的光照，运用理性理解圣经的启示成为自己的知识，并借着圣灵的能力攻克己身，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基督荣耀圣洁的生命，然后对照圣经的启示，把自身对生命的体验以理性的方式加以学术化的总结，这就是神学。所以从启示到神学不是一个单一步骤的过程，而是一个“光照——话语——行动——生命——学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的奥秘因为圣灵的工作成为人理性可以接受的话语，话语因为圣灵的能力成为生命的粮，生命借着灵粮而成长，成长的生命总结出来就是神学，因此和谢文所言相似，神学建设的可能性来自神的救赎计划，起点是神的话，动力是神的灵，结果是对有神内住的生命的总结。
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启示可以最终成为神学，并且这个神学不至于落入“人的智慧”的关键不是理性（当然理性的作用很重要，谢文已经提到了），而是生命。神学出于生命，目的也是生命：有了神学，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圣经，而理解圣经是为了使新生命成长，活出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全然无罪的基督，基督真理的光芒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得以归向神，得到圣洁荣耀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神学有分于这种圣灵推动下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也就是天国努力进入的过程），那么这个神学就是我们所需要建设的神学和应该建设的神学。
所以，中国神学建设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过程和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生命，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的手段，也就是神学建设的手段反过来还是生命，是每一个个体人归向主之后人格的更新，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漫长而扎实的工作，而且除了神没有人可以计划和掌控全局（这是往往是中国式的文化人不喜欢的）。
这个过程对于文化是有影响的，事实上，文化的更新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甚至副产品而不是动因。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中把社会分作三个关联的系统：人格，文化和社会，人格被看作“社会性的主体需求和判断”，文化被看作“意义和价值的的符号系统”。我在这里借用这个观点来说明：在我看来，在“文化”和“生命”两者之间更具有能动性的是个体生命，而更有掌控性的是文化，文化的生生不息在于个体生命的生生不息，文化的更新在于个体生命的更新，同时文化作为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系统（所谓“今世的风俗”等等）对于个体有很大的，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因为神的救赎计划的介入，因为福音的广传，圣灵的推动，使得个体新生命的产生和成长在基督里成为可能，于是在撒但掌权的世界里面，神的国度一天天的更新与扩大，“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可以不再去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时候，文化这个“意义和价值符号系统”就可能被更新为谢文所推崇的基督教化的文化，但是前提不是我们有意识的去创造什么基督教化的中国文化，而是需要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去遵从圣灵的引导，活出基督圣洁荣耀的生命。如何造就源于中国文化的生命，比如何建设中国化的神学更为根本和重要，更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五 总结
在神的救赎计划中间，中国化的神学并非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不可或缺的是活出基督；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叫做“中国化神学”的东西话，这个中国神学的独特性其实不在于它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神学，而在于它是基于神永恒的旨意在人类历史中渐进展开、实施和启示给人的时候所带来的神的“时代性”的神学——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救赎的时间表中所处的位置和任务是什么，神学要为神的时代性而不是人的时代性服务。
2005年2月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