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访东南亚，稍逗台、中、港、星、泰、印等各国，习惯性地与各地出租车夫闲谈，话虽属小民心声，却在嬉怒笑骂之间道尽了人生百态, 以及人民对政体炎凉及法制不全的无奈。国国如是，大同小异。正如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所言『君不出令，失其所为君，臣不行君令而致于民，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诚有君不君，臣不臣，而致于民不民的乱象。国之上下皆为财色势力所迷，沉于现利、醉于梦想之中。首领、将相、仕官但知为王之术，而不谙为君之道。一般将相，动则以个人好恶穷兵黩武，静则穷思以巧夺民脂民膏，官吏横征暴削，税收重而国库罄；大有国之将溃、民之将散之态，民族丧钟隐约可闻。清吏、忠臣、小民皆抱屈原天问悲世之怨。民生悲绝，有病无处医，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上访不得呈，笔者听取之余，概叹万千，乃为文论君说王，愿与小民同表哀世之情。
　　『君、王』二字并排虽无鱼目混珠之嫌，但若拆为二字则意义更为鲜明。因君、王二者相距还有一段距离。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的政体已成非君主立宪即为民主法治，往日的君主专制早己是历史陈迹。深入分析，大致可见王制虽已不存，但王态遗风仍在。不信且看今日凡为总统、总理、首领者皆想独揽大权、刚愎自用、贪恋权位，宠信近臣、无功受爵、政治酬庸，在位数年皆都成了徒坐王者之位却无王者之风，空手而来却满盈而去，尽是腐风败德。有感于此，特见君、王之别。
　　其实，王乃一般权势超人者，其权势之获得，可为天赋、传承、篡谋、革命、要挟、诈欺、诡夺等等，皆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之宜。不论是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只要一旦得势就位，一般都会即操军权财力、兵心人气，而意气风发，大发司令，排除异己，甚至改制定法。整体而言，姑不论国之强弱，土之大小，只要放胆夺取，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中，均可各居一方。因为只要位在权在，权在则财富陆随而来。难怪中国古人韩非、西人马基雅维利论君说王时，皆重王说而轻君论。论点都脱离不了何以运筹谋位、权术为重。在上者的心思只以夺取守住王权为主，为要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敢行，沦道德于附庸。德国尼采更以能力意志辩解存在的真谛，终以超人伦理，倡强权为真理正义之说，贻害万年，此为王说之败。
　　然而华文中『君』字除含为王之意外，更有深度内涵。君字常有不同组合词意，其中君子一词更是难译。从古时的君王一词，大致可窥君、王二字之别。君者未必要有王位，王者虽坐王位, 但最多只能王一国, 却未必能王天下。难怪前 智利总理毕诺切竟先后在英国和西班牙被逐受拘，是谓家天下而天下无家可归，只叹家困紫禁城，竟是坐地为牢。君者则大不相同，虽无王位但有尊荣，未必家天下竟是天下为家，又可处处是家。君子乃天下表率，时易境迁，天下仍以其为典范。他无权而有威、无贵而有尊，一言九鼎，一呼百应。语为人民心声、社会良心，使人信服，流风所及，群起效尤，虽无赏罚强势可逼人，但能规人以道，慑人以诚。是为居卑不微、居微不贱，可畏可亲；部属不令而行，天下无为而治。君王至此，必是民族之精神魂魄，社会道德之骨干，乱世之中流砥柱。
　　纵观中国历史人物，三国诸葛亮，虽非皇室又无王位，但治国有方，施政有度，赏罚分明。居乱世施猛政而民不怨，访民情、知民心，倡德而弃恶，修法以示规，上下守法，吏不容奸；忠国者、虽雠必赏，违法者、虽亲必罚；开诚布公，无私有义，因此号令一出，民莫不从。而今日官场竟是安世施猛政而苛重税、以饱私囊；贪赃枉法层出不穷，而私相授受；离下属、集显要、以利党朋； 藐仪规、纵官职而乱政；隐私情、携近亲、而失贤才；赏近遗远，权贵销罚、容奸淫渎。是故而民心涣散，民情沸腾，民怨成风。唐宰相魏征曾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思前车之为后世殷鉴。
　　今日世界之政局世态，上下交征利，各人偏行己路，贪婪权位不择手段，故位贵而行鄙，无德无义，无诚无仁。得了王位，而失了王格，何有君风可言。无仁，无义，无道，无德：假公以济私，何谈仁；行不宜而为不方，何言义，无焉无诚，何有道，待外而逾矩，何谓德！在朝为官者，恋栈保位，不为人臣甘为家奴，结党营私、谋权猜忌、毁谤中伤、无的放矢、排除异己，在朝在野各图其利、各持己见，置历史、道义、真理于度外，造成民风民德全失，哀国家丧亡之日可待。
　　古人曾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当今在位者不论上官下吏，有王位而无王格，有王格而独缺君风，既为民牧而不牧民，视民为鱼肉，随意宰杀； 善役人而不役于人；有才不识，识而不用，用而不信。在运用国家资源上，富而不开，开而不慎，慎不远虑；，划地自肥，逼迁乡民，蹂躏文化，卖地拢外；践踏司法，藐视历史，任意修改使致残缺无全；而执法者有私无公，有公无义，有义无正，有正无仁，有仁弗行。国家体制，有法律而无规范，有元首而无领袖，有官吏而无体制，有寡头而无贵族。民间戏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法万条无一执行，实系国根己毁，国体腐朽，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怎不令人悲叹。若从事局来看，盼望何归？成可散发扁舟、逍遥他去。
　　其实，论君说王，一切弊病皆由「私」而起。故而为君为王之辨，全在如何分解和处理此「私」。若能无私，天下为公，当然最好。 但时下病象已入膏罔, 虽有贤臣良相,能如明朝海瑞之以德治国，但结局终是难测，大可是不堪设想。当今而言，德治应长，但已非良策，正如在绝对无私的“理想国”中，人人皆为君子，行君纪，却终必为小人所趁。败德乱纪，终已药石罔效，气数已尽, 败亡当头。
　　其实，若有决意， 尚有益方。 因为民主体制之要诀乃在于人民意志之为公义的识辨基础。而人民意志的确定更在于公民之教育：孙中山先生在提倡民主时，其所受最大的质疑乃在于当人民的知识未成熟时，民主只能带来更大、更多的麻烦和混乱。然而基于他对人民良知和民主主义的信任，相信又肯定了公民教育是绝对可能。所以虽历千艰万难，经过民国初年的奋斗和变乱，中国最终还是走了过来。后来北伐、抗日、内战和解放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新中国政体的鉴定和改革，回想荜路蓝缕之途，不得不仍得归功于民主的潜在力量和当政者对民主的坚决信念，这是政治演进的必然。人的历史是向前推进的，在历史民主精神的洪流中，不论是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国民教育和知识水准己不再能被愚弄、任意操控，来达到延缓实行民主的借口；今日政治大都已经踏上了民主的不归路。
　　从政治哲学基本理论来说，民主的基石不单是外显的公义和自由，而是基本人权中最具体的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本文谨就论君说王讨论这项要题，特以良知和民主牵制王权，将王权规范于君态之中, 来达到民主理念中的知情权和知情权所带来的后果。略以述之。
　　所谓人民之知情权乃指被统治和统治者之间的公信力和代表或代议委任权中授权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tent）。知情者一旦授权则无可推诿。受权者之施权是授权者的合法代表，这是无可厚非的。为此，国家代表、国会议员应当亲民，不可疏民，其目的不但为要知民情、聆民声，更是要为让人民知道真象真情。这样的授权过程才有意义，施权也才有尊严；不然选民蒙蔽盲目，议员必会诡诈蒙骗，一意孤行，无所牵制，胡作妄为。
　　人的伟大乃在于能思考，而思考的运作应当有正确的思考材料和信息的启发为前题。虽然信息会有偏倚，但这一切毕竟会在思想自由的前题下，得着调和。一旦真理和实情，真象和事实若不相符（corresponds），人的思维自会失衡（dissonance），这么一来，思维就会激动其质疑功能而追索真象。难怪知情权有时亦称质疑权（Right of inquiry）。
　　其实，知情权的功能除质疑外，还有所陈情、察监、评议和商榷。因知情者必会思考，恩考者必会提问，提问者必会发表己见；在这期间必会发挥探察和监视作用，再加以评议和商榷。
　　评议和商榷乃民主问政的必然步骤和过程。因为当实情体现时，真理的识辨，理解和诠释可以相对，但绝对的真理很难会因人的曲解而妥协。只要有公布评鉴的机制存在，真象实理是藏不住的。这就诚如耶稣所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人在暗中所说的，将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说的将要在房顶上被人宣扬（路12：2-3；太10：26-27）。
　　论语说：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乃陈明真情流露之美。为政者常会避实就虚，更常以兵不厌诈自居。这些都是为政者之败笔。孔子警语：君子必慎其独者，乃谴虚就实之重言。君王在位当知载舟之民一旦知情，终会发挥其覆舟之能；从政施权不使王法君道，至终必成历史罪人，遗臭万年。愿天下在位有权者都能谙能行君道，做千古君子，是为国家民族的魂魄和盼望。


2004年11月21日, 访新加坡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