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二十一期 | 2005年2月]

从《十面埋伏》说起

小灶

  
  总体之印象
  七月底在香港停留的时候,正好张艺谋的新片《十面埋伏》上映。爱看电影的妻和我一向觉得,张艺谋的片子绝大部分都拍得很用心。即使对颇受争议的《英雄》,除了他那最被人诟病的主题,和太像《卧虎藏龙》的音乐以外,我们还是觉得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因此,虽然我们在香港只有一个晚上,我们还是把时间花在了电影院,要先睹为快。
  但看过之後,却觉得大失所望。张艺谋本是摄影出身,所以镜头和画面做得还是无可挑剔。另外,仙人指路那场戏和飞刀等特技的拍摄,也还看得出来他想像力的丰富,以及从《英雄》就开始的对武侠独到的理解。但其他方面就实在与其盛名不符了。
  比如,张艺谋最被人诟病的叙事能力弱,在这部影片中就表露无遗。其实,《英雄》虽然在这方面也被人批评,但我们看过之後,倒还不觉得。如果他曾因《英雄》被指责不懂武侠的话,那麽《十面埋伏》的情节,就应该比较讨好那些所谓“懂”武侠的人。
  但《十面埋伏》的故事,确实被老谋子的讲述给糟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无间道》故事。就这种商业片来说,故事雷同并非多了不得,关键在于你怎麽讲述这个故事,怎麽挖掘故事中人物的厚度。
  比如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就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而刘德华大约也正是想以他在《无间道》中的演出经验,来使这样的角色更上层楼。只可惜整部片子看下来,其形像极其生硬,甚至可以说肤浅。
  所以从电影院出来时,我说:“若不事先告诉我,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是张艺谋的大作,最多以为是哪位想模仿好莱坞,却又不得要领的二流导演的作品。”
  问题和答案
  说起来,我们对张艺谋的兴趣,其实是来美国以後才培养起来的。早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甚至《红高粱》,在国内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看到。来美国以後,第一部影片看的是《活著》,觉得张艺谋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找来其它影片“补课”,都觉得还不错。
  他的影片很明显分三个阶段,或三类。《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第一期作品,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很多反思,时间上也是离现在比较远,或比较“安全”的时期。这类影片从电影艺术所能运用的表现手法来说,相当出色。而其背後思想层面挖掘的东西也很多,所以算是实至名归。
  後来大约应该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包括《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以及著名的全部由业余演员演出的《一个都不能少》等等,张艺谋的注意力似乎转移到了现在。在人物的刻画上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但看多了,我们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他对中国社会面貌的捕捉非常准确,但一部影片看完了,却总觉得好像缺点什麽东西。反复思考过後,我们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张艺谋的这些电影总能问出一些相当深刻的问题,但却不能给出同等深刻的好答案。
  最典型的如《秋菊打官司》:问题是靠清官的出现才得以解决。这放在《包青天》这样的传统戏曲故事里,可能还无伤大雅。但放在现在的理智环境中,人物和故事就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一般来说,一个故事的结构无非是缘起、冲突和解决,或者甚至更简化为冲突和解决。
  换句话说,一个故事通常会提出一个问题,然後给出一个答案。问题问得好,故事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而答案给得好,则可以留下很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当然,这里答案不一定是圆满或胜利式的,虽然对观众来说,这是最常看到,也最容易接受的。很多艺术性的电影,就常给我们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但这仍然可以是一部好电影。
  实际上,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有圆满答案的故事,也不一定没有艺术性,如《魔戒》三部曲。
  不给答案的故事,若讲述的是安全时期发生的事,当然没有问题。但若讲的是现在,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由于一些非艺术又非商业因素的干扰,往往就行不通了。在这一点上,《活著》和《幸福时光》的作法算是比较聪明的。这两部片子在给答案和不给答案之间,算是给了一个朦胧的答案,或者也可以说没有答案。这样,在影片的艺术性和影片的生存环境之间,两片都作了一些妥协。只不过一部比较偏前者,一部比较偏後者。但听说即便这样,《活著》还是被禁演过。
  《有话好好说》算是一个突破。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可以说尽了最大努力,试图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找答案,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算成功。赵小帅要杀人这件事,或者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人里面的这种暴力倾向”,应该如何解决呢?答案是张秋生的“意气”——不是“义气”,和社会的规范。这对把电影仅当作消遣的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想从中有更多回味的人来说,则显得粗糙和生硬。
  也许是想摆脱某种宿命,从《我的父亲母亲》开始,张艺谋似乎想走一条轻松甚或简单的路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张艺谋要拍武侠)。
  但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母亲》只不过是取了一个巧而已,却没能真正摆脱问题和答案的结构。事实上,我不认为有谁能完全摆脱这种结构。这部电影本身其实毫无可责之处,我们看了之後一直赞不绝口。特别在视觉效果上,这部片子简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故事虽然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但张艺谋的确发挥了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深厚表现功力,把它演绎得感人至深。但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来说,我说他取了一个巧,是因为他用穿插回忆的方式,造成一种现在和过去的时间差,从而把可能会很单调的圆满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回避了。
  简单的爱情故事当然永远有观众,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不可能永远躲避下去,特别是对拍出了像《活著》这样影片的张艺谋来说,肯定更是如此。这就要说到武侠了。
  武侠和拯救
  我前面说到,问题和答案是讲故事不可避免的深层结构。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拯救”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故事必须对拯救提出一个回答:或者没有拯救,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是某种方式的拯救:个人、环境、偶然、或者拯救者等等。
  基督教给的答案当然是那位特别的救主,但其他的故事也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故事,都要面对这个拯救问题,并且给出自己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艺谋第一期或第一类的电影,就成功在没有答案,或者说对拯救的回答是:没有拯救(在影片所描述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
  而第二类电影令人遗憾的地方也就在:找不到对拯救的满意答案。暂时的或偶然的拯救很容易设计,如《秋菊打官司》或《有话好好说》,但要有说服力就不那麽容易了。
  那麽,武侠能避免这种结构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行侠仗义本身就是武侠对拯救的明显答案。侠客都是大英雄,因此当英雄实施拯救的时候,就像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一样。当以色列人处于万分危急的状况时,上帝就以大能的形像出现,而其出现则决定性地翻转了故事的走向。
  但问题是,侠客并不真的是上帝,并不真的万能。因此在他出手拯救他人的时候,就不得不给他加上点其他的因素,比如:智慧、运气,或者情感、意志等等。而且因为同样的原因,即英雄也只是人,所以他自己也往往需要被拯救。这样,读者也才更能从自己需要拯救的生存实际中,与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产生认同。所以,通常的武侠就不仅仅包括英雄的伟绩──他们如何实施拯救,还会复杂一点,也包括他们如何“被”拯救。
  这样看下来,武侠里的“拯救”实在谈不上是真正的拯救。
  我们可以用金庸这位公认的武侠大家的作品为例,来验证英雄的被拯救之论。金庸最受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就是典型的“英雄之拯救和被拯救”的故事。而金庸自己也明显意识到这个“俗套”,因此在後续的作品中,一直努力尝试把他的英雄人物“去英雄化”。以致于到了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已经完全以一个地痞的形像登场。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关于拯救与否的问题,真的被回避了吗?我认为没有。首先,韦小宝本身从一介小流氓变成大英雄,就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其次,更重要的是,韦小宝最後也完全达到了英雄的地位(虽然他的成功基本上都不是靠武功取得),因此他不停地实施拯救:拯救天地会、拯救皇帝、拯救情人等等。
  但最有意思的是在故事的结局,韦小宝说:“老子不干了!”换句话说,最尖锐的冲突(外在的天地会与清王朝的冲突,内在的友情与忠诚的冲突)竟是没有蒙拯救的答案存在。
  的确,在武侠小说的传统中,这种答案相当另类。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更大一点的中国文人传统中来看的话,这不过是以“逍遥”来回答关于拯救的问题而已,正如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所揭示出来的一样。
  因此,金庸在武侠中的突破,不是回避了拯救的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个与通常武侠都不一样的答案。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在这里了。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圣经并未以旧约作结束,因为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并未结束,因为外在大能的作为并没有解决人内心的问题。
  若以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看似以色列历史的旧约里,要加上最开始的《创世记》三章。因为这几章根本不是为了以色列民族的自我美化而存在,好像所有古代民族美化自己的起源神话一样,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人心里面的恶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类堕落了,背离了创造主最初的本意。同时,它也回答了为何人里面不仅有恶,而且也有善的种子,因为人原是按神的形像造的。这样,圣经前三章的记载,就给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冲突定下了基调。
  而其後从以色列人开始的历史,不过是记载上帝为解决这个根本冲突,所使用的办法在历史中的展开而已。因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才是彻底的拯救,因为他面对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而他提供的答案也针对人心而发。
  同样的,如果武侠只是在外在的招式上使人眼花缭乱,而没有深入探讨人心的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更上层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龙的创新尝试则更彻底:他要用武侠来写人性。
  他也的确尝试出了著名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等系列作品。这些武侠作为成年人的童话,与我们的生存实际更加接近,从而也更容易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古龙很多武侠根本就不描写招式,却仍然能吸引很多人,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这种以武侠为外壳描写人性挣扎的作品,就不仅要求作者对武侠的语言和世界,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更要求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层结构,有足够的体认。而後一点对古龙来说,似乎就力有未逮了。例如《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所描写的爱恨情仇,就有一些让人不那麽适应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古龙後期的武侠,越来越滑向了几乎是纯粹侦探故事的《陆小凤》、《楚留香》等007式的“俗套”,虽然它们在各种迷团的诡异构思上仍相当出色。
  总结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因此可以说,武侠虽然有其特定的“江湖”世界,行为冲突的模式,也更多的是诉诸功夫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没有或不常见的形式,但只要它的读者是人,那麽想成功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人的问题。
  因此,武侠以及现在最流行的魔幻故事,最多只能在外在环境上,为我们构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在精神内涵上,只要是写给人看的,就必须处理人里面的冲突和拯救的问题。这也正是《魔戒》三部曲的魅力所在。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与李安的《卧虎藏龙》了。两位在华人影视圈里都是天王级的导演,也都是初次执导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关系的武侠片,而又都被所谓的武侠迷们骂:“不懂武侠”。
  但我却认为这实在是冤枉他们,至少是冤枉张艺谋了。我甚至要说,如果《英雄》比《卧虎藏龙》有什麽不足的话,原因正在于张艺谋受传统中国武侠的思想影响或者束缚,太深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卧虎藏龙》。它明显是在用武侠的外壳,写人里面的冲突和挣扎。玉娇龙的悲剧究竟在哪里?传统的约束吗?从爱情上来看,好像是的。但是爱情拯救了她吗?没有。那麽自由呢?同样也不成功。
  在李慕白等人那里,传统甚至就是对自由的拯救。但同样的,传统也拯救不了他们,他们被毁灭的爱情就证明了此点。因此最後,在爱情、自由和传统的纠葛中,玉娇龙陷入了一个死结。
  故事在这里结束,留给观众的震撼与叹息,是因为在生存实际中,你我所面临的,是同样需要拯救的死结。影片在这里的挖掘可说是相当成功。因此《卧虎藏龙》不是不懂武侠,而是将传统的武侠昇华了。
  当然,在对武打场景的处理上,《卧虎藏龙》基本上只是比较精致的商业武打而已。虽然不能说不好看,但我认为张艺谋的手法似乎更“武侠”一些。比如:在古龙的武侠中,“快”、“准”、“狠”是武林高手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英雄》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进一步来看,在古龙和金庸的武侠中,武学的最高境界,又常常与一些佛、道思想暗合。这一点又以金庸常常故意炫耀其故事的文化内涵更甚。比如“无招胜有招”之类,与道家“无为”思想的联系(如张无忌的武当派武功)。
  而张艺谋在《英雄》中渲染的“在意念中过招”、“剑术、书法的相通”,以及“人剑合一”、“心中无剑”等等,都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东西。所以至少在我看来,张艺谋不仅读懂了武侠,而且完全抓住了至少是金庸和古龙的“武侠”精髓。
  这从後面的故事发展,也可以充分证明。例如:秦王悟出了残剑的字之後,所发出的一番高论。如果我们看明白了这一层,那麽故事的结局——无名放弃对秦王的刺杀——其实就只是这种思想的逻辑结果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对张艺谋“以此片的主题作政治投机”的批评也完全错误。事实上,张艺谋後来也说,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即把这个英雄人物安在了秦王身上。他说得实在不错。他只不过想拍一部地地道道的武侠而已。而秦王这个角色,也只不过是这种武侠哲学的一个表达者。
  但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个几乎有点讽刺意味的事情了。所谓“人剑合一”、“剑在心中”、“心中无剑”等,都只是逍遥哲学(在金庸的武侠中,逍遥派往往是武功最高强的一派,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对救赎问题的“凉心”回答。换句话说,是人们对生存困境的绝望回应。
  而武侠原本的行侠仗义,是人们对这种生存困境的另类寄托。但就在这对拯救的另类盼望中,绝望的逍遥竟然又成了主旋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侠客这个角色的存在本身,原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反动。然而在武侠的最高境界里,这种思路的逻辑,结果竟然成了大一统思想的理性基础!
  这样看来,张艺谋把这个角色定为秦王,难道是在偶然当中隐藏著的某种必然吗?那麽,《英雄》的失败,勿宁说是张艺谋的成功!因为他对这种逍遥哲学的逻辑结果,抓得太准确了。换句话说,张艺谋在《英雄》中不是不懂武侠,而是太懂武侠了!
  《十面埋伏》
  不知道张艺谋是否意识到了什麽,在《十面埋伏》里,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纯粹”的武侠失去兴趣,转而讲述了一个在《无间道》框架下的爱情故事。
  《无间道》本身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只不过在善恶内在冲突的挖掘上,似乎只能走到责任那一步,对善恶本身尚缺乏终极性的阐述。因此,警匪冲突不过是动物世界里猫和老鼠的翻版。然而,人毕竟不是动物。也因此,故事的结局就同样只能是对拯救的沉默。
  《十面埋伏》借用了这个框架,来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如果构思合理的话,这部片子可以拍得比《无间道》更好。但可惜它实际上不如《无间道》。也许导演对这部片子的定位是爱情故事,而不是《无间道》故事。
  但无论如何,刘捕头在爱情、责任、原则、嫉妒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转化和发展,是可以演绎出很多东西来的。比如,在“刘捕头为何决定诛杀小妹”这关键的一环上,就可以做很多文章。
  最後也是重要的,刘捕头自己对拯救问题的回答(情节上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比如:自救、自欺、绝望、被救等等,无论采用那种方式,都可以更上一层台阶),在影片中似乎只是以很蹩脚的方式,草草交代过去。对张艺谋这样一位对人很关注的导演来说,这种错误应该说是严重且奇怪的。
  如果我们把《十面埋伏》看作一个爱情故事,那麽我们发现金捕头的角色,与《铁达尼》中的杰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铁达尼》的爱情故事,被放置在灾难之中,因此就人的问题而言,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最後的拯救也简单明了:不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
  但《十面埋伏》的背景是《无间道》,也就是说它引入了很复杂的人的因素。可是导演对这些因素的处理又很粗糙,所以最後,整部影片给人以拼凑、零乱的感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记得曾在网上看到张艺谋的采访记录。当被问及是否会到好莱坞发展时,张艺谋回答:“否”,因为他更熟悉中国的东西。
  这话从某些方面来说,也算有道理。李安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浸淫了很久,所以能够把很中国的武侠故事,拍得让西方人也看得懂。然而,我觉得更关键的,不在于他懂得如何运用西方人能懂的语言,而在于他抓住了在人性里面更深层的冲突。
  不错,西方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这个层面的冲突更加敏感。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的话,那麽自然的推论,就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先进、深刻。然而所幸的是,我作为基督徒,因为相信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以及在基督里的救赎,是真实而且普世适用的,那麽这种故事的冲突与冲突的解决,或问题与答案的内在结构,都能与普世之人的生存实际相吻合,在中国文化中,当然也同样可以被发现。这大约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部影片中期待的吧。
  
  作者来自中国,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博士,现居费城。
  本文原载于《海外校园》2004年12月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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