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红笑》是发表于1904年的作品。这部作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反战情绪，同时也揭露了战争反人性的本质。作品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作品中的战争是哪一国对哪一国的战争，但根据张冰先生的说法：“《红笑》写于1904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日俄战争的直接反响。” 同时，他也说道：“它（《红笑》）的意义，超越了作品本身所揭示的范围。”（张冰译，页285） 由此可见，谈论《红笑》的意义，实在没必要在意它究竟在批判那场战争，因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在《红笑》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开枪自杀的大学生、在写作中死去的哥哥、毒死家人并烧毁一切的大夫、频临疯狂的弟弟等等等等，在作品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战争中的受害者。
　　我们的时代，虽然是和平时代，但像战争这么疯狂的行为，却仍有发生，如美伊战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觉得谈论《红笑》中强烈的反战意识，以及战争的可怕，仍有其积极意义。
　　
　　（二）
　　《红笑》通过了叙述主人公“我”，揭示了一场极其残忍的战争。通过了“我”零碎的所见所闻，以及遭遇，以片断的方式将战争的残忍本质揭露出来。
　　在“我”的叙述中，我们看见一批像幽灵般的军队，在酷热的温度下漫无目的在行走。他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种感觉使“我”感到一片茫然。他说：“这时一个想法使我停下来了：自己这是在干什么，这么慌慌忙忙要往哪里去。我还同样慌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仿佛这块毛糙的热乎乎的石头就是自己全部努力的目标。”（靳戈译，页46-47）在漫无目的的行走中，除了感到炎热、茫然、慌忙之外，他们还感到昏昏欲睡、恐惧。唯一让他们感到“振奋”“高兴”的时刻，就是战斗开始的时刻。“头顶上有个地方，爆炸了一枚手榴弹，同时响起人数众多的欢乐的尖声嚷嚷、呐喊和呼叫……已经不再感到要命的炎热了，那种恐惧和疲劳也消失了。我的头脑是清清楚楚的，思想明确而尖锐；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正在集合的部队时，看到人们的已经变得开朗的和好像是高兴的脸，听到他们嘶哑而大声的说话、命令和嬉笑声。”（靳戈译，页49）战争已完全将“我”及他的战友们的个性扭曲了。在战斗发生以前，他们就像失去了意义的野兽。漫无目的、茫然、疲累，但一旦战斗开始了，这些感觉则完全消失，他们马上投入了战斗的兴奋状态，甚至感到了变态的喜悦。
　　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如开同事划划船的玩笑。“划划船”是他们为一个同事起的外号，他们取笑他靴子有气味，才发现划划船在早上出去侦察时给打死了。对于他的死，大伙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他们一起分享的柠檬分完了以后，居然有人“伤心得几乎哭了。”（靳戈译，页57）这一段作者描写得平平淡淡，好像划划船与大伙毫无瓜葛，所以听到他的死去大伙毫无感觉。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划划船与他们的关系或者不一定那么亲热，但最少他们之间肯定是同事关系。听到同事的不幸，毫无感觉却为一片柠檬伤心，那是毫无常理可言的。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毫无感情的人呢？原因自然就是战争。是战争使他们与自己的家远远隔离。对于“家”的记忆，以及目前自己的状况，有人感到恐惧。“家里？什么家，难道什么地方还有个家吗？别打断我说话，否则我要开枪了。在家里我每天都洗澡，——你们明白吗，用满澡盆水，——水满到四周围的边边上。可现在，我脸都不每天洗，我的头皮屑都结成一块块黄癣的痂，还全身发痒，……我像一头牲口，我蔑视自己，我不认得自己了，死亡也完全并不那么可怕了。”（靳戈译，页58）战争使他们频临疯狂，也使他们变得感情淡漠。他们听到同事的不幸，能这样淡定，只因为实在是见怪不怪。在他们身边，每天都有一具又一具的尸体，今天你还是同事，明天你可能就成为尸体了。如果你不学着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除了疯狂，无路可逃。
　　但是，选择学习习惯，那是出路吗？不是。就以“我”而言，对于划划船的死，“我”也是没什么感觉；在“我”面前开枪自杀的大学生，“我”的反应是：“既毫不奇怪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靳戈译，页67）“我”习惯了杀戮，习惯了对于死亡没有感觉，这样就能不疯了吗？不能。因为习惯了杀戮、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疯狂。而且，在“我”失去双腿回到家以后，“疯狂”已深深移植在他体内，他已无可救药。唯有写作和忙碌，才能占时缓和他的痛苦、恐惧。他的心灵已支离破碎，他整整写了两个月，从不愿停下他的写作与忙碌，一旦被迫停下，“他便又哭又骂。”（靳戈译，页82）他就这样在写作与忙碌中死去。
　　与“我”同病相怜的一位军官，他是“我”的弟弟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战争中他也疯了，“现在有人在说话，在喧哗，在大叫大喊，他是安静的，这种时候他在听着，并在等待；但只要有一分钟的宁静，——他便会抓住自己的脑袋跑去往墙上和家具上撞，像个羊癫疯病人发作时那样倒在地上哆嗦。”（靳戈译，页101）这位军官与“我”一样，虽然同样学着习惯死亡、杀戮，但他们的“疯狂”同样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们同样只能靠着写作、忙碌或喧闹等，来占时缓解痛苦与恐惧。
　　
　　（三）
　　以上，说到的是参与战争的人的所面临的“绝路”。那么，没有参与战争的人，他们又是如何呢？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主人公由参战的“我”，转换成“我”的弟弟——一个没有参战的年轻人。在第二部分里，“我”的弟弟作为叙述主人公也是一个“我”。这个“我”是一个没有参战的人，作品从他的视角里，讲述了“我”如何看待从战争中回来的哥哥、朋友，以及如何看待战争，并且通过“我”，揭示了没有参战的人也同样疯狂与恐惧的心理。
　　当战场上的“我”（指哥哥）回到家里以后，他的家人面对着“我”——失去双腿的“我”，他们的反应都个个不一。在“我”看来，先是他的妻子。“她立刻向我补过来，拥抱我，伏在我身边，把头部埋在我两条截肢后的残腿中间，她带着恐怖离开了残腿，又重新补了过来，边哭边吻我的残腿。”（靳戈译，页78）妻子情绪的失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都跑过来了，母亲、妹妹、奶妈，而且她们都哭了，说了些什么，趴在我的腿部这么哭着。而弟弟则站在门槛上，脸色苍白，完全煞白了，哆嗦着下颌，并尖声叫喊起来：‘和你们在这里，我要疯了。我要发疯了！’”（靳戈译，页78）
　　面对着自己热爱的，以及受到战火摧残的哥哥，弟弟的伤心，只是情绪上的打击。真正让弟弟看到的“绝路”是战争本身。在和哥哥的谈话中，弟弟的思考已明显的没有了“出路”。他说：“几十年几百年地教育人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有理智，要讲道理，……所以我非常可怜那些在你们这次该死的战争中遭罪的人。可是瞧吧，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我也对所有这些死亡、痛苦、流血开始感到习惯了……自己的感情也在变的淡薄，只对一些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做出反应，——可是，对于战争这一事实，我无法习惯，我的理智拒绝去弄明白，去解释清楚那种根本就是无理性的疯狂的事情。上百万人集合到一个地方，竭力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正确的，他们互相杀戮……这还不是疯狂吗？”（靳戈译，页79）弟弟的思路，根本没法接受这疯狂的战争，他与哥哥一样，他们都选择去习惯死亡、杀戮，但对于最根本的东西——战争，他们都没法接受。这注定了他们的疯狂、恐惧与毁灭，也就是“绝路”。
　　在哥哥死去以后，“我”（指弟弟）的情绪已变得难以再承受着越来越多疯狂的事情。但“疯狂”并不能放过他，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时代根本就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虽然不曾参与战争，但他接触了从战场上回来的哥哥。看着哥哥的疯狂、恐惧以及毁灭；他也接触到了另一位发了疯回来的军官，也同样的感受到了那位军官的疯狂、恐惧及毁灭。似乎毫无例外的，凡经历战争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疯狂、恐惧及毁灭。如那位为哥哥截肢的大夫，他也是疯了，而且战争不但毁灭了大夫，也毁灭了他的一家。“我”还收到了死人寄给死人的信；听过死人寄信给活人的悲惨故事。所有发生的一切悲惨事情，都是“疯狂”对于“我”的威胁。最终，“我”承受不了了，他也开始疯狂。在他眼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幻觉，“像只大耗子似的开始往白色的墙上爬”的小孩子；死去的哥哥与“我”谈论着红笑；填满了房子的尸体等等等等。这种种的幻觉，都在说明，“我”已承受不住“疯狂”的威胁。“我”也疯了。毫无疑问，“我”也被疯狂的战争所毁灭了，“我”也同样走上了“绝路”。
　　
　　（四）
　　小说描写了许多在战场里以及战场外的人的疯狂、恐惧及毁灭。小说通过了在战场里的“我”及战场外的“我”的视角，看待战争。在他们的眼睛的带领下，我们看见了许多疯狂的事情，小说并通过他们的疯狂、恐惧、毁灭，来渲染战争的罪恶、可怕，以表达作者强烈的反战立场。
　　在战争中，每个人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毁灭。这是小说的思想核心，也是作者极力反战的原因。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指大夫）是四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参加者，而且经常带着满意的神情回忆起它。而对这一次战争，我（指哥哥）注意到他不理解了，他感到害怕了。”（靳戈译，页70）关于这一段描写，可以理解为作者“春秋无义战”的思想的描写，所以这种战争带来了“疯狂”。但我认为《红笑》的意义不仅如此而已，它的意义超越了一切的战争，只要是战争，都是《红笑》批判的对象。凡是战争都会带来疯狂、恐惧及毁灭。这样理解《红笑》，才能将它的意义大大的提高。
　　但是，面对战争，便是绝对的绝路吗？耶稣不是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耶稣的话难道会落空吗？
　　战争，它绝对是疯狂的，遭受战火伤害的人，身心灵的确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战争会使我们疯狂，甚至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战争却夺不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肉体、心灵在战争下会受到莫大的伤害，但耶稣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天国已为每一个相信福音的人预备了道路。而耶稣，则成为了战争唯一的出路——灵魂的出路。

参考书目
《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
《红笑》（俄）安德列耶夫著；张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红笑》（俄）安德烈耶夫著；靳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