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的下面
　　走出以复杂和肮脏闻名的纽约地铁站，转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世贸遗址便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密密的铁丝网，已经将这片浸透了泪水和鲜血的土地圈了起来。在铁丝网上，挂着数十块黑色的金属牌子，每个牌子上都密密麻麻地铭刻著数十位“九一一”遇难者的名字。
　　这样的黑色牌子一个接一个，有几十米长，遇难者的名字加起来一共有两千多。每一个沉默而简单的名字后面，都隐藏著一个鲜活而热烈的生命，他们都曾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女儿，是兄弟，是姐妹......
　　这些朴实无华的名牌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总裁与职员、富翁与侍者、警察与消防队员，都聚集在这里平等了。
　　世贸原有地下建筑的残骸还依稀可辨，从庞大的地基就可以想像昔日的恢弘。在世贸被摧毁之前，我没有来过，只是在照片和电影中，看到过这两栋举世闻名的建筑。我来的时候，双塔已经倒下，死亡也已经发生。有人说，伴随著双塔的倒下和生命的消失，是人类对文明秩序的动摇，和对信仰根基的疑问。真是如此吗？
　　惨剧发生之后，美国葛理翰牧师在电视上说：“看到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我们万分恐惧。那些建在牢固根基上的宏伟大厦，是美国创造力和繁荣的象徵。遭到撞击之后，这些建筑物轰然倒塌......但是，在废墟的下面，是永远也不能毁灭的根基......我们正开始在这个根基上重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如果没有信仰，很难想像美国能够如此迅速地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正如一位基督徒所说，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刚硬的心肠重新点燃怜悯，使每个人从关怀自己的邻舍做起，用祷告与关怀堵住社会的破口”。
　　然而同时，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和北大的“新青年论坛”上，幸灾乐祸的人竟然占大多数；有些中小学生回到家中兴奋地向父母报告美国被炸的“特大喜讯”，有些老师带领孩子们在课堂上鼓掌欢呼……
　　同时，我因为在一封向美国总统和人民表示问候的信件上签名，而被许多人辱骂为“卖国贼”。“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这个“九一一”之后，在许多国家喊出的口号，在中国却几乎成了一个“耻辱的标签”。
　　但在我看来，与“九一一”的死难者站在一起，是一个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的人的本能。我毫不后悔自己所表达的一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而造的“人”，当然先于作为种族概念的“中国人”而存在。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但不同的看法，非得以丧心为恐怖主义叫好来表达，这未免超越了人类的伦理底线。这样的“爱国”，不仅不会增加祖国的荣誉，反而会给祖国带来耻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九一一”也看作中国的国难，它显示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当然，也不乏清醒的反思。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署名“良言”的清华人的帖子，这样写道：“当你们对著遇难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民额首称庆、抚掌叫好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正加紧考托、考G的步伐，去实现心中的美国梦。我实在不愿意用‘虚伪’一词形容清华网上一群自大自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师弟师妹。但是，想想若干年后，你们中有人终于拿上美国绿卡，手按前胸向星条旗发誓的样子，回首今天你们的血气与愚昧，岂不像一个跳梁小丑么？……
　　你们可以允许自己用年轻付上不明是非良善的盲从的代价，但是千万不要允许仇恨代替爱，嫉妒代替怜悯，苦毒代替宽容在你们尚未成形的心土上滋长。”
　　我想，这段话不仅是写给清华人看的，也是写给所有的中国青年看的。可是，有多少中国青年，注意到这样诚恳而深切的呼吁？在世贸遗址外边，我合掌为遇难者们祷告，也为中国青年的心灵祷告。
　　
　　天涯共此时
　　晚上，我去纽约的侨声电台接受专访，见到了著名的主持人江汉。江汉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正式职业是电脑工程师，主持侨声电台“天涯共此时”节目，是他兼的一份义工，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却坚持了整整八年。做电台主持是他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很多老听众已经离不开“天涯共此时”节目了。2001年9、10月间，因为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难，他不得不把节目停了一个月。结果，这段时间里有数以百计的电话和信件，来询问他的去向以及节目的未来。大家都忧心忡忡，生怕就听不到这个心爱的节目了。
　　一听到江汉的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难的消息，我立即向他表示安慰，同时询问详细的情况。这是我访问美国期间，遇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遇难者家属。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美国人谈到“九一一”，却没有机会与一名遇难者的家属会面。这次真是一个巧合。
　　节目结尾后，江汉一边开车送我回宾馆，一边用低沉而浑厚的声音给我讲述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江淮。车窗外是纽约闪烁的灯火。
　　“江淮”和“江汉”，这是父亲给他们兄弟俩起的名字，就是“淮河汉水情”，寄托了父亲对故土深深的思念。
　　所以大哥江淮每次向新朋友们介绍自己时，总是这样说：我的名字是两个字，姓就是《约翰福音》7章38节中，“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江”，名是淮河的淮。
　　在母亲的影响下，从高中二年级起，江淮就成了一名基督徒，后来江汉也成了基督徒。江淮经常背著大鼓，随著福音队，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
　　1971年，他们的母亲生病逝世，年仅四十二岁。在病榻的三个月中，母亲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能言语，唯有她口中的赞美和坚定的信心不变。
　　1980年后，江淮、江汉先后赴美留学。刚到美国开始学业，江淮便创建了在新泽西的教会，就在他简陋的学生宿舍中，开始了十个人的聚会。二十多年之后，已有数百位基督徒，分在三处聚集。
　　在美国的日子，兄弟俩始终彼此扶持。那份感情让他们在台湾的老父亲深感安慰，也让周遭的朋友们羡慕。十六年以来，兄弟俩每天以一通电话相互问候。江淮的话通常不多，只要知道每个人都平安他即满足......讲到这里，江汉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静穆纪念册
　　“灾难发生的那天，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你到了现场附近吗？”我问道。
　　江汉说，当被劫持的第一架飞机，撞上第一栋大楼之前，他还给哥哥拨了一个电话，想给哥哥一个惊喜，因为他准备了一份哥哥期待已久的礼物。电话没有人接。
　　几分钟以后，江汉就在电视上看到了世贸被撞、著火燃烧的场景。他被惊吓得四肢发抖，因为哥哥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半上班，办公室就在世贸第九十五楼。
　　江汉疯狂地拨打哥哥办公室的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听。那一端是死一样的沉寂。
　　江汉所在的公司立即宣布下班。由于同事们都知道江汉在找寻哥哥的下落，他们都不让他去曼哈顿下城。同事们拉著他，像逃难似的奔跑在皇后大桥上。他只能频频向后方回首，放眼所及，除了一片弥漫的硝烟外，熟悉的世贸大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心也一直在往下沉。
　　那天，当江汉步行六个小时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已全然崩溃，因为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哥哥。
　　此后的几天，江汉一直希望接听到哥哥报平安的电话，然而哥哥那熟悉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他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哥哥，虽然明知希望渺茫也不愿放弃。
　　他焦急地等待著每一波发表的伤患者名单。然而，每一次名单的发表都让他陷入更深的哀痛之中。直到最后，死亡名单中出现哥哥的英文名字。
　　讲到这里，我到宾馆了。但是，我还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江淮的故事。于是，江汉对我说：“明天下班之后，我给你带一些资料来。”
　　第二天，当我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结束讲演之后，果然发现江汉在门口等著我。他把一本深蓝色封面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说：“这是一本哥哥的纪念册，里面有很多朋友对他的回忆，对你走近他也许有所帮助。”由于旁边还有记者等著采访我，我们来不及深入交谈，只好匆匆告别。
　　这本正方形的纪念册，深蓝的封面静穆如大海，上面只有一行烫金的小字：“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这大约就是纪念册的名字吧。
　　“九一一”惨剧发生半个多月之后，来自全美各地和台湾的基督徒逾千人，在佛兰克林的新会所举行了江淮的追念见证会。江淮不是官员，不是富翁，却有如此之多的人前来参加，只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们的文字和发言便集结成了这本书。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开始阅读《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开始进入一个基督徒高贵的内心世界。书中没有一张江淮的照片，我却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比肉体更加重要的是人的灵魂。这是在高高的云端之上，我听见了与江汉的声音相似的一种亲切而温和的声音。这声音也许就是江淮的。
　　从一篇篇的描述文章中，江淮的形像逐渐凸现出来。在家庭里，江淮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在教会里，他是一位让所有人都感到如坐春风的大哥。即使自己还处在求学的艰难时期，他也念念不忘帮助那些刚来到美国的台湾和大陆的朋友。
　　他曾把新婚的家作为聚会的场所，主卧室里只有床垫而没有床，客厅更是全部腾空，只放聚会用的桌椅。
　　他帮助新来美国的学子租公寓，还撮合了好几对美好的婚姻。他很会制作米酒，如果有姊妹坐月子，就会收到他亲手制作的酒酿。他还很会包饺子，参加聚会的朋友几乎都吃过他包的美味的饺子。
　　江淮每天开车两小时到纽约上班，下班后又要为小孩和更晚下班的妻子做饭，常常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去聚会。聚完会回家，又让妻子去指导孩子的功课，自己来清理碗筷、收拾家务。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他每次都早早地来到教会，晚晚地离开，帮助、服事别人毫无保留......
　　
　　上帝在泪里
　　如果用佛教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怎么接受这种“善有恶报”的残酷现实？江淮的罹难，证明上帝错了吗？或者是上帝不爱我们吗？
　　基督徒们回答说：答案恰恰相反。如果把这一切放在基督信仰之中，疑惑将迎刃而解。
　　因为中国式的宗教充满了“要求”与“获得”的渴望，而基督教的核心却是“给予”与“忏悔”。《约伯记》已经给出了这样的启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因信仰而受苦，是他必须的承担。江淮的罹难，印证了《约伯记》的真理。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多次引用《诗篇》的句子：“我像水被倒出来，我的骨架都已脱节，我的心变成了蜡，在我里面融化。”
　　他指出：“要看到真理，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机灵性、警觉性等等，而且需要有舍得一身剐的胆量和能力。这非一般意义上的胆量和能力。让人同意在啼饥号寒中生活，经受淩辱、咒骂，烤成法拉里斯的公牛，还不够，需要唱赞美诗的人的预言：
　　“在我里面融化、粉碎和打破自己灵魂的骨架，即被视为我们人的基础的东西、我们习惯上看作永恒真理观念的全部规定性和明确性。”江淮接受了上帝赐予的命运，他像水一样倒出了自己，他必会获得了天上的一切。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认为，信仰是因颤栗和不安而产生的，信仰因重负而幸福。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人的脆弱和不完美，上帝的爱比我们的爱伟大。上帝允许发生的事情，都在人可以承受的范畴之内──包括“九一一”事件、包括江淮的离开。
　　正如齐克果所强调的那样，“对于上帝我总是错的”这种想法，使我们相信上帝不会错，错的是我们。这种想法从两方面表现出它的威力──一方面是结束了疑问，一方面是使行动有了生气。“如果你敲门，门却没有开；如果你尽力寻找却没有找到；如果你努力工作却一无所获，如果你辛勤耕耘却没有受到上帝的赐福；如果天堂的门关闭，但证言没有到来，你在工作中仍然快乐；如果惩罚降临于你，你依然快乐──因为对于上帝，我们总是错的。”
　　如果你在危难时刻依然能够坚持信仰、依然能够体验到上帝之爱，那么你的信仰就是真正的信仰，它如磐石般坚固。相信江淮必是如此。他的突然离开，诚如保罗所说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迎接他的将是一座上帝之城，是丰丰满满的永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传道人远志明在“九一一”之后，写的一篇题为《上帝在哪里？》的文章。是的，在那大楼倒塌的时刻，上帝为什么不阻止惨剧的发生呢？上帝究竟在哪里呢？
　　远志明说，上帝在我们的眼泪里，上帝在我们的信念里，上帝在我们的使命里。上帝自然有他奇妙的安排，“我看见在患难中上帝与美国人民同在，上帝与人类同在……
　　“假如没有永恒，短暂将无比嚣张。假如没有公义，罪恶将不可抵抗。假如没有上帝，人类将很快灭亡。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人类、起码是一部分人类持有对上帝、永恒和公义的坚定信念，没有他们基于这一信念而甘愿献出的巨大牺牲，我实在不敢想像人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因此人类方有可能在废墟上继续生活，坚守公义、信仰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