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变；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愈显突出和激烈。社会的巨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一般来说，主要包括道德问题和贫困问题。社会上的任何问题几乎都可归纳到这两个问题上。比方说，社会的治安问题、犯罪问题就是道德问题的升级，无家可归的问题，盲流的问题及温饱问题则与贫困的问题有关。道德和贫穷的问题也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历来所关注的问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是否也可从基督教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可用的资源，来反思如何解决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以及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传统，并希望这样的探讨能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或缓和提供一些思路。
　　
一，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贫困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一形成就存在的问题，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贫困问题存在。贫困并不是中国现时特有的问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存在着贫困的问题，历史上的每个时期也都存在过贫困问题。对付贫困问题，可以说从人类社会一出现就开始了。
　　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贫穷的问题，历次的农民起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中国人对贫穷的感受可谓是刻骨铭心。5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制度使得贫富悬殊问题淡化，然而，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全民都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70年代末经济制度的改革开始改变全民贫困的状况，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贫富差距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目前，贫困问题中国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经济制度改革后，有能力、有学历、头脑灵活的人及时抓住致富的机会，首先富了起来，率先摆脱了贫困状态。在另一方面，能力较差、机遇不佳的人则无法迅速脱贫，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经济基础、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首先造成了各地间的贫富差别。沿海地区的人民较早富裕了起来，内陆地区如西北地区的人民则相对不那么富裕。在同一地区，城市和乡村也有差别，城市中致富的机会较多，乡村中的机会则较少，这也做造成了地乡贫富的差别。即使在城市中，同样能力、教育水平的人中，由于职业的不同，也使一些人机遇好些，一些人机遇差些。凡此种种，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由于城乡、地域、职业差别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与处于贫困中的一部分人。这种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学者胡鞍钢和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其新书《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地区间、人际间、城乡间的差距使当今的中国成为建国以来整体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时期。”中国最富和最穷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发达工业国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没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口和少数阶层能从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中获利，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就会降低，不满情绪迟早要爆发。”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可能蕴含着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分裂的危险。” 由此看来，贫富差距反映出来的贫困问题在中国是相当严重的。
　　第二是下岗、失业、失学。中国在经济制度改革、市场转型，特别是在近期的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出了一新的阶层 - 下岗工人。由于生产力提高或生产效益不好，许多工厂企业需要大量裁员，许多工人必须离开工作岗位，下岗的工人不等同于失业，因为他们每月可领到很少的下岗工资。然而有些下岗工人领不到工资，或数年后下岗工资被中止，到了这一地步，这些下岗工人就成了失业者。这些下岗工人，如果机遇不佳，找不到新的机会，其生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贫困中。近几年，中国的媒体上经常报道一些下岗失业工人的贫困状况，由此可看出该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变革所造成的大批下岗人员，以及由此所转化成的失业人员，无疑加重了社会的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中的下岗、失业家庭中，在广大的乡村，如果家中劳动力有限，或无劳动力，家庭生活也会陷入贫困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尤其是学龄子女，在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时，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失学。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各级学校也在收费方面作了调整，学杂费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令许多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难以负担，导致贫困学生失学。在乡村，许多贫困的家庭则需要子女缀学，从事劳动，承担扶持家庭的重担，其经历令人同情。1998年，广州日报社曾举办过帮助苦儿的社会慈善活动，呼吁社会大众认助本地区的贫困失学少年儿童，得到社会的热烈响应。 即使在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尚存在失学问题，其它内陆地区的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则会更加严重。
困难家庭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失学的问题，由于学杂费用增加，许多经济落后地区考入大学的学生，因无法交纳学杂费，而被迫离开学校，或入不了学。1998年，中国长江洪灾过后，许多灾区考入大学的学生无法入学，一些学校特别为灾区新生设立了奖学金，帮助他们入学，但是也有不少学生痛失学习的机会。这种情况也显示了失学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社会救济、服务机构的不足，使得贫困以及相关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情况。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救济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国家承担，民政部主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务。改革开放后，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贫困问题的严重，政府用于扶贫的财力愈显不足。据报道，有些私人开办了一些福利机构，如养老院等，但目的是为了赢利，并不是真心的社会关怀。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所谓福利慈善机构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民间的社会救济、服务机构和力量尚不成型、成熟。虽然政府和有心人花了许多心血来解决贫困的问题，但因缺乏一套有效地将这些资源挖掘、调动、组织起来，应引起各方的重视。从另一个角度看，贫困问题的存在和加重，也是因社会上缺乏相应有效的济贫制度和管道所致。
　　
二，圣经中关于济助穷人的教导
　　谁来帮助穷人，怎样帮助穷人？在中外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中，都有不同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救济穷人的义务主要由富有的善人来承担，或由“劫富济贫”者来完成。在中国传统中，一般来说，地方的士绅承担着社会的慈善义务，修路架桥、济贫扶弱都由地方的士绅主持，而这些士绅都是富有的人。如果这些富人心地善良，那么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救济穷人，比如施粥放粮。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善心，济贫义务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通常，被逼无奈路见不平的贫困者会揭竿而起，采取暴力的手段，夺取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如开仓放粮。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由于富人不仁，贫民被迫以极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上的贫困问题。然而这些方法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无法长久有效地处理贫困的问题。
　　在西方，帮助穷人的义举则历来由教会来承担。西方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有很大的不同，教会在西方的社会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教会对社会的关注，又与基督教的经典 - 圣经的教导有关。
　　圣经中有许多章节专门论述如何帮助穷人，其中一个独特的看法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的这些论述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的教导，对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旧约圣经利末记指出，“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申命记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对于十一奉献，申命记也提出了与我们通常理解所不同的含义，“住在你城里的利末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末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 而安息年的收成则也应分给穷人，“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俾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旧约圣经对当时处于农牧阶段的以色列人如何救济穷人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规划，其方式大概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在每年的收成中留出一部分专门供贫困的人享有，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二是在每三年的第三年，将收成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三是七年一次，将安息年田地中自然长出的收成与贫困人共享。
　　到了新约时代，圣经对如何帮助穷人做了进一步阐述。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曾教训门徒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很明显，耶稣把这些不幸的人都看成是他的弟兄，凡是作在他们身上的，也就是作在耶稣身上。这处教导使我们能更清楚理解关心穷苦人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
新约圣经在多处都强调，救济穷人是富人的责任。福音书中都记载了少年财主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少年财主向耶稣询问怎样可以进天堂，耶稣说要遵守十诫，少年人说他都做到了，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提摩太前书也特别针对富人教训道：“你要倚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与旧约不同，新约没有去设计帮助穷人的具体方法，而是更加强调帮助穷人的责任，特别是富人应负的责任。“财富的基本目的就是去帮助在困难中的人。”
　　
三，早期教会的济贫实践
　　基督教对贫穷问题的关注，并不只是表现在圣经的教导中，教会从一开始就从事许多济助穷人的活动，并且济贫工作也成为基督教社会关怀的一个重要传统。
　　在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采用财产公有的方式，解决贫穷的问题。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在耶路撒冷，许多人在使徒彼得的劝勉下，受了洗成为基督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
　　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财产公用。财产公用并不是要使人贫乏，相反是为了战胜和消除贫穷。能够财产公用是因为信徒们都有相同的信仰，他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命体，每个人都在这个生命体中感受到他与其它人的团结。这种本质的同一也必须在物质上作为一种兄弟之爱团体的标记表达出来，这种兄弟之爱就是这种与穷人分享的行动。这种财产共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消除了早期教会中许多人的贫穷问题，所以在早期教会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在教会史的早期，教会在古罗马帝国的东部比较发达，故也积累了较多济贫的经验。东罗马帝国属于希腊语系。希腊教父们深受修道运动的影响，经常谴责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及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东方教会中修道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数四世纪Caesara的大主教Basil。Basil用他自己的资源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慈善福利机构，包括招待所，救济院，传染病医院等，连同教堂和修道院组成一个城中之城。老、弱、病、残、贫等都在这里找到了避离所。Basil本人也住在其中。在饥荒年间，Basil亲自为这些饥饿的人组织免费饭食， 这些难民包括外国移民、异教徒、以及以色列不信教的儿童。 Basil创办的这所慈善机构是历史上最早的济贫院和难民营之一。
　　在同一时期，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 ，教会也从事许多社会慈善活动。当时，拜占庭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由三种力量来承担：一是皇帝或国家；二是教会、修道院和基督教的机构；三是私人。罗马帝国国家的济贫物资并不是直接给穷人，而是给帝国公民。教会和私人的慈善服务则是面向穷人，其动力来自对圣经教训的遵守以及对末世奖赏的期盼。
　　拜占庭帝国中最具影响的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当数君士坦丁堡的孤儿院。这个孤儿院作为一个主要的孤儿避难所存在了900多年。君士坦丁堡孤儿院是由Zotikos创建于四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主教Makedonios是该城组织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个基督徒领袖。他的慈善活动又深受该城教会一位执事Marathonios的影响。Marathonios从著名的修道领袖Eustathios那里学到了一种苦行的生活方式。Eustathios和其它小亚细亚修道运动领袖发展出了一套都市化的苦行主义。这种苦行主义要求以一种服务他人的形式，而不是逃离社会、在荒漠中修炼的形式来达到苦行的自我牺牲。Eustathios当上主教后，在他所居住的城门口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其成员没有专注于默想和无止的祷告，而是从事于不停的慈善工作，如照顾麻疯病人、残疾人和被抛弃的人。Marathonios也在君士坦丁堡组织了一些松散的小亚细亚苦行团体，他雇佣都市中的修士来救助城市街头的穷苦人和病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Zotikos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孤儿院，并在城外建立了一个麻疯病院。这座孤儿院不仅为孤儿们提供一个避难所，并且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音乐、文法和文学方面。长期以来，这座孤儿院也是希腊教育的一个中心。
　　
四，中世纪的教会与贫困问题
　　进入中世纪以后，教会和修道院仍然保持基督教的慈爱传统，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基督教的弟兄之爱带给受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和贫困的人。在12和13世纪，罗马教皇诺森三世曾经在社会慈善方面作过许多工作，帮助解决当时的贫困问题。
　　以诺森三世认为，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不可能忽视施舍，然而，如果没有一颗真正的慈爱之心，这样的施舍则是毫无价值的。人们应该象准备救赎那样，准备好施舍。禁食虽然好，但施舍更好。禁食饥饿、衰弱身体，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施舍则是积极的恩惠，因为它恢复别人的身体。祷告虽然好，但施舍更有意义，因为它在追求神之前先感动了自己的邻居。施舍者的贫穷并不能成为不要施舍的借口。
　　早在中世纪前，罗马教会的收入就分成四份。教皇自己保留一份，第二份在神职人员中分配，第三份用来保养教堂，第四份则用作救济穷人。以诺森三世当选为教皇后，不仅用传统的四分之一收入来救济穷人，而且还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拿出许多钱来用作济贫。据记载，他经常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向赤身露体的人提供衣服，为待嫁的贫困少女找到一份嫁妆，抚养被抛弃的儿童。他还指示施赈人员在四处努力寻找穷人和懦弱的人。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每个礼拜日，以诺森三世还学习耶稣的榜样为12个穷人洗脚，擦干，并确保他们有饭吃，得到良好的照顾。
　　以诺森三世所做的另一件慈善事业是开办慈善收养院。始于1201年，以诺森三世在罗马建立了Santa Spirito慈善收养院。他说服英国国王每年为他的收养院捐款，他还从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收集捐款，此外，他也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支持收养院。这个收养院的节目之一就是收养照顾被抛弃的婴儿和失去父母的孤儿。曾经有一段时期，罗马城中的河流中经常发现一些婴儿的死尸，这些婴儿是被他们的母亲抛弃而死亡的。得知这一情况后，收养院的门口不管是白天黑夜一直放着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接收被抛弃的婴儿，收养院并不打听弃婴者的性名等情况，以使弃婴者可将婴儿安全地放在接收箱中，从而保全婴儿的性命。收养院也照顾来罗马朝圣而即将分娩的孕妇，为她们提供食宿，甚至为婴儿也准备了单独的小床。在收养院中，贫困的儿童由修女们抚养，男孩在一些适当的行业中做学徒，女孩则由收养院为她们提供结婚的嫁妆。每周一次，收养院还派修士们到街头去寻找虚弱的乞丐，把他们接到收养院中进行治疗和照顾。
　　
五，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社会救济实验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许多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也热心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他们的社会救济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当时积极投入社会慈善活动的两个典代型代表。
　　马丁路德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团契是要为穷人服务的。他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共同资金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上。1520年前后，路德帮助德国温登伯格市议会制定通过了使社会福利制度化的法令；1523年他又帮Leisng市议会制定相关的法令。这些法令中的许多条文都与减轻穷人的苦境有关。根据这些法令，这些城市建立了旨在济贫的共同资金，工人和工匠可以得到低息贷款做生意，新迁入者可得到贷款安顿下来，孤儿和老弱病残可得到救济来支持日常的生活，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和训练也可以得到资助。穷人家的女儿还可被供给适当的嫁妆以备结婚之用。工匠们如果无力偿还贷款，因着上帝的缘故，他们贷款可被免除。
　　共同资金的经费主要来自已经停办的宗教机构的捐赠基金和教会的资产。路德建议，在为想要留在修道院和想要离开修道院的修士、修女留足资金、为有需要的捐款家庭退还部分资金后，教会的财产应全部放在共同资金中；为预防未来资金的不足，在必要的时候，教区中的每个人按其能力和财产可获得减税。路得的社会福利改革实验成为当时各地类似努力的榜样。
　　在瑞士的日内瓦，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进行了救助穷人的社会福利改革。加尔文认为，如果没有充满济助他人的工作，信仰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器皿，单单只有信仰并不足以使基督徒有资格站主在上帝的面前。在这种神学思想的指导下，加尔文参与日内瓦的许多社会福利工作。
　　加尔文曾在日内瓦生活了数十年，特别是在1541至1564年间。日内瓦是加尔文实现他“完美的基督教社区”理想的基地，在宗教改革期间，基督教会在日内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加尔文又在教会中有着很大影响力，因此，日内瓦的许多社会福利改革活动与基督教有关。
　　宗教改革期间，日内瓦成立了基督教法庭，法庭由平信徒长老和教会讲道人(Preacher) 组成，主要处理基督教内部的纠纷，如有必要，该法庭也可将案子移交民事法庭处理，因此该法庭有很大的权力，人们也称它为另一个“日内瓦市政府的常务委员会”。1547年该法庭通过的有关日内瓦农村财产法令规定：经过警告后，继续违法的人将被课以罚款，罚款额的三分之二将被用于帮助教区中的穷人，这些金额将被放在教会的施舍箱中，根据需要分配给穷人。
　　1535年，加尔文的密友William Farel在日内瓦建立了日内瓦救济收养院。Farel本人也是一位宗教改革者，正是他邀请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并大力支持他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所救济收养院在为日内瓦提供社会福利救济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院拥有一座大型建筑物，位于日内瓦的中心，它向所有有需要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人提供帮助。该院收养了数十名儿童，大多为孤儿和弃儿；该院也收养一些因太老、太弱，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每个星期，该院还在全国范围内向贫困的家庭分发面包；每天晚上，收养院则为那些刚刚抵达日内瓦、无法支付食宿的访客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处。
　　
六,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
　　19世纪上半期，美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涌入城市的农民和外国移民增加，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贫困的现象非常严重，象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贫民窟的问题成为社会上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为了对付贫困的问题，纽约的基督教徒于1843年组织了纽约改善贫困状况协会 。这个协会是由纽约市宗教小册子出版社 帮助成立的。后者为纽约基督教的城市宣教团体，前者则为基督教的慈善团体。在创建初期，协会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出版社承担，例如，协会的工作人员和财务支持都来自出版社。协会把纽约分成17个大区，每个大区又被分成许多小区，每个小区由一个5人组成的顾问委员负责。这些委员会又把他们负责的小区分成更小的单位，通常每个单位包括25个贫困的庭。委员会负责招收有爱心的志愿人员来照顾这些家庭。在初期，由于志愿人员不够，每个志工通常要负责60个家庭。申请救济的家庭被推荐给负责该地区的志工，志工的主要工作就是去调查有需要的家庭以及其贫困的原因。如果贫困家庭符合条件，志工就与各个慈善机构联系，帮助贫困家庭得到援助。
　　改善贫困状况协会还想出许多实用的方法使救济穷人的工作更有效。例如，协会把煤炉借给那些非常贫穷、没有地方烧煤的家庭，协会还收集和发放洗干净的旧衣服，以及饭店和富人家里剩余的食品。志工们想方设法进入贫民窟为贫民服务，仅1847年一年，志工们就救济5500个贫困家庭，到1853年，帮助协会工作的志工达378人。
　　为了改善穷人的居住环境，最终消灭贫民窟，协会于1853年开始为穷人建造了一座示范性的经济公寓，该公寓1855年完工，全部出租给黑人居住。协会对穷人的健康和医疗照顾也非常关注。1852年，协会开办了一个面向穷人的浴室和洗衣房。这是纽约的第一家公共浴室。1862年，协会开办了一所医院，主要用来济助工作中受伤的劳工。协会还支持改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等涉及公共卫生的各种活动。
　　在美国的历史上，另一家喻户晓的关心穷人的基督教团体是救世军。 救世军由美国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救世军由英国人维廉布斯(William booth)于1865年创建于英国伦敦，1880年传到美国。社会服务是救世军与众不同的特色。19世纪80年初，救世军的领袖们认识到，城市贫民需要在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救世军开始开办栖身所，免费提供饭食，并登记失业者。慈善工作是救世军对美国和英国社会的一大贡献。救世军的一项非常著名的工作就是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工作，这一工作被称为“贫民窟族”(the Slum Brigade)，这是一种使救世军成员进入贫民窟、与贫民建立密切关系的服务方式。1889年布斯太太在纽约组织了第一个贫民窟旅，到1901年，全美共成立了24个相似的团队。
　　贫民窟旅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探访和救济；进行宗教服务；以及培养抵制恶习的情操。第一方面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在都市中创造了一种乡村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彼此亲密、同情的气氛。在贫民家中照顾病人和濒临死亡的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提供充满爱心的服务，这些在贫民窟的日常工作，为救世军赢得了比只是分发食品和金钱更高的声誉。贫民窟旅的经验也启发出了其它一些形式的社会服务。1893年，纽约的贫民窟旅为那些父母无法照顾他们的儿童开办了第一家妓女援助所，到1900年救世军共在全美10多个都市开办了17家援助所。救世军于19世纪末还在纽约和旧金山建立了两所孤儿收养院。1897年，救世军组织了贫民窟助产士网，次年又开办了一个培训学校，为贫民们培训护士，目标是使每一贫民窟区片都有一位护士。
　　为了帮助失业者，救世军从1891年起为失业者开办了食品栖身站，失业者只需付象征性的一点费用，就可在站中食宿。到1901年，救世军共开办了73座食品栖身站，大多为援助的性质。仅1900年一年，纽约救世军就向无家可归者发放了125万份饭食。在寒冷的冬天，救世军也为失业者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通过救世军经营的工业站、木材场和废品回收站，救世军为那些不能支付食品栖身站最起码费用的人提供工作。到1900年，类似的就业站已达24个。
　　救世军的这些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面向贫民窟的工作，使许多贫民受益，因此，救世军也被称为“贫民的个人上帝”。
　　
七、社会关怀与信仰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许多人一想到基督教就会首先联想起教会所做的慈善活动。教会是一个超越家族、有别与政府的社会志愿组织，它是靠信仰凝聚起来的群体。所以，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传统与其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基督教相信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位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而人类始祖亚当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和睦关系，使人类陷入罪中；上帝把独生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以其十字架上的死来赎人的罪，拯救人类脱离罪的唯一力量就是上帝；罪使人进入地狱，拯救使人进入天堂。基督教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也相信上帝王国的降临。正是这种信仰为基督徒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去做赢得上帝喜悦的事情，而帮助穷人的社会关怀工作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基督徒坚持不断地从事这一方面的慈善工作。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对帮助穷人的教导，《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圣经》中有关教导自然就成为教会和基督徒从事社会慈善工作的动力。历代的基督徒，特别是神学家也在神学的层面论述社会关怀与信仰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理解信仰对基督徒开展社会慈善事业的作用。
　　四世纪Caesara的大主教Basil曾在讲道中指出，“当你为了上帝的缘故与人分享时，你正在创造礼物和贷款。礼物，是因为你并不期望穷人的偿还；贷款，是因为上帝的富有，上帝将代表穷人响应你，将为你所给出的那一点而给你丰富的补偿。的确，‘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箴十九17)。” 另一位早期教会教父Gregory Nazianzus也说过：“我们仍有时间探望基督，照顾基督，给基督食物吃，给基督衣服穿，欢迎基督，荣耀基督；但不是通过象一些人请他吃饭那样(路七36)；也不是象马利亚用香膏那样，也不是象亚利马太的约瑟那样只用一块墓地，也不是象尼哥底母那样只用埋葬需要的东西；也不是象东方博士那样用黄金、乳香和没药。不，万有的上帝只要怜悯，而不是祭祀(太九13)，他要全心的怜悯，而不是千万的羔羊；让我们通过(服务)穷人和今天受苦的人，把这一切都给他，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永恒的宝库中被这同一位基督我们的主所接收。”
　　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以诺森三世在其著作《赞美博爱》中论述说，博爱的美德与基督本人的生活、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与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神灵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简单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期望去从事慈善活动是很危险的。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失财才能被避免，施舍者的真正谦卑才能得到保证。 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在抨击赎罪符时指出：“应该教导基督徒，施舍给穷人，或借钱财给有需要的人，比购买赎罪符要好的多”，“见到有需要的人，从身边走开，用钱来买赎罪符，这人所买到的不是教皇的赎罪符，而是上帝的愤怒。”“当爱和援助给了你时，你必须再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把爱和援助归还给基督。” 加尔文也强调，我们应怎样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敬意？通过施舍：因为我们不能为上帝增添任何东西，但是上帝接收我们给予穷人的东西；这就是今天上帝所要求和批准的祭品。
　　的确，基督徒热心从事社会关怀工作的巨大动力来自他们的信仰。“对上帝的公义和耶稣所宣告的王国的盼望激励着人们去济助穷人、弱者、孤儿和寡妇。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但宣讲而且实践上帝的话语──真正的信仰、真正的虔诚。” 由此看来，对贫穷者的爱的回应正是一种对上帝的公义的见证。
　　在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也在发展，但以什么为凝聚力，使全民都能长期、系统和积极的参与，这是一个应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