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BC神学"的泛文化存在；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五，"ABC神学"的考证功夫；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七，"ABC神学"的根源；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经常会产生一些眼花缭乱的结果，"ABC神学"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是"ABC神学"？
一，"ABC神学"的泛文化现象
"ABC神学"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据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山沟里出马列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者，他一度算得上是孙中山的好学生，因为孙中山早在他前面三十多年就发明了：中国古代有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还有人民主权论，而《礼记》的礼篇的"大道之行也"云云几乎就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发明，因为早在孙之前，他的政敌康有为就在《大同书》中作如是想了。再早，还有洪秀全，拿《尚书》和《周礼》的上帝来建立中国式的洪氏天国－－太平天国，也就是道教黄巾军的太平（"小农思想"），加上山沟里的基督教天王的天国。因为洪秀全发现，山沟里可以出基督教。最为荒诞不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里还有一种论调，说是"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入侵，中国自己也会逐渐创造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如此看来，汉语言的运用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语义上的混乱，来达到某种理论的"方便法门"。而这方便法门不仅仅是政客家、革命家的宣传需要，也上行下效，成为文化人的哗众取宠的技巧。例如，有人说， "中国古代已经发明了火箭"，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的"火箭"只是"火把射箭"，并不是现今的"神州四号火箭"。还有人说，"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上帝"，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中国的"上帝"只是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并不是现今的"普世上帝"的灵性。
这些方便法门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具体说，"中国宗教神话这些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关系甚深，还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语言尤其是文字的的艰深程度，无疑加深了记载神话时的困难，还为后代理解这些记录增加了很多麻烦。……例如，文献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献B中，看起来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献C中看起来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许多中国学者用这种寻求方法，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第1版，173页）
例如，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2月第一版）中，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在那里，"禹即句龙"（30页），"帝喾也是夔"（332页）。
再如，"神州"作为中国的古称，并不是指"耶和华神的起源地"，神州之神，甚至亦非鬼神之神，而是神乎其神的"神"； 我们这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是从毛泽东词"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始知道"神州"的。但是，毛并非宣扬有神论，他乃是力图铲除福音之人。"神州"是中华思想的民间表达，正如"天朝"是中华思想的庙堂表达，神州之"神"不过是中国之"中"罢了，是对自己国土的尊称，是形容词，是今生的骄傲，是属血气的，是眼目的情欲。正如甲骨文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的天父；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致英国国王书自称的"天朝"，既非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国，也非他的祖宗努尔哈赤的萨满教女巫；而是中华思想的自我期许。所以北京的"天坛"，不是敬拜天主的教堂，而是帝王祭天登基的地方。实际上，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明末东来的传教士，才在汉译耶和华时，使用不见儒家经传的"天主"一词，而避不采用现成的"上帝"、"神"等称谓？而圣经公会1979年出版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则干脆把耶和华译为"上主"。我想这有助于避免至少是降低方便法门的蚕食和侵害。因为中华思想严重的士人，曾以荒诞不经的"老子化胡"说，用这种堪称"古代的ABC/X=Z神学"（老子X＝释迦Z；道教X＝佛教Z；太上老君X＝佛陀菩萨Z），来强行解释佛教的起源，结果在学术界流为笑谈。而如果今天，亦用类似的方法传扬福音，就难免步入景教式的妥协、混合、没落的"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束。
本文试图探讨上述利用汉语语义的混乱所造成的神学现象，但又莫以名之，姑且称之为"ABC与XYZ神学"。（简称"ABC神学"）。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多时以前，笔者曾亲耳聆听过一位年长牧师的神学理论，由于他出身化学教授，所以旁征博引，令人眼花缭乱。其神学理论的要义是"共同的上帝"，说中国甲骨文里的"上帝"概念（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中文译本中的基督教"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当然也包括犹太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里的"安拉"以及其他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词语；而这些译本中的汉语词语当然等同于它们的外语原型（相当于文献C中的Z，如 GOD等等）；这样一来，甲骨文的上帝（X）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Z），便可以互相替代；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天父……这样论证下来，中国古代的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就可以等于至少是可以折合成现今"普世上帝"的灵性存在。
这样一来，"ABC神学"就可以得出新奇怪巧的结论说：
中国古代宗教和基督教甚至犹太教、伊斯兰教里的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一位。
当人们大惑不解地请益，这是不是说中国古代也有基督教？他认真回答说："有基督教的片断！"并举出《老子》、《庄子》、《荀子》、《四书五经》为证。
当有人请教说，这些古籍写作问世时，基督教尚未诞生；先出的先秦诸子里面怎么会有后出的基督教的片断呢？他慨然答曰，由于拥有"共同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片断也就先在地存于先秦文献之中了。他进一步论证，长期生活在"洋人"中间，他发现要解决洋人的文化优越感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我们中国也有上帝，而且比他们的还要早"。他表示，每当洋人听到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不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深深折服、自叹弗如的。
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诚然，这位来自温哥华的牧长具有令人扼腕的个人见证。原来，他离开祖国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因此梦想中的"中国文化"成了他在异国他乡唯一的安慰。有一次，他和一个红头发女人谈起中国文化，那人奇怪他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为什么还记得中文？他回答说，因为他每天晚上都用中文向上帝祷告。红头发女人说，上帝难道会听中文这种"亵渎性的语言"吗？可能是受到这种这种"英国岛夷式的民族主义"的感染（表现为对其反击），所以牧长先生就一定要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找基督教和福音。
上述曲折的个人遭遇，乃至文化自尊方面的需要，可以成为神学理论的当然论据吗？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现在"ABC神学"已经不是某位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渐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风尚了。流行风尚可以成为真理的证明？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相当于X），与基督徒的上帝（相当于Z），混同起来呢？北京的天坛真的等于敬拜永生天主的教堂？如果这样，以前者（文献A中的X，即皇天上帝、天坛）去冒充后者（文献C中的Z，即耶和华、教堂），就是本文所说的"ABC神学"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混合主义（而不是"文化对话"）的产物。
不错，基督教乃是福音（包括新约也包括旧约－－旧约被基督教义视为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与文化的结合。所以一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福音与所谓"特殊启示"固然是错误的，即"对人进行了神化"；另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一般文化和所谓"普遍启示"也是错误的，即"把神当作了偶像"。不可否认，作为福音与民族文化之结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动力则盛行于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圣公会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击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情况虽然如此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把一个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还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或是福音、圣经启示（特殊启示）的文化，视为等同于基督教，甚至等同于福音和圣经启示，仍然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之一。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今北京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可能来自甲骨文的"帝"和《书经》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毕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与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则中国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何必传教士们如此辛苦，四处布道呢。那么，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向有关神灵祈祷问卜，奉献大量牺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并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自然，还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卜辞中的"帝"，与殷族的祖神"高祖夔"、 "高祖俊"同一，也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也可"帝不令风"。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年版，第58页）
显然，这种宗教不仅是祖先崇拜的，还包含万物有灵论遗风。这位"帝"后来演化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还是与《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迦南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华吧？如果用"上帝X"来指代甲骨文的帝与天坛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来指代圣经中的上帝；就不难发现，两个"上帝"差别之大，一点不亚于《旧约》中的耶和华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这是古代神权政治的残留意识。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圣人"来源于怪、力、乱、神。这一意识在世界古代各国和近代落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后可成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现人神"）。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神话则得到最为鲜明彻底的表现，因为中国最古的帝王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国民间历来有封神习俗，如关公、岳王、妈祖等即是。那么，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为人的呢？原来，是经过了"神话的历史化" ，也就是对神话作出道统化的阐释，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如上所述，儒家的圣王史观和圣经的启示有什么关系？答曰，是X与Z的关系，它们分属文献A与C－－除了 "ABC神学"的极力撮合，它们毫无关系。
2，殷周卜辞金文里的帝（X），与新旧约的上帝（Z）同样没有共同之处；正如北京的天坛（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国农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与福音的"神"（Z）没有共同之处；正如洪秀全式的萨满通神(X），不同于基督徒的祷告（Z）。
3，圣王史观，也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喜欢崇拜圣人、依靠伟人；而要求别人也常以圣人标准；结果虚伪客套、理论脱离实际之风盛行。
4，"ABC神学"是没有生命的。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还有的学者拿老子的道（X）与比作耶稣的道（Z），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 Pelphrey：《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 －－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承认他不懂中文，对老子的理解可能受到翻译的影响。
确实，引起误解的恐怕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因为既然我们的译本用"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一词来翻译《圣经》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就难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坛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圣经》里的上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在几千年以前就有关系，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谬论。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关系"只是翻译时不得不借助的语词借代上的关系。
就以老子的道（X）与耶稣的道（Z）来说，因为我们用"道"这个汉字来翻译英文圣经中的"Word"或是希腊文中的"Logos"，就难免会激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哲学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圣王道统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对耶稣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进行的预表，从而得出《老子》是"中国先知书"，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谬暗示。其实呢，《约翰福音》借用希腊语词Logos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并不说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乃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或是法则Logos或是话语Word，并不是哲学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话，是明明白白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回答魔鬼的诱惑时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里的那个 "话"（"道Z"）。
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的"话"，希腊哲学里有过吗？当然没有。中国文化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在《新约》中，这样的道和话，集中体现为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拯救我们世人，替罪人死、并要我们通过分享他的血和身体，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谈论的权谋战略（关于《老子》的"战国阴谋书"特点，笔者在《联想与印证》的第六章《乱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和第七章《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比较《老子》与《孙子》）》，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言）。耶稣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耶稣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统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家"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岂可同日而语？
《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欧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那岂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如此繁琐"ABC神学"，越学越麻烦；还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拥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
诚然，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倒是比较容易为国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实只是就地取材、偷工减料，结果入了保罗话，"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装。人民主权论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权论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有替代的关系，但并不是同类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的基础乃是基督教，就像说基督教的基础乃是罗马帝国一样，牵强附会。对基督教来说，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物，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圣王史观，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乐于崇拜圣人、制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启示与福音还不是知识与理论，更不可随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修改、损益。
五，ABC神学家们的考证功夫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多页，分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 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13，后记。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就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
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
书－－创世记有关联。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 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先生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七，"ABC神学"的根源
"ABC神学"的根源，不仅是汉语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精神的病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卑感的心态的问题：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否则我们岂不落后于人了吗？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哪怕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一定要说是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类。
如果有人立足于上述的"ABC神学"，去建立所谓"基督教汉语文本"，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基督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释学的对话结构，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当然更不是甲骨文萨满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 "基督教汉语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华思想的翻版。基督教并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亚伯拉罕有耶和华信仰，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圣经记载的还早，有五千年历史。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老子的圣人比《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几百年，甚至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直接来自文革中"批儒评法"、"《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缩影"的毛式怪论。）
2，圣人神道设教。把基督教作为工具，来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来推广福利，以基督教来铺垫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会……这与个人英雄以社会主义的盛名夺取政权，以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其实，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这在新旧约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说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为贵"思想的翻版，与斥责人性罪恶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无关系。
3，仿效"你们要斗私批修"的论调，以基督教作为教化他人的理论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祖先崇拜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养性，把中国的隐士心态（所谓"逍遥"），注入基督教（所谓"拯救"），结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直至把基督的福音变作老庄的禅学，东西对比，南北对话，好不热闹。
前面说过，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与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戒除"ABC神学"，尤其记住"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这里十分清楚，不同信仰的神名（Z/X/Y等等），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ABC神学"不该归入基督教神学。而X=Z的上帝混同论、信仰混合主义，则是没有生命的。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见，既然是新酒，就不能与旧瓶的余孽互换。道统（X）装福音（Z），《老子》（X）表耶稣（Z），一方面使旧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变质；还会使人们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新酒。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
圣经记载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出埃及记》34/14）
圣经的上主不是专制暴君，他给自己的子民选择的自由，他只是不许可混合主义："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除掉，去事奉耶和华（相当于Z）。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相当于Y）呢？"（《约书亚记》24/14－15）
看看这里，与我们通常的误解相反：耶和华并不属于犹太人的祖先，更不是犹太人的祖先神；相反，他启示约书亚，要犹太人在犹太人祖先的神（相当于X，即相当于甲骨文的帝、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和耶和华神（相当于Z）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上帝的选民既然必须如此，为什么现代中国基督徒就不能像上古的以色列人、中古的欧洲人，老老实实放弃自己远古祖先的迷信思想，而不再利用它来顶替耶和华信仰呢？
如果自命基督徒而实际上只是"ABC神学"的教徒，那就太可怜了！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看做万古不变的规律；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如此建立"基督教汉语文本"？陋哉！
〖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
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 2002年6月7日－－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