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二期 | 2003年4月]

怕与不怕

杨戈

  


  《金蔷薇》(又译《金玫瑰》)是80年代的“创作宝典”,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几乎人手一册。这本“创作经验谈”却不仅仅是方法的传授,它带给人的凄美和神圣,明明是让人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创作、乃至生存状态,情感状态。刘小枫先生在1988年写了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这一代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对此作出了非常深刻的阐述。所谓的“怕”,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恐惧”或者“软弱”,正好相反,这种“怕”是面对永恒和崇高的收敛,可以成为收服恐惧的途径。
  
  情感体验中,往往“怕”先于“爱”,因为神圣首先是至高至大的,人们只有在认识到自己相对于神圣的渺小软弱,认识到自己的荒凉之后,才能够看到爱的局限性,进而看到“大爱(agape)”的可能性。所以,我更加关注这所谓的“怕”。刘小枫笔下的“怕”,在今天常常被我们说成“敬畏”。“敬畏”不是带有逃离冲动的恐惧,它带给人们的是深刻的平静,是带有距离感的美感。在短短的文章中,“怕”被描绘成一种生活特征,一种民族品质,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精神素质。人们因为怕,才会保持对权威的敬重,人们因为怕,才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约束,人们因为怕,才会追问生活的目标和终极意义,这种超越了原本心理形式的“怕”直接指向超验的精神,宗教的上帝。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
  儿孙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歌谣中涕泗横流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由迷信的传说、神话、不敢吱声的胆怯的儿童们的眼睛和吓破了胆的姑娘们低垂的睫毛所点缀着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被香客们和精神不健全的人们的故事吓得毛骨悚然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因为时时都觉得可怖的神秘就近在咫尺——在森林中、湖泊中、朽烂的枯树中、老太婆的哭声中、用木板钉死了的弃屋中,——时时都觉得奇迹就将出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贫困。[1]
  
  这描绘的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轻柔简单的生活里埋伏着的恐慌。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贫困”是琐碎生活的原貌:爱情是匮乏的,神经是紧张的,衰老是绝对的,恐慌随时逼迫着人们,连同肆意的灾难,昭示着: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都脱离不了文中“贫困”一词所代表的恐惧和乏力。这种贫乏似乎是和物质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是人性的底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用了很长的时间寻觅,寻觅一个可以解救困苦、提供丰富生活的途径,人类用了很大的力气(包括疯狂的非理性的战争)来诘问:可以使整个人类幸福漫溢的道理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从来就坚信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但为什么这个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的理想被无情的历史嘲弄,被每一个个体的苦痛讥讽?
  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儿孙们是“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意味着一种可悲的隔绝,意味着轮回的尴尬。不要奢谈解救和解放,仅仅谈解释,就使人们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怎样才能够逃离这样的恐惧?怎样才能够把恐惧转化成敬畏,怎样使我们的恐惧因为遭遇到一种更加强大的温暖而融化,重新凝固成一种“怕”。
  在这样重新生成的“怕”中,人们会看到,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特殊的权威,它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一切的空间时间的来源都指向这个权威,我们的恐惧应该针对这个绝对上帝,随后,因为绝对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所赐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因为信仰超越现实的世界,可以拥有超越历史理性的爱,律法成了福音,恐惧也就成了“敬畏”,成了“怕”。当这一切发生,崇拜圣人和先知的历史就被重整,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乃至关系都会改变。
  其实面对糟糕的现状和缺少价值归宿的生活,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走向赤裸裸的强力,开始对“怕”感到陌生。人们无限制的要求额外的物质享受,对浪费视而不见,仅仅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填补自己的空虚和贫乏,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贫困?强力可以压制恐惧,压制慌乱,甚至暂时颠覆恐惧,但是,强力不能转化和成全恐惧。疯狂的作战、金钱拜物教、专制压迫等等,都是赤裸裸的强力的表现,不仅如此,这种强力的逻辑往往成为非理性的疯狂,践踏文化和良知。
  但是,信仰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信仰让人们接受生活中的贫乏,接受生活的和历史的荒诞,在这之后,基督信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绝对的上帝。这个上帝具有位格,具有和人沟通的能力,不仅仅能力无限,是一个绝对的“他者”,更重要的是,这个上帝同时是仁慈的,他对人类的愤怒构成了恐惧的来源,而他的慈爱又化解了恐惧,使其转化为“怕”。这样的“怕”就成了人类理性生存的底线,它使人们在良知的范围之内活动,不至于疯狂的掠夺和攫取,它使人们相信和坚持着最初我们坚信的爱和信念,不断的为自身的和人类整体的更和谐努力。“怕”,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层面的“良心”。
  敬畏,是看上去可有可无,实质上是人类整体可贵的精神素质,一旦敬畏的底色被涂抹,其它绚烂的图景都失去了美感和价值。


  在强调敬畏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件事实:“怕”是针对权威的上帝的,或者说,怕的情绪不是泛化的,不是针对全体周围的。它带来的绝对不应该是人们相互的疏离,相反,“怕”带来的结果是:在上帝绝对的权威之下,人们的差距就被忽略,人们就是平等的。人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兄弟姊妹。那么,这种对上帝的“怕”就可以衍生出对其他平等同类的“不怕”。这是我们保持着绝对的尊严在世界上生存的前提。
  中国的民众往往太害怕了,怀着恐惧感的中国公民往往忘记了自己是具有高尚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我们不断的屈服在权力和人的权威之下,不断的怕着本来不构成威胁的东西。我们的体系是等级化的,在这个体系的最高层没有上帝,只有圣哲。只可惜,我们的圣哲和我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既然没有质的区别,就应该被警惕,就没有“怕”的理由。
  我们的“怕”是恐惧的,是针对同类的。鲁迅先生曾经描述过中国人在森严体系中的行为范式:中国人(男人)同时是君主和奴隶,在外对君主低眉顺眼,充当孙子,回家就变身成了君主和大爷,让老婆孩子成为奴隶。在这样的循环之中,中国人习惯了对同类的深刻畏惧,我们怕权利、怕君王、怕丢面子、怕流言蜚语,就是不怕神圣严肃的上帝。孔子说“祭神如神在”,这是对超验的戏弄和嘲讽。
  打个比方:对绝对上帝的“敬畏”是一个磁铁,具有强大的磁力,能够把细碎的铁屑整理规则,建立合理和秩序,而缺少“怕”的群体就像没有被磁力吸引的铁屑,各自排斥着对方,杂乱无章。
  
  现在看来,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缺少公民意识,缺少平等的勇气,缺少抗争的勇气。在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面对非正义并不生气,龙应台就曾经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选择沉默,就像王小波描述的,我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没有“怕”,我们很难“不怕”,至少很难坚持长期“不怕”。看上去,我们太过懦弱。
  从1840年开始(暂且承认这个历史分期),“西学东渐”的潮流召唤着中国人。从60年代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技术科学,到19世纪末的政治改革实践(孙中山和康有为为代表),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变革的内涵不断的深化,“西学”一步步试探着中国传统的内核。那么,可不可以这样预想:未来中国有意义的社会重整和精神重建的时刻,就是十字架的大爱深入到我们这片土地的时刻,就是我们开始理解“怕”,开始学会“怕”,开始远离“恐惧”的时刻。我相信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
  学会怕,然后学会不怕。学会以公民的身份在世界上生存,学会看到个体的力量和价值,学会在世界的不公正之中抗议,学会坚定的持守着人的尊严和价值,学会反抗一切的压迫和不公正,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怕”。现有民主政治中的抗议、游行和示威,都是来源于这种“不怕”。这种怕过之后的不怕。
  
  [1]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2003年3月6日毕(3月9日修改)
       

 非特别注明,本刊所录文稿均为作者惠寄或经特别授权。转载敬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