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紧密联系，鉴于人们把基督教仅视为一种文化, 本文首先要弄清的是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 並在明确两者关系之后, 进一步了解两层关系, 一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关系, 一种是基督教作为新中国文化运动的出发点。
　　
　　一、西方文化和基督教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是联系在一块的。我们读到的有关基督教的文章书藉, 绝大部份都是西方学者和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人士的作品。人们更倾向认为基督教作为西方的一种宗教, 只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一部份, 正如佛教道教作为宗教乃中国文化一部份一样。因此, 当我们去接触並理解基督教时, 往往把它放在西方文化框架中, 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和价值评估它。这样做的结果是, 我们到处发现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因素, 发现两者处于必居其一的对抗地位, 从而要么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要么放弃中国文化。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既妨碍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 也阻塞了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进步。
　　然而, 基督教从来就不是西方文化的从属。人们在西方文化中发现的基督教因素, 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对基督教的接受。这种接受远还不能包括基督教整体。对于这一点, 我想通过一些历史分析来作些说明。
　　耶稣基督的传教活动在公元一世纪, 当时属于所谓的希腊文化时期。古希腊文化在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军事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使所有接触到它的人们着迷, 因而在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管辖內, 希腊文化被广泛学习、传播、宣讲。从哲学史角度看, 希腊哲学登峰造极, 雅典城里学院林立, 各种学派争论纷纷。从泰利士开始, 哲学家给自己提出了伟大目标: 揭示真理, 並深信理性乃是迈向真理的唯一途径。于是, 关于这个真理, 人们提出种种学说, 坚信自己达到了真理。
　　然而, 关于真理的学说各执一端, 相互对立, 而真理在本性上只有一个。究竟谁的学说才是真理呢? 每当人们追求真理, 企图超越于现成各种学说之上时, 他们提出的新学说, 结果却总是不过是给现成诸学说增加了一种新学说, 使纷争局面多了一点热闹。这种状況使人不得不去考察真理的可能性, 结果是导致了怀疑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希腊哲学与文化
　　
　　古希腊的哲学有三大阵营: 怀疑主义、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伊壁鸠鲁坚持一种哲学独断论。他把哲学的目的, 归纳为提供人生快乐的思想基础或依靠。对他来说, 採取何种哲学並不要紧; 要紧的是所採取的哲学能否给人的快乐提供帮助。考虑到威胁人的快乐的主要敌人乃是对死亡的恐惧, 他发现最好的哲学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原子论认为宇宙万物由原子构成, 人的灵魂亦不例外。原子按一定模式构成人的灵魂, 而结构解体则是人的灵魂消失。因此, 灵魂的生成和死亡都不过是原子运动的自然过程, 完全没必要为死亡而恐惧。伊壁鸠鲁在哲学上无所建树, 而在伦理上则破坏了人的永生愿望, 从而未能满足人们对生死的追问。它的影响和流传都无法进一步扩展。
　　斯多亚主义追求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他们一方面接受怀疑主义论断, 认为关于真理或至善, 对于有限的人来说是不可知的, 而且, 人也没有必要去追问这一终极存在。但是, 关于这个至善, 尽管不为人知, 它却一定是存在的。这个宇宙之中的至善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分有, 因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善」。人的本性中的这个「小善」是人的伦理道德基础。关于它, 只要认真努力求索, 必能充分认识。但是对于「至善」和「小善」的关系，因为至善的不可知而无从谈起。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针对一切学说而深入批判。在它看来, 任何学说的正面断言, 都可以指出它的反面命题。因此, 人无法给出任何关于事物的判断, 唯一的出路是不作判断。怀疑主义关于真理的分析很能反映它的思想。其中一个推论如下: 当人们提出一种学说並认为它是真理时, 问题立即可以提出, 这一学说作为真理的标准何在? 如果说它本身即是真理, 无需任何外在标准来评判它, 结果是, 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其它学说而坚持自己的学说, 真理于是有无数之多。如果人们为自己的学说的真理性找到了一种评估标准，但这真理的标准还有标准问题。这是一个无穷后退系列, 人们无法确定最终标准。
　　怀疑主义认为, 人们追求对事物的认识最终必然归结为终极真理问题, 而人无法找到这个真理。怀疑主义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如负有盛名的柏拉图学院, 便一度成为怀疑主义思潮中心。我们发现, 怀疑主义在批判各种思想学说的真理性时, 显示了其强劲的力量。人的理性在认识事物时, 只能借助于概念和想像, 而任何概念在一定的语言系统里都是有定义並受到限制的。当人们使用有限的概念去把握真理, 去框架一种无限的绝对时, 显然是超出它的能力, 从而必然出现反命题。也就是说, 关于真理, 理性是无能为力的。既然如此,怀疑主义认为, 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不作判断, 也称悬搁判断。
　　怀疑主义的原则是悬搁判断。然而, 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怀疑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思想境界时, 发现问题並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简单地说, 人们有权利问: 悬搁判断作为命题, 它的反命题也必然成立, 即, 不作悬搁判断。当我们进行悬搁判断时, 我们还是作了一个判断: 「悬搁判断」。不难发现, 「悬搁判断」本身在怀疑主义那里是被当作真理来看待的。一方面, 怀疑主义否定人把握真理的可能; 在它看来, 人应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 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理。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乃是理性的窘态。换句话说, 理性自始至终都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终极任务, 这就是认识並把握真理。开始时, 理性明确公开这一任务。而最后, 当怀疑主义揭示了这任务的不可能性时, 却以隐蔽的形式继续这一追求。理性永远也无法逃避这一矛盾。它不可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同时它也不可能达到真理。
　　
　　三、希腊文化为何放弃自身 ?
　　
　　这便是基督教进入希腊化世界时理性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 基督教在和希腊理性交锋时, 一方面, 大面积的希腊化学者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另一方面, 即使少数学者继续坚守理性的阵地，如新柏拉图主义者, 他们也不得不吸取基督教关于真理的态度, 接受基督教的影响。究竟基督教有什么力量使一个发达的文化放弃自身呢?
　　从文化起源上看, 基督教源于希伯来文化, 然而, 希伯来文化无论从规模、成就, 以及深度上, 似乎都无法与希腊文化竞争。在罗马帝国境內, 犹太社会的希腊化倾向也非常明显。人们学习希腊语, 仿效希腊文化, 这一点在先知保罗身上就有明显表现。保罗原为犹太社会的有教养阶层, 但他的希腊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这一角度看, 基督教对希腊文化的征服, 显然不是一种文化征服。
　　耶稣在传教时, 一再告诉人们, 他就是真理; 以他为道路必能达到真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是神派遣来到人间传播神的许诺: 神对人类的拯救; 是神完成他的救赎人类的计划的起点。耶稣的传教还涉及许多教义, 比如, 爱你的邻居, 人必须重生, 等等。然而, 他的全部教义最终都要归结为: 他作为真理的可靠性。如果他作为真理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那他的一切言行都可能成为骗人的把戏。这也是希腊理性的根本原则: 真理必须绝对可靠。
　　希腊理性孜孜以求的真理, 最后不得不陷入怀疑主义的泥坑, 在耶稣那里, 只消一句话就完全回答了。这句话何以有如此重的份量呢? 希腊化学者何以如此「轻信」这一句话而皈依基督教呢?
　　我们知道, 在怀疑主义那里, 希腊理性的中心关注是: 理性无法摆脫对真理的追求, 同时又无法达到真理。问题的关键点是人的理性无法达到真理。当耶稣宣告他就是真理时, 人的理性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如何才能确认耶稣就是真理呢? 耶稣问他的弟子: 「你们说, 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接口道: 「你是有福的 ,...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新约?马太福音》) 耶稣明确指出, 依靠人, 无论是何等智慧都无法认清他作为真理。要确认耶稣作为真理需要神——真理本身的恩赐。人认识真理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人因其有限性无法达到无限绝对的真理。而当人的思想、生活、感情又指向这一真理时, 只有一条途径可达真理, 即, 真理本身向人显示。认识真理不是由人到上帝的过程, 相反, 乃是由上帝到人的展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正是要向人们显示並展示真理。当彼得确认耶稣就是真理时, 他没有依靠任何概念、推理、归纳, 等等, 他从耶稣身上直接发现了真理。
　　
　　四、真理的超越性
　　
　　如果真理是一种显示或展示, 那么真理就不是一种现成物, 而是一种外来物, 是向我们走过来的东西, 是给予我们的礼物。这是基督教和希腊理性, 在对待真理的态度问题上的根本区別。希腊理性坚持从人的经验和概念中寻求真理, 在方法论上固守所谓的类比法。由于人的经验和概念都是定型的或被规定的东西, 它们已经存在或过去存在, 因此, 当人们从中寻找真理时, 无论所得何物, 都只能是有限的。从态度上看, 希腊理性是面向过去。在它看来, 真理是一种现成物, 存在于人的经验和概念之中, 並等待看我们去挖掘, 去发现。很显然, 任何人, 如果他循此方向而自信达到了真理, 那么, 他的真理必然是一种有限的观念。然而, 耶稣给人们指出的真理之路恰好相反。人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达到真理, 而只能指望真理本身向我们显示。也就是说, 无论人取得什么成就, 真理都不在人的手中。人若说真理已经在握, 那就是一种自夸，是一种谬误, 並无真理在握。真理永远都是给予我们的, 是超越我们的所有一切的。因此, 对于真理, 耶稣教导我们说, 永远都是上帝的礼物。他一再告诉人们, 他复活离开人间, 但将来必然再次回来, 进行大审判, 带来天国, 带来真理。
　　基督教对待真理的态度是面向未来。真理是上帝的礼物。对于人类来说, 真理是外在的, 不属于他们的。但上帝把它当作礼物而送给了人, 因而当人去接受它时, 它就能夠成为人的。由此看来, 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念之差: 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怀疑主义所指出的理性的死胡同, 正是因为人们固执着过去的或现成的经验和概念, 把自己紧紧束缚住, 从而与真理背驰。因此, 当基督教传递这样的信息后, 即追求真理必须面向未来, 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上帝的恩赐, 这一信息对于希腊理性无疑是救命的福音。
　　我们说, 基督教对希腊理性的征服不是一种文化征服。任何文化都是过去经验和理性活动的积淀, 它必然有一定的思想原则, 概念体系, 道德伦理, 等等。由于它们乃是积淀物, 被一定的社会共同认可, 因此, 当它们和其它的文化相交往时, 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而且, 如果一种文化因为种种原因如殖民主义而被迫放弃自身时, 新的外来文化必然在根本上破坏原来文化。但是, 基督教面向未来, 它唯一要求的是人们放弃固守现成物的态度, 转向未来, 开放胸襟, 接受上帝的礼物, 达到真理。这种转向並不破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唯一的变化是人们看到了现有物的有限性, 看到了摆脫它们的束缚的道路, 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文化, 看到了他们的文化生命。当希腊文化实现了这一转向后, 即皈依基督教, 我们看到, 西方文化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表现在奥古斯丁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改造, 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改造, 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改造, 哥白尼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改造, 也包括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潮对过去现有思想的超越, 等等。这里我们都能发现基督教作为根本动力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的分析表明, 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 决不是合二而一的关系。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它处处浸透了基督教的影响。然而, 如果有一天它宣称它达到了真理, 从此不再需要基督教, 那么, 这一天就是它丧失活力走向死亡的一天。基督教是上帝联接人的媒体, 是上帝救赎人的桥樑, 是接受上帝的恩典的通道。但是, 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文化, 因为它不来自人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因为它不是一定的概念体系或道德原则, 因为它永远是未来, 永远是给予, 永远是接受。正是由于它不是某种文化, 所以它能夠成为任何文化的起点。进一步说, 任何文化, 包括基督教化的文化如西方文化, 都必须以它为起点。否则, 文化将封闭自身, 退化死亡。
　　另一方面, 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 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来表达自身。耶稣传教时是通过希伯来文化来阐发教义的。后来先知保罗在希腊化世界传播福音时, 则使之和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首先表现的形态是西方文化。然而, 这种结合是以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种文化作为前提的。当基督教进入一种文化后, 这一文化的现有形态一如既往, 但它的未来形态必然变样。由于基督教的参与, 它发现了通向真理之路, 从而能夠接受上帝的恩赐。同样, 基督教化的文化在任何水平上, 都可以脫离基督教而不丝毫影响它的当下形态。但是, 它将因此堵塞生命之源, 不断枯竭, 走向死亡。基督教和文化的这种关系, 是基督教跨越一切文化形态的神学基础, 是基督教传播的神学基础,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必将基督教化的神学基础。
　　
　　五、通向基督教化的中国文化
　　
　　如果对基督教和文化的关系作如此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会融, 决不能和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相提並论。但是, 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是通过西方文化来接触、瞭解, 並进入基督教的, 因此, 在中国文化的基督教化过程中, 不可避免要和西方文化打交道。也就是说, 这里有不少是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基督教化是两个层面的运作。文化交流是没有止境的过程, 但基督教化必须有完成之日。
　　一般来说, 中国文化基督教化需要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基督教传播活动,一是基督教神学中国本色化工作。这后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要让基督教摆脫西方文化的表现方式而融摄中国文化。我在《失魂和还魂》一书中试图做些这方面的事。我在那里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两个症结: 寻找至善和整合自我。至善是人的生活之起点和目标。儒家传统把着眼点放在社会之中, 放在现实生活之中, 亦即放在历史经验之中, 从而无论如何努力, 所达到的都只是有限之善, 都只是一定立场, 但就不是至善。在儒家所崇尚的「成圣之道」上, 人们努力格守一定的伦理道德, 「克己复礼」，随着这一定的道德暴露其有限性和其「杀人」「吃人」本色, 人们的「成圣」梦想一一破灭。「至善」不是人的追求所能达到的。人愈是追求它, 人就愈是被束缚住, 从而与至善相去愈远。至善是上帝, 而只有上帝才能把至善带给人。人的生活和至善相接, 这乃是上帝把至善作为礼物而给予人。为了把这一礼物送与人, 为了使人能夠接受这一礼物,耶稣来到人间, 基督教在人间产生成长扩展。归结为一个信息, 一个福音: 上帝要来拯救人。人只有在救赎中才能和至善交通, 在救赎中才能「成圣」。
　　实际上 , 在追求至善问题上, 我们面临的问题, 和当时希腊理性对真理问题的困惑並无两样。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培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就能造就完善人格, 建立完善社会。尽管人的这些努力一次又一次归于失败, 人们仍然死抱这信念。结果是, 人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 都不能不受制于一定的人为的模式之中, 一步一步退化不止。如果我们继续拒绝基督教, 拒绝基督福音, 拒绝接受救赎，我们的文化只能走向死亡。至善不是人的追求可以达到的, 它是上帝给人的礼物。皈依基督, 以基督为道路, 人就能领取到这礼物。
　　
　　六、分裂自我的整合问题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症结是如何整合分裂的自我, 「分裂自我」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我们知道, 儒家自孔子起就重视人的当下生活; 但对于人的灵性, 对于人的未来生活, 儒家並不强调。因此, 当佛教把人的灵魂要求提出来时, 对儒家思想来说无疑是一个补充。自佛教在中土立足以来, 佛堂寺庙就成了人们追求灵性生活的「圣地」。于是, 儒家和佛教(加道教)便分管人生的两方面。对于人生的尘世生活, 也即现实的生活, 涉及政治、经济、家庭、朋友等等, 儒家一一包揽; 而对于人生的来世生活, 如灵魂归宿、终极关注等等, 儒家鞭长莫及, 只好拱手让于佛教道教。在中国文化中, 人的自我似乎可以一分为二: 尘世的和来世的。
　　导致这种分裂的原因是, 无论儒家还是佛道两教, 人们都坚持认为人的追求是人生的根本原则。当人们追求尘世生活时, 人的灵魂要求就被压抑並淡化; 当人们发现了自己的灵性要求並努力追求时, 人的理性、感情、慾望这些尘世生活要求便受到排斥並放弃。人们把自己之中的某一因素, 当作自己的全部而执著追求, 结果只能把自己的其他因素, 排除于追求之外, 从而分裂了自己。儒家士大夫们追求尘世生活, 认为人的生活意义存在于尘世生活中, 认为至善能夠在当下生活中找到。既然如此, 人何须为未来寻找生活意义? 何须在这个世界之外寻找至善? 尽管儒家一再提供的仁义道德, 最终都不得不暴露其有限性, 但人们仍然坚持认为人的不断努力必然能夠达到至善。儒家把追求至善的方向局限在当下生活中, 从而和佛教道教寻求至善于来世生活或超尘生活的态度週然相反。佛教和道教的主流思想也是强调人的追求, 但他们追求的方向是出世间法或回归无为。人的追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一定的指向。当人们执着自己所选择的方向时, 如果所选择的方向反映了人的本性要求的一方面, 那么, 这一追求就能夠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儒佛道三家并流于中国, 正说明它们的追求反映了人的本性的不同方面。但是, 由于人的执着, 彼此难于认同对方。在三教并流的中国文化中, 人格培养就被分裂了。
　　这个分裂的自我如何才能整合呢? 很显然, 依靠人的追求只能导致更大的分裂。不同流派之间未尝不能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 比如宋明理学便吸取了很多佛教教义, 而中国的禅宗也大大得益于老庄学说。但是, 人们只能按自己的方式,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学习理解对方, 因而这种从人的追求为基础的交流, 完全无补于整合自我。宋明以后的三教并流和自我分裂状态一如既往, 甚于以往。
　　我认为, 中国文化中的自我整合在于上帝的救赎。这就需要把基督教作为中国文化的出发点。耶稣一再告诉人们, 人必须「重生」。「重生」的关键是转向, 从面对人转向面对上帝。「重生」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而是一个走向未来的过程, 是一个接受救赎的过程。人们在理解「重生」时, 首先想到的是从零开始, 回到娘肚子里去。我们在文化殖民活动中看到这种从零开始的过程。一种文化取替另一种文化, 如果成功的话, 这被殖民文化必须从零开始, 一点一滴地用新文化来取替旧的自己。但是, 耶稣所要求人们的「重生」, 不是要求人们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人们当下拥有什么並不打紧。任何人在过去生活中总要积攒点什么; 没有人是空白一片。关键的是人们将拥有什么。已经拥有的是死物, 而将要拥有的是活物。当人们固执当下的东西, 他们面向的是这个世界, 他们面向的是死亡。耶稣前来拯救人类, 是要人们摆脫死亡, 给人们指引一条活路。因此, 他要人们「重生」，转向上帝, 转向天国, 转向未来。只有这样, 人才能得到救赎。
　　因此, 中国文化以基督教为出发点並不破坏自身, 並不放弃自身, 所要做的一件事是面向上帝, 面向未来。当人们面向上帝时, 人从神那里接受到神的礼物: 至善, 真理, 从而以这真正的至善, 绝对的真理作为生活指导。这样, 人的追求就不再是孤立的活动, 而是联接到上帝那里,从上帝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
　　在面向上帝的救赎的中国文化中, 所谓分裂的自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蹤。这里没有尘世和来世的划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有思想, 有感情,有欲望。在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是罪人, 都仰望上帝的救赎, 都指向「来世生活」。
　　
　　七、人的超越及有限性问题
　　
　　这里简略讨论一下超越的问题。新儒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浓重的关注, 认为儒家传统中的自身救赎足以实现人的超越, 成圣成王, 而无需外力如上帝的救赎; 甚至认为, 这「外在超越」妨碍了人的超越。基督教关于超越问题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 人在背离上帝后, 认为自己就是上帝, 或者自己可以成为上帝。当人依靠自身而追求成为上帝时, 他面向自身, 从而与上帝相去愈远。人无法依靠自己而超越自己。另一方面, 上帝超越人类。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他要拯救人类, 实现超越。超越的上帝通过基督, 为人类提供了通向超越的道路。以基督为道路, 人就能轻易超越自身。
　　我们看到, 自身救赎可以作两种理解。其一, 人设立一种理想; 为了这种理想, 人作种种努力而追求它实现它。理想之实现即是得到救赎，这种救赎当然无需借用外力的帮助。当人设立理想之时, 理想作为目标是人所能看到的, 理解的。当然也是有限的。追求实现人所设立的理想的可能性一目了然。也许, 人们谈论自身救赎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 便是看到了这显明的可能性。然而, 这种救赎不是真正的超越。当人们设立一种理想时, 理想所包容的都是人的能力所能接触到的, 都是在人的视野之內的。比如一个人追求为百万富翁。「百万富翁」作为他的理想是他所能看见的, 因而他认为通过努力便可能实现它。又如曾经是中国大陆社会的理想的共产主义, 无论它如何遥远, 当人们说它是科学的时候, 人们对它的可能性是看得很清楚的。任何理想都是一定概念和想像中的规定物。从哲学上看, 理想和现实的区別乃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別。就可能性受到概念和想像的规定这一点来看, 理想和现实都是一定受限制的。显然, 这种自我救赎是自我的一个循环圈: 自我设立理想, 自我追求实现理想。无论结果如何, 自我仍然在自我之中。这里没有超越, 没有创造, 没有脫离一定之我。
　　儒家的「克己复礼」便是这样一种自我救赎。人们可以设立一种「完善」的礼, 並使自己的修养符合这个礼, 最后完善自己。完善化了的自己乃是符合自己所设立的「礼」的自己, 这是自己符合自己的过程。超出自己以外的东西, 也即自己无法看见的东西, 如孔子所说的「鬼神」，因为它们的神秘性, 人们可以不必理睬它们。换句话说, 对于超越于自己之上的东西, 由于自己无法接触到它的可能性, 因而自己必然拒绝它, 斥之为虚无。儒家的自身救赎归根到底是在一定的概念和想像的框架中的过程。
　　自身救赎还可以作另一种理解: 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打破束缚, 超越旧有的我, 创造全新的我。这恐怕也即是新儒家学者使用这个词的本意。一般来说, 新儒家的思路是寻找中国文化更新自己的根本动力, 以使它能屹立并进于世界文化之中。关键在于救赎的方向: 人究竟要把自己「救」到何处去? 新儒家对这个问题要么无从回答, 要么为「救赎方向」设立一个理想, 从而回到第一种理解上去。我们越是在自身救赎中寻找人的超越, 越是发现人无法超越自身。
　　在救赎中, 无论是自身救赎还是上帝的救赎，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即人的有限性, 以及人对这有限性的不满足, 从而要求打破它。从概念上看, 对一种东西的有限性的认识可以有两个角度: 內部的和外部的。比如, 对于一杯水, 杯子的四周是对水的限制。这是从外部角度来看这杯水的限制。观察者比较这杯水所占的空间和其它外围的空间, 从而给出它的空问限制。但如果观察者身处其中, 如鱼游于杯水之中, 对它来说, 每当它接触到杯子时, 它就感到了限制。这杯水的限制在它的认识中便是从內部角度出发的。人对自身的有限性之认识也可以有这两个角度。人如杯中之鱼, 在不断碰撞中认识到自己的限制。对于这种限制, 人们或者安乐于其中, 或者要求打破它。新儒家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中, 就有要求打破限制的冲动。我们的分析表明, 在「克己复礼」中人並没有超越自身。
　　我们知道, 人是有灵性的。当人发现自身的限制而又要求打破它时, 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限制被打破后, 人究竟得到什么? 如果人对限制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那么, 限制被打破后人得到的东西就是偶然碰巧, 可以是好的, 也可以是坏的。这是一种冒险, 盲目冲动。人不可能去追求一种坏生活。如果限制被打破后人可能得到一种坏生活, 那人就情愿呆在限制以內, 以求自保。如果人们想到的是限制突破后会得到好生活, 那他们就要寻找确保好生活的道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时, 找到的仍然是受人的概念和想像规范的东西, 从而仍然在自我圈圈里打转。
　　实际上, 人从內部角度来认识自己的限制, 所得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每次碰撞给人的教训, 只是关于自身限制的一方面认识。这可以引导人们想到, 这一方面限制並不代表人的所有限制; 或者在其它方面人是没有限制的。于是, 人苦苦追求, 企图找到那个通向无限的出口。对人的有限性之认识, 有道是旁观者清。现实生活中, 当局者混沌不清之时, 旁人的点明往往能使当局者茅塞顿开。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外部的角度。
　　从外部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有限性又可分为两种情況, 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其二是上帝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对话关系。我们在问题讨论中和在文化交流中经常发现这种现象: 一个不同的声音, 一种不同的立场, 一个不同的看法, 往往会把我们的认识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引向深入。但是, 这种对话交流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对话的双方决不能因见解高明而取代对方, 要求对方放弃原有立场, 从零开始脫胎换骨。这样做带来的是所谓的殖民文化, 人与人的对话交流给人带来了相互促进, 它的益处在当今世界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接受。然而, 我们必须注意到, 这种对话交流只能揭示人的某一方面限制, 因为对话的双方都站在一定的立场上, 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来观察对方,批评对方, 理解对方。当一方通过对话而认识到自己缺点並按对方的模式来纠正自己时, 它所做的也只是用另一种有限性来纠正补充自己的有限性。这仅仅是一种有限的改良。如果对立双方共同构成一个文化整体, 那么，双方的对话交流就不会带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因此，真正的超越不在于文化交流中。
　　超越的契机在于如何去开放顺迎上帝的恩典。西方文化的进步在于他们领取了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不想跟着西方文化一点一滴地仿效改良,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西方文化也照着我们中国文化改良自己, 那么, 唯一道路就是开放顺迎上帝的恩典。基督教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桥樑, 通过它, 我们接触到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对人的拯救是上帝给人的恩典, 当人们通过耶稣基督而接受上帝的恩典时, 人们就能站在上帝至善的立场上, 在上帝的光照下完完全全暴露人的有限性, 指明人无能依靠自己打破自身的限制。这是一种完全的外部角度。我们看到，人与人交流时, 人们只能从一个侧面指出对方的有限性, 因为双方都是有限的。然而, 在神与人的关系中, 乃是无限对有限的全面暴露。这一暴露彻底打破了人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被束缚的自身, 一个等待救赎的罪人。
　　上帝的救赎还确保了人在突破自我限制后只能获得好生活。人自己无法保证打破限制以后会得到什么, 人对限制以外的世界是无知的。因此, 如果人盲目冲动而冲破限制, 面临他的就是一个未知数, 是好是坏一无所知。然而, 上帝作为至善, 通过耶稣而把至善给与人。受着这至善的引导, 在上帝的救赎中, 人突破限制后所得到的就只有善的东西。
　　当前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 改革开放是要突破现有体制, 建立新秩序。但是, 这新秩序是什么呢?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中国人现在受着一股西方文化崇拜心理的推动, 盲目相信改革开放必能给我们带来好的社会好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相信时, 我们的根据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 高科技等等。然而,这些现象是可能骗人的, 不可靠的, 就像五十年代我们深信苏联的美好社会, 而终于发现上当受骗一样。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人一直跟着西方文化跑, 原因在于我们找不到最终依靠。人们依靠西方文化, 却拒绝依靠绝对真理基督福音。于是我们只能成为西方人的尾巴, 无法进行创造, 无法实现真正的超越, 无法站在先进文化之列。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 只要我们不去领取上帝的恩典, 接受救赎, 我们就只能作茧自缚，永远无法摆脫自我限制。
　　我们看到, 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不是文化交流关系。基督教是上帝救赎人的桥樑，它必然要成为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一旦做到这一点, 中国文化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基督教化的中国文化並不割裂她的历史, 但必然展现对美好的未来。这将是中国人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