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
　　 ——米兰－昆德拉
　　
　　在青年时代所有的说谎日子里，我把我的花和叶在阳光里招摇。
　　 ——威廉－叶芝
　　
　　
　　“他（余杰）因长时间愤怒而没有得到放松的脸显得异常诡秘和可怕，他攻击着那些世人皆知的东西，投过去笔与匕首，还有未曾下咽的唾液。任何一个不被皇帝新装迷惑的人都看得见的常识，反而被急着做勇敢小孩的余杰率先霸占了……那些满是煽情的宣传，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充斥着混乱的逻辑和为了攻击而假设的事件，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有着启蒙和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义？余杰的青春期太短，因为矫情和愤怒使他过早地成熟了。”
　　“许知远拒绝对未来做出幻想，现实生活是一堆废墟，他想在上面种上鲜花，他觉得在以前那里应该是有鲜花的，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要换来一点点廉价的掌声。但是很遗憾，单薄注定了弱小，废墟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种子尚未发芽，便再次被覆盖……与废墟的共生，意味着人正受困于无意义的事物。被虚妄的文化括号所隔离和闲置，在青春的座位里永远地缺席。生活在废墟里的许知远，与每一个过路者握手言笑，生怕惹火了谁。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无济于事，他被他所渴望的生活所拒绝，他只能像一只狗一样在那所美丽的乌托邦房子外面游荡号叫。”
　　这是自2002年来流行于中文网络的一篇文章——《青春的两种救赎》——的片段。如果承认我们的青春正处于苦痛的沦陷状态，那么倒可以对此文的书写行为及其思想取向作出必要的赞赏。尽管它的行文是如此刻薄，甚至不乏恶意的人身攻击；而文中大量存在着的那些充溢着个人阅读快感的主观判断，更是要让人们怀疑作者写作的认真程度。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它的价值，因为它的真诚与尖锐：锋芒毕露的文字准确指向了青春期的孩子们的明媚伤口，让他们陡然惊醒于自己的矫情或虚妄——这便是作者所暗示的直面青春的两种方式：余杰的惊世骇俗的愤怒是矫情的，许知远对理性的放纵则被归为虚妄。在强烈的挖苦和指责下，作者依然承认，这两个反叛的年轻人所发出的声音几乎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全部心灵，当然，这也不绝对。但对他们的超越，却构成了所谓的“青春的两种救赎”。
　　假如我们的口味同此文的作者一样尖刻，那么对于他的结论，我们也只会现出尴尬与遗憾的表情。作者的论证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圈套，他所使用的最为得力的武器，正是他批评余杰和许知远的最致命的地方：无缘无故的愤怒与苍白虚弱的理性——看来，这的确是缠绕一代人的疾病。更主要的，是他仅仅大肆宣扬着救赎的口号，却丝毫无从谈及救赎的具体含义与路径。难道实现对余杰与许知远二人的超越，就能完成对青春孱弱躯体的强健医治？“青春的两种救赎”，即是说某些不甘沉沦的年轻人，选用书写与言说的方式，企图将青春拉出受尽世人——也包括自我——指责与鄙弃的泥潭。即使认同了这样粗糙的定义，那么我们还是要追问，在我们生存的诸神狂舞的时代里，到底应该赋予青春一种怎样的意义，才能让我们毫不羞愧地面对华兹华斯的诗句：“年轻如进天堂”？——而现今的年轻之于我们，已是一个纵欲的极恶地狱。
　　
　　我想沿袭此文作者的思路，去探询对我们的青春救赎的可能。我应该承认，他对余杰和许知远的某些臆断我难以苟同，但选取这两人作为文化心理学上的个案，确实切合了我们这代人的生存际遇。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读到余杰作品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就如许知远初次邂逅李敖的文字一样，“年轻得如此彻底”。那些激情飞扬的文章，从《火与冰》到《说，还是不说》，如一道锐利的闪电，照亮了我的黯淡无光的岁月。我们都是倾听着余杰嘹亮而肆无忌惮的叫喊，在热血急剧沸腾的同时，完成了从身体到心智的成熟。蓦然回首下，余杰已成了我们记忆里的一处壮观甚至悲壮的风景——似乎他的使命，就是让混沌中的我们意识到身边的种种苦难，然后沉浸于伤痛地自责和反思，最终唤醒一个青年尚未全然泯灭的良知。以这样激烈的方式，他见证了我们心灵上的成人仪式，简朴而庄重。
　　网上流传着一句对余杰的评价：“他是用来启蒙愤青的。”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有些随意的论断，前提是需要指出，在当前中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血性青年，不懂得愤怒是没有理由的。于此，余杰的确堪称典范。他用行动实践了波德莱尔的话：“一旦我重获那种偶尔有过的朝气和力量，我将用骇人的书发泄我的愤怒，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其中的快乐能给我无限的安慰。”亦如《青春的两种救赎》文中的评价，余杰的愤怒是长久的怨恨累积的结果，一朝喷发而出，自然要给人一种决裂乃至悲壮的感受。但长此以往，感性的愤怒便在他的思考的境地里凝固成一块赖以栖身的招牌，或者说，一种“我愤怒故我存在”的理论的高蹈姿态，这难免要遭致矫情的指责。但此点还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伤害。将愤怒提升到过高的位置，非常可能带来的，当是深重的破坏与极度的消解，它在萌芽里所培育的，就是那种两败俱伤的毁灭欲——这才是余杰以及所有青春期愤怒应该担忧的地方。疯狂的愤怒之后，不是理性地建构起安宁的家园，而是苍凉的废墟一片。
　　但愤怒只要略加节制，便可随激情的奔涌转化成一种极富建设性的身体资源。若论起节制，正要延伸到余杰的道德感上。关于对苦难的担当与逃避（即哈维尔与昆德拉之争），关于是否需要对过去的罪恶忏悔（《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再至对美伊战争持拥戴还是反对的观点……跨越数年的风波，总少不了余杰敦厚的身影。当然，我们要看到，在这些喧嚣的争论中，余杰的论调并不乏沉静的理性成分，那些立基于深厚学识上的敏锐剖析很让我们敬佩；但伴生其中的浓烈的道德谴责，却会使我们感触到被说服与接受的困难。道德感源自个我的苦难自觉，源自对世间恶的主动担当，这都无可非议。但它能否作为一种批判的学理工具？道德批判不同于技术批判，它必须以一种事实性的经历存在为前因。换句话说，在某种可怕的遭遇中，如果我处于被批判者的位置上，是否会比他更有勇气地承担起历史的罪恶？由于时空的阻隔，体验很难得到合理的实现，但因此道德批判的力度要受到相应的削弱。这种批判方式，正如此文中所详尽谈论的救赎，最佳的落实，是先施予个人的尘世生活，然后才应适当地加于邻人身上。余杰对度的掌控有些过火了，所以他也很容易遭受到类似的疑问：“余杰，你为什么不忏悔？”——或许不必忏悔，但他需要对自身过分的道德感加以警醒。
　　正是以上所说的过度的愤怒与道德感，导致了我对他的第三点批评，即不宽容的思想心态。这与他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一个在怨恨的沼泽地里挣扎大的孩子，如果不能心平气和地完成道义上的脱胎换骨，是难以生出一幅宽宏的眼界的——那篇写他的情事的两人行，是他的自负专横的心理最好的明证。是的，他并不狭隘，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也变得爱心盎然，但一个事实是，自《说，还是不说》到去年出版的那本让我甚是失望的《铁磨铁》，可以做一个刻毒的盖棺论定：这么多年来，他竟无一点长进。视野上的不宽容致使他没有不懈地超越自身，而是越来越沉迷于对苦难的滥情，对宏大概念的喜好，对极权与专制的猛烈攻击。他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宣讲者，更多的，他是这一理论的身体力行者；他用生命表达着对自由的热爱，一如他对基督的坚定信仰。而这两种学说，都在赞同宽容是至上的美德。但余杰只对他爱的人宽容，对于其他的，则是漠视甚至仇视；正如他所认为的悲悯，是在泪水与血水中浸泡出来的，他不知道真正的悲悯，是带着阳光与笑容现身的。也许不宽容是他的——所有现代启蒙者的——宿命，他们背负的压力太大，阻碍太多，因而只能以一种决然的姿势在荆棘丛中穿行。所以，他不是因受难而慈悲的圣徒，而是舍斯托夫定义的那种体现着仇恨原理的英雄。
　　
　　但无论如何，他帮助我们完结了成人这一人生最盛大的仪式，他让我们的良知及时地得到生长与复苏。在此之后，我们才遇见了许知远，这个长发的小资青年。这样的称呼，正暗合了我对他的定性，他的使命，就是在我们成人之际，让我们发觉到青春的一切情绪：激情与悲伤，颓废与迷惘，还有对未来的光荣与梦想。余杰是以一种开启的姿态终结了我们的青春，而许知远是以终结的方式来开启我们对青春的回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他写下这个书名时，心中浮动的是一种有些病态的自恋与自怜。就在这本被《青春的两种救赎》斥责为虚妄的随笔集里（好象许知远也表示过这种意思），随处闪现着这样的勾人心魄的句子：“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在这短暂的时间的缝隙里，我们阅读到了他，或许后来“我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叛变，同时谁也无法忘记那些最美妙的时光。”简单地移花接木，我们就可领教了他的煽情水平。
　　但我不愿把目光停滞在这本书上，剥去某些不当的言辞，《青春的两种救赎》已对该书作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我关注的许知远，是那个背叛了这本书的许知远。他依旧年轻，却不那么容易忧伤了；他也不再虚妄地书写，尽管他的评论总被人嘲弄说是漂浮在三千英尺的空中；一味地煽情也不见了，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作品的表相，窥见那个游荡在未名湖畔的貌似诗人的家伙的激情与狂气；他更不会在阅读中迷失了，他已经在自己的著作里搭建“具有自我信仰意味的文字领地”（他的同事叶滢语）；北京大学里并不出众的许知远同学永远地消逝了，他的身份，是名动天下的《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记者，他开始了一种多年前便向往的显赫生涯，这种生涯，就是在晨报代替了晨祷的时代，用观念洗刷人们的大脑。
　　但许知远是否背叛了他的本性呢——如果虚妄是他骨子里无法祛除的因子？他区别于余杰最大的所在，就是他有着异常宽泛的视界，他能以一种俯瞰的态势审视世界的变幻，他是宽容的，可以无条件的宽容地谈论让很多人极端气愤的人与事。他怕背上道德的包袱，所以到了后来他干脆选择闭口不谈道德话题。只有自由，即使如萨特所说的是种重负，“背得越沉，我就越高兴”，他还愿意担着，因为这也是属于他本性的东西。但正是他的高视野，他的道德中立，他的自由风格，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虚妄。“像拳头打在棉花堆里”，一个朋友这样比喻，“感觉很空荡，很没有力量，只有阅读的快感。”这类评价刺中了许知远的软肋，观念受到冷遇，是他最大的失败。
　　虚妄，以及相应的无根基性，在我看来，正是许知远缺乏苦难意识的表现。不能说他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但在他的文章里，一旦遇上涉及良心抉择的话题，他总是要暧昧地躲闪开。在国际问题的规划与透视中，良知与正义往往不能统一。剧烈的冲突之下，许知远会毫不犹豫地站立于正义一方。是的，我也认为正义比良知重要，如我在一篇评论中所言，“没有正义的良知，不过是一个怨妇的深夜黯然哭泣”，但我们也该注意到，“没有良知的正义，可能会增添无辜眼泪的流淌”，因为独断专行与暴虐横生，因为哲人王与魔王只有一步之遥。许知远会这样驳斥我对良知与苦难的强调：“当写作者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所以他主张走这种写作的路子：“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写作的第三条道路》）。他只是在言说方式上模仿普通人，而言说的内容呢？那才是最关键的。即使是一个伟人，也要如纪伯伦说的那样，“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许知远有足够的宽容，却没有流血的心灵。他既不是英雄，更不是圣徒，他一直在追逐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一个称职的评论家，一个能打醒我们沉睡的记忆的年轻人。
　　
　　我必须对《青春的两种救赎》的作者表示我的万分感激。没有他的灵感，我或许无法对这两种青春叙事做出如此热情的诠释，尽管武断，却不失质朴。我更应该感激的，是余杰与许知远，还有很多写字的年轻人，他们在一个幸运的时刻翩然降临，充实了我的空虚的日子与躁动的心灵。我对他们的那些近乎苛刻的评价，并不能掩盖我对他们的敬重。但传达敬意最虔诚的方式，是表现在对他们的认知与超越上。“青春的两种救赎”并不能为我们指明一条确切的方向，它没有觅到这两个外形断裂而内里统合的年轻人之间潜在的盟约，这盟约基于对我们共有的青春的波动。也因此，余杰与许知远在超验的层面上如兄弟般血脉相连。而对青春的救赎——第三种救赎，只可能是对他们二人的糅合：既有激情与愤怒又温顺节制；既身负道德色彩而又不迷于其中；有底线的宽容与有原则的批判；将良知与正义实现于一身。在余杰与许知远之上，这个说法刻满时代的班驳痕迹——但这种艰难的命运却超越了时代，我们必须承担它，它是困境中的我们的唯一出路。

2004年7月24日凌晨两点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