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夏往秋来。入夜，窗外下着淅沥的雨，远处的城市，不再喧嚣。在这样的夜，继续写每月一篇的手记。
　　最近几期以来，关于中国当下诗歌和文学的处境和出路，成了是本刊的焦点论题之一。在本期中，几位作者继续就这样的问题进行着各自的阐释。
　　诗人蒋立波根据与几位诗友的交谈和通讯，整理成《诗论随笔四则》。自十年前作者接触基督教信仰以来，其生存、思想和文学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信仰问题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神性的丧失是当今诗歌疲乏的根源所在。”这是作者几年前的一句话，今天他同样这样认为。在文中，他这样书写着诗歌的出路，“祝福、祈祷、爱和盼望，怎样在写作中恢复这些中国文学中久已缺少的基本质素和精神，怎样让那些分行的文字“跟永恒取得联系”，已成为我们这一代诗人必须面对、刻不容缓的课题。我们要写出的，只能是活着的诗歌，行动的诗歌，不死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只能凭良知和启示来写。”
　　《老木的琴》，是北村的一篇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东方堂吉诃德的故事，老木怀着让儿子小木成为一流小提琴家的梦想，变卖一切进城让小木学琴，故事就在城市中展开。就像北村讲述的其他故事一样，充满了现实和理想的张力以及生存的悖论和无奈。傅翔在《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寓言》一文中，对北村的这篇小说进行了解读和评论。小说揭示了在理想与现实以及灵魂和肉体双重张力之下的现实生存境况。“在一个被物质充斥的世界，心灵被放逐，时代的精神在陷落，迷惘与绝望无限繁殖，罪恶与死亡每日可见。”而老木为心灵理想抗争的身影，成为这个世俗时代的异数和亮点。同时，在这个世界，灵魂与肉体的争战撕裂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因着体贴肉体，留下了一个个漂泊不定的灵魂。“作家指明了获救的方向：当你对肉体不屑一顾的时候，灵魂也就大面积降临了，你的心就会开始歌唱，你的生活也就如此简单。”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
　　在本刊连载的小说《放逐伊甸》，讲述的也是关于当下城市的故事，关于现代人放逐与回归乐园的故事。在本期中，梅菁以《放逐与家园》为题对施玮的小说和创作进行了简评，值得一读。
　　余杰与许知远，这是两个似乎相距遥远的名字。一个是愤怒的启蒙青年，一个是温和的幻想青年。羽戈则透过对网文《青春的两种救赎》的解读和再思，“觅到这两个外形断裂而内里统合的年轻人之间潜在的盟约，这盟约基于对我们共有的青春的波动。也因此，余杰与许知远在超验的层面上如兄弟般血脉相连。”并基于此，提出了对青春的第三种救赎，一种对他们二人的糅合：“既有激情与愤怒又温顺节制；既身负道德色彩而又不迷于其中；有底线的宽容与有原则的批判；将良知与正义实现于一身。在余杰与许知远之上，这个说法刻满时代的班驳痕迹——但这种艰难的命运却超越了时代，我们必须承担它，它是困境中的我们的唯一出路。”
　　基督教与文化的传承与关联，这又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侯士庭在《文化与基督信仰的传承》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文化和社会的“基督教化”是否一个可行的概念？作者透过对中世纪以及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和社会实践再思了这一命题，并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回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作用的问题。面对类似的问题，谢文郁以长文《基督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了回应，值得细读。
　　最近几年以来，随着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国浪潮，产生了所谓的“海归”现象，引起了社会持久的关注和评论。在本期中，收录了两篇相关的文字，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回应。但两篇文字的角度有所不同，青草地的《后话西游》是以个人生命经历的角度，去思想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信仰的经历；而张路加的《归去来兮》则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思考了归国浪潮对基督教福音的挑战和机遇。
　　在本期中，还收录了诗人施玮、杜商、海啸的诗歌，以及范学德、周小安、江登兴等人的文字，谢谢各位作者，欢迎读者来稿！谢谢！

　　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