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流泪谷》第七篇，从全职事奉者的角度来看，李大卫牧师可说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牧长。首先， 他有明确的呼召。他本来可以回到台湾去牧会，但因顺服神的呼召，坚决地留在这个教会，服事他以前“一无所知”的大陆同胞。正如李大卫对妻子宛如所说：“如果我们都不向同胞传福音，谁向同胞传福音呢？”第二， 他有坚定的原则。例如对待婚前关系，以及要不要为萧毅、夏雪证婚，“他始终认为，神的仆人对教会有守望的责任，要立场鲜明地痛斥罪恶，必要时，要履行教会纪律。”第三，他有国度的眼光。他愿用心培养大陆学人（如方舟等）为接棒人，李大卫愿意：“有一天，若是神开路，他可以把这里的教会交给这批学生中的领袖，自己再去开拓新的工场。”这说明他有广大神国的心胸，不将教会视为自己的地盘。第四，他有同心的师母。这位李师母愿与他“把命都拼上了......为了服事，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要孩子，为了教会的工作，七年没有度过假......宛如学理发，学车衣，学教车，宛如不但从上到下打理李大卫，安排李大卫的衣食起居，宛如也包了学生们的理发，改衣服。”这样同心共苦的师母，何等难能可贵！读到这里时，许多像宛如一样的师母在我脑中一一浮现，我真想起立向她们致敬！
　　
　　难处
　　
　　当然，李大卫牧师就像许多海外生长的华人牧长（包括笔者自己）一样，牧养中国学人这一个新群体时必有不少难处。我们可看到，这位牧者至少面对了三项难题：
　　
　　一、拿捏不准
　　
　　首先，他对海外华人和中国学人的差异，缺乏心理准备，所以常会“拿捏不准弟兄姐妹的想法，更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来引导他们。觉得常常是南辕北辙，鸡对鸭说，全身的劲儿真不知往哪里用。”例如，情人节讲道的内容，是“他从小到大在教会听的一贯的资讯”，会後却被一位姊妹断定为“重男轻女”，令他困惑不已。正因为他从小是在教会环境里长大的，见到的都是慈眉善目的基督徒，因此猛然面对这位“顶过半边天”的姊妹和方舟那种有棱有角的人，才会“看不惯方舟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不太明白，为什麽方舟的反应会那麽强烈？”
　　
　　二、律法主义
　　
　　其次，他虽然“到现在也不认为在对待萧毅和夏雪（见《举目》九期34-37页）的婚事上，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有什麽不对”，但他却不了解，许多从小在无恩少爱的环境下生存的中国学人，他们因无知而犯罪後，最先需要的是恩典和怜悯，而非教会的“领导”冷酷无情的掷出一块大石头：“我不能在你们的罪上有份！”教会中若只有规矩而无恩慈，就会成为所谓的律法主义，只有一套僵硬的答案。若将这些答案硬套用在新来的群体上，就会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麽当有人抱怨李大卫没有爱心，没有弹性时，他不明白；因为他抓不准“在教会实践中，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年轻而脆弱的团体，属灵的权柄和怜悯体恤的心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呢？”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这种作法，竟然成为本书所探讨的“中国学人灵命成长的障碍”之一。
　　
　　三、孤军奋斗
　　
　　若我们从故事中看李大卫的面貌，“不到四十的他，鬓角全白了，眼角的皱纹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蔓延著，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彷佛在刻撰著岁月的故事”。显然，在这西部小城中，李大卫和宛如夫妇二人，孤军奋斗了七年，太忙太累太孤单了。他肯定需要一个可以同甘共苦、扶持关顾的团队，也需要属灵导师。但因为他没有，所以他做得很辛苦，果效却很有限。
　　
　　建议
　　
　　针对以上三个共同性的问题，笔者从个人的经验并与世界各地深入参与这事工的教牧同工讨论後，我们对海外背景的牧长同工，在心志、装备、团队上，有一些建议：
　　
　　一、 心志
　　
　　首先，我们都了解，中国学人和海外华人，虽然看来同语言，同血缘，但是因为过去五十年来政治、社会、教育的环境相当不同，造成心理上、观念上、表达上很大的差异。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生长的中国学人，差异性更大。因此，无论个人或教会在从事中国学人事工时，都应有“跨文化”宣教的心志，不要单单视之为本教会的一个团契事工。教会要用宣教的灵力、人力及资源投入，在面对这个未得之民的宣教目标、策略、事工原理、计划、作法上，都应在祷告中谋定而後动。对于被差派同工（或长执）的人选、支援、关心、交接，必须规划；对中国学人的栽培，对学人团契与母会的关系、互动、溶合，都应顾及。
　　
　　二．装备
　　
　　1. 了解
　　
　　我们都必须尽力了解中国学人的成长、教育、文化、家庭背景。方式上可通过交谈、访问、去大陆拜访他们的家庭，并阅读一些大陆的书刊杂志，观赏一些大陆的影视作品等等。这些都会有助于了解和建立共同兴趣。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第三个故事中，“方舟认为李大卫讲道很乏味，整个儿一个念稿子，没有激情也没有感情。”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学人受过辩证法的训练，也听厌了许多八股教条式的报告，所以他们对讲道的条理性、相关性（relevancy）以及资料的准确性都要求很高。
　　
　　我们一定要无条件的在爱中接纳彼此的不同，照他们的本相接纳他们，如同主接纳我们一样。先接纳，後改变；不是等对方先改变，才接纳。不要因为初期或深入接触後遇到伤害，就心生排斥感。
　　
　　2.肯定
　　
　　要认识他们的优点，肯定他们的长处。要多强调彼此相同之处，不要太注意不同之处。所谓相同之处：第一，同样是罪人。罪性相同，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第二， 信主後，生命会改变，神对罪人的恩典和除旧布新的大能永远是相同的，只是过程可能不同。第三，他们对爱－－爱人与被爱－－的需要，与任何人一般，是相同的。第四，文化、语言、习俗上相同之处，远大于不同。第五， 对中国人及普世宣教的负担是相同的。
　　
　　3.亲近
　　
　　牧长要先与中国学人建立友谊、信任，才能够有属灵权威。若一开始就给太多教条，他们因有反权威反形式的背景，因此对教规常解释为“律法”，很容易对教会中的权柄提出挑战。
　　
　　事实上，许多中国学人对牧长抱有相当的孺慕之情，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常不在身旁。在第三篇故事曾提到方舟初到教会时，“对李大卫这个作家长的自然也充满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盼望。”刚开始方舟很愿意跟从牧师去做，但渐渐觉得牧师不太可亲，就失望了。李大卫那种苦干又严守律法的形像，正与他在国内经历过的权威式教育很相似， 所以就更引起反感。若是牧师和师母（或教会中的负责人）共同组成 “严父慈母”（re-parenting）的综合体， 有恩典、有真理，在公义和慈爱上恰到好处，并给他们一个适当的规范（framework or boundary），中国学人会很乐意接受的。前六篇故事中的吴佳恩夫妇，就是一对很好的榜样。
　　
　　4.鼓励
　　
　　经历过文革和在文革中出生的一代，是“该上学的时候下乡了，该营养的时候闹饥荒了”。他们在人格上被扭曲，“生不逢时”成为他们一生的遗憾，“天生我才必有用”也成为他们自我奋斗的力量。所以，要求被理解、被认同、被肯定的渴望很强烈，甚至在教会中也寻求“理解万岁”。同时，他们心里渴慕，不但渴慕明白神的话，也渴慕在事奉上的参与。 但“自我”往往成为他们追求的拦阻。所以，要理解他们成长的背景，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带他们到主面前重新“自我认识”，让天父的爱重新抚养他们，使他们可以从“要求被理解”中释放出来，从“别人怎麽看我”的圈子里走出来，成为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
　　
　　三、 团队
　　
　　做中国学人事工的传道人是很孤单的。因为这个事工最近十年才发展出来，具长期深入牧养经验的同工不多，可用的资源及模式较缺；不像海外教会，多年来在主日学、圣乐、植堂、宣教等事工上，卓然有成。因此传道人也需要属灵长辈的指导安慰，并同辈之间的交流、鼓励和代祷。特别也必须在信徒中，培养几位灵性和品行较成熟的，成为核心同工；但千万不要先看重其才干和学位，而是更注重他们“灵命、生活、事奉”三者一体的平衡。
　　
　　在师母方面，故事中写出这位李师母的殷勤。这麽多年，“I am ready to go”是宛如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任何时候，宛如都是“ready”，对任何人，宛如都是“ready”。连教会外的人都“听说，那个教会的牧师娘免费给人理发，改衣服，教开车呢。”但是，这位可敬可佩的传道人妻子，她的本末先後次序，是忙碌在这些事务上，还是关怀信徒的个人生活、灵性、夫妻关系，建立稳固的基督化家庭呢？正如有一句话这样说：“A good leader is to do the right thing, a manager is to do the thing right.”在教会还小时，师母事必躬亲，是必须的；但现在教会已有150多人，传道人妻子最优先的，是成为牧师和教会中姊妹们的良伴；那些关怀性的事务，应该可以分配给会友去作了。此时，师母的重点是否应当调整，多作教会中姊妹的领导者？
　　
　　在中国学人方面，已是基督徒的，也应思想：我们如何可以更好地配合牧师师母的团队呢？来自北京，现在纽约牧会的刘同苏牧师在《举目》第12期〈超越青春期〉一文中，提醒说：
　　
　　"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基督徒在教会中‘闹事'的事件逐渐增多。不服权柄，妄加评议是很普遍的现象；冲上讲台造反，集体出走，也时有所闻。九十年代末以前，大家都躺在摇篮里，什麽也不懂，只好听别人的管教。到了青春期，一切都似懂非懂，于是，凭著懂的那一点，就要行使成人的权利，却又由于并不真懂而事事做错。不听教导，独立行事，表明他们长大了一点（所以，这并不是绝对的坏事），然而，同一表现恰恰又证明他们长得还不够大。建议大家多在责任上下功夫，而不要在权利（或权力）上下功夫。如果你连责任感都没有，神怎麽会把权利给你呢？...…灵命的小孩子总是问：教会能为我做什麽？灵命的成年人会问：我能为教会做什麽？灵命的长大就是学习承担一个基督徒必要承担的责任。"
　　
　　在此，我特别要强调，除了承担责任外，每个信徒及同工应理解，传道人也是人，诚如黄彼得牧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信徒要将传道人当‘人'来对待”。要知道每个传道人都有他的极限，都有他的优点和短处，他们都需要被信徒接纳、体谅、支援；不要盲目神化他们，也不要上纲上线地要求他们每次讲道都像满汉全席。
　　
　　其实一般以牧会为主的传道人，讲道就像母亲煮家常菜，营养平均，细水常流，虽然与奋兴布道家不同，但却供应了日用的吗哪。何况信徒本就不应单单以讲道来衡量传道人，应当包括他的品行、家庭和灵命。像李大卫牧师夫妇这样的爱心、用心、殷勤，都是传道人最可贵的内涵，却往往被“讲道很乏味”一句话就抹煞了。总而言之，要看他的全人。作信徒的不要单用自己最强的一项恩赐，评论你教会的传道人“不够能干”、“口才不行”。我很欣赏许多中国学人能讲、能做、能写、能跑，但若也能调整心态，能忍耐、能谦卑、能配搭，他们必能成为教牧团队的好助手，更会成为今後海内外教会的栋梁之材。
　　
　　出路
　　
　　除了上述建议外，我想介绍郑荣新牧师在2003年台福神学院教牧博士论文中
　　
　　提出的“变质的父母之恩”这个特别的理念。在古今中国，人们常将政府或领导人比作“父母”。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中，中国人的罪性因受文化的影响，常会产生错误的父亲形像，以致于产生错误的父神形像。正如前面所说，他们会把对父母的形像和需要，转而寄托到牧师师母身上，会对牧师师母有较苛刻的要求，对父神也会有一种奇特的想法，认为上帝“必须符合我心目中全能上帝的标准”。
　　
　　而对自己，他们也容易产生错误的自我形像，要求自己完美，常在真我假我的矛盾中，分不清“到底我是谁”。他（她）若是在有恩有爱的家庭中成长，对己对人，都会比较有爱、有恩典；若在破碎或不健康的家庭中成长的，会比较寡恩，对人对己都会比较苛求。牧长们若是缺乏对中国学人这些背景的了解，牧会时就常会很愤怒，很失望，所以牧会中大概都有一段很沮丧、“心里很受伤害”，“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的过程。
　　
　　而教会，这个神的家，正是让学人中这些伤痕累累的浪子们回归、疗伤、重整、塑造的地方。每位事奉中国学人的教牧同工，就像主耶稣被钉十架一样，一定会受创伤；但若依靠圣灵的的大能，反因受伤，孕育出医治的爱，就会成为wounded healer。我们就会有出于十字架的恩典和怜悯，不仅能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而且与他们成为流泪谷中的同工良伴。
　　
　　但愿海外各地，每位殷勤劳苦的李大卫牧师、师母们，再次“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让我们陪伴萧毅、夏雪、方舟、石谦、戈虹、高鹏、严君...…这些有血有肉、有脾气、又可爱的弟兄姊妹，共同走过流泪谷的历程。
　　
　　这谷中虽常有北风兴起、南风吹来，但秋雨沛降後的泉源，已经涌流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