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痛苦与诗的渊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我们民族最早的典籍中，催生了如此经典的，是伤悲。杜甫的诗中，最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句：“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诗人的语言往往能传达最直接的感受──情感的、视觉的、甚至触觉的，杜少陵的诗句传达给我的，是已然凝固的绝望，是痛苦，铭心刻骨的痛苦。
　　艺术不是现实，是真实──心灵的真实。诗的前提是以一颗诗人的心去感受真实。失真有如失血，随之而来的就是苍白乏力。如果你无法直面真实，你就会失语──或自欺；如果没有敏锐而真切的感受（包括对语言的感受），那你写的不是诗，而是别的什么。但真实往往是苦难和黑暗呵！今天，这个世界已经陷入如此可怕、如此巨大的罪恶之中，以诗人的敏锐感受这样的真实，是何等的考验？这近乎于在疯狂或晕厥间二者择一。所以，对活着的诗人，最大的危险还不是生活的苦难和世界的黑暗，而是对苦难和黑暗失去感觉，是麻木，精神的麻木，是枯竭，情感的枯竭，是绝望，是失去对光明的感受，是习惯黑暗。这就是为什么痛苦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在黑暗苦难中，痛苦毕竟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有时候，它是如此强烈和深刻，一瞬间，能使人从精神麻木中突醒，远离平庸琐屑、浑浑噩噩，进入片刻的升华。这时，痛苦成了一首诗：穿越时间和空间，某种刻骨铭心的声音在同样流血的心灵间回荡。
　　或许，在无所皈依的世俗文化中，痛苦是仅有的能使精神升华的力量，哪怕片刻的升华？
　　喜悦会是一首诗吗？也许，但不多见。“漫卷诗书喜欲狂”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喜悦，这样的强度很容易感受，但无法持续，因为它毕竟远离作者的生存状态。如果喜悦成了一种生活的真实，一种日常的存在，一种溶入你生命的元素，一种持续的涌流，那么这种喜悦就需要一个更好的名字了：喜乐。这时，你的世界突然被照亮了，一束不可思议的光进入你的生命，它直入你的心底，那里原是虚无的深渊，但那光竟活水般满溢出来，流向你的四周，你的周边也渐渐明亮、温暖，受伤的灵魂开始痊愈，一颗诗人的心又开始苏醒，它发现世界变了，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也变了：苦难并未隐没，它仍像顽石的山岗，但石缝间忽然遍布了绿色、红色、紫色……满眼都是生命的色彩！黑暗仍在海滩抵挡，但退潮的淤泥上竟现出成片的、洁白的盐粒！喜悦成了你的真实，我的真实，还会成为万民的真实。这时，你的生存已然成了喜乐；这时，惟有这时，喜悦就真的是一首诗了。
　　这是怎样的奇迹？当我发现鲁西西梦中的诗真的名叫“喜悦”时，不禁百感交集：
　　喜悦漫过我的双肩，我的双肩就动了一下。
　　喜悦漫过我的颈项，我的腰，它们像两姐妹
　　将相向的目标变为舞步。
　　喜悦漫过我的手臂，它们动得如此轻盈。
　　喜悦漫过我的腿，我的膝，我这里有伤啊，但
　　是现在被医治。
　　喜悦漫过我的脚尖，脚背，脚后跟，它们克制
　　着，不蹦，也不跳，只是微微亲近了一下左边，
　　又亲近了一下右边。
　　这时，喜悦又回过头来，从头到脚，
　　喜悦像霓虹灯，把我变成蓝色，紫色，朱红色。（鲁西西：喜悦）
　　这种感受是如此清晰、如此直接，简直来自肌肤！风一般的流动和旋转，自上而下的沐浴，一种发生在生命深处的奇妙的包围、笼罩、修复、溶合──这事用得上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词汇，叫“降临”。肌肤的感觉是最真切的，要表达这样的感受，诗人的心门必须全然打开，神经如飘带般舒展。当我读到顾城：“请用凉凉的雪水/ 把地址写在手上”，我不禁哆嗦了一下；当诗人感到“河流柔软的滑行”时，我读到的，是一颗生不逢时的赤子之心。舒婷也曾感到过风的沐浴，但那是一种“并肩沐浴过的风”，沿地面平着流过来的，它来自“人－间”──让我们假定它来自世俗间能够想象的最纯洁的情感，就像这样：“我忽然感到那古老的风/ 穿过旷野穿过枝叶也穿过我们/ 无法形容的呼吸”。然而，如此的沐浴太平面了，它缺少另一个维度，一个自上而下的维度：神性。
　　其实，自古以来，诗人就是通神的，那推动诗人创造的动因，至今还保留着古义：灵感。读读《诗篇》，看看《九歌》，听听里尔克的《时辰祈祷》，想想全然诗化的《道德经》，我们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自上而下的维度。神性是诗意的骨髓，超越生活平面的神圣维度才是诗性空间的梁柱。可是，曾几何时，汉语诗人逐渐忘却了这神性之维，听任自己堕入风月山水、浅斟低唱、青楼肥马？曾几何时，汉语诗歌开始沦为进身之阶、恃才之术、涂鸦之墨？我们的诗人与神性隔绝了，灵感成了一个比喻，诗歌成了某种玩意儿，成了工具，成了“武器”！诗的生命开始枯萎，它逐渐失去了清新、失去了拙朴、失去了童心、失去了深邃、失去了雄浑、失去和谐、失去了抗争、失去了喜悦、最终，失去感觉…从此，诗──这个最具灵性的艺术品，变成了俗物，油光发亮的俗物！最后竟落得在虚构的“后现代”边缘语无伦次地自我解构。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要么投江、要么沉湖、要么卧轨、要么自称“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一变而成摇头摆尾的弄臣；有更激进的，说自己是一个“崇拜血”、“崇拜炸弹”、“崇拜破坏”的偶像崇拜者！（郭沫若：“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
　　在精神的世界，神性的维度是上升的维度，超越的维度，脱离这一维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因自身的重量而下降──这叫堕落。哪怕你给这重量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例如人性，但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堕落的。拒绝神性的艺术最终会成为堕落的艺术、绝望的艺术、死亡的艺术，古往今来，盖莫如此。敦煌的人物是飘升的，使她们飘升的是什么？是人性？不！是神性，是佛教艺术家的宗教热忱。离开了神性，她们或许会成为无可救药的春宫图。格列高列圣咏是飘升的，巴赫是飘升的，但《命运》和《指环》就成了沉重的平移，到了重金属时代，我们能听到的，只不过就是物质的声音。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史给我们展现了一部堕落的历史：如果说，音乐最能表现人类的向往，那么，巴罗克音乐表现的，还是对天堂的向往；浪漫主义音乐表现的，算是对人间的向往；现代音乐呢？──我真希望它什么也没有向往，但事实上，现代音乐表现的，是对地狱的向往──它已经完全拒绝了神，放弃了心灵，彻底走入感官。
　　什么是上升？上升就是心灵摆脱感观和物质的羁绊，超越尘世，追寻生命的本源。因此，上升的前提就是对生命本源的确认，这要靠信仰。生命本于神，所以，神性的维度就是上升的维度。但人没有天使的翅膀，那使我们能够上升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神：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希望，也是艺术的希望。远离神性的艺术是没有希望的，等待它的，是绝望和死亡。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有纯洁的心灵，才有纯洁的艺术；有深邃的心灵，才有深邃的艺术；有堕落的心灵，就有堕落的艺术；有变态的心灵，就有变态的艺术──因为艺术是心灵的真实。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心灵，所以信仰决定了艺术的基因。就像鲁西西为我们见证的，信仰才是心灵中最大的真实：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心灵的生存状态。在一个无所信仰的社会中，艺术是多余的，人们需要的只是娱乐或感观刺激。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中，艺术是可怕的，它很快会成为精神控制的工具。真正的艺术，需要心灵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放荡不羁（那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超越，是心灵深处的无条件的选择和追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巧言不惑，达到了这一选择，就意味着信仰。离开了信仰，人们何曾做得这一点？何以做得这一点？这正是问题的根本：有生命的艺术来自自由的心灵，心灵的自由来自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艺术的根基。
　　那么，如果神的美意是这样的：祂使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诗人，在同一个时代，在这片古老的、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几乎同时获得了信仰，都信仰那独一的、创造的真神，和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一个民族拯救的预许，这意味着诗意的回归，这意味着上升而非堕落的艺术再一次成为可能！是的，新的艺术──以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为养料的艺术；新的空间──以神性之维重新展开的诗性空间；新的象征：不仅是松鹤兰竹、垂杨过雁、红日白雪、黄土橡树…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形象，直指存在、生命、心灵、终极、创造、深渊、死亡、复活、神贫、圣洁…总之，那些更加深邃、更加超性的事物。是的，新的语言──不再是以启蒙之枝嫁接于白话之树的，非中非西的，以掩盖、歪曲、敌视为主要功能的语言，而是由爱心发出的、更加诚实、更加中正的语言，由汉语古语和口语逐渐提纯的语言──那是怎样一种前景？那意味着在这片无神的土地上将有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文化，一种融合基督信仰和古典传统的、重获生命和创造力的文化！……极目远望，我的眼前一片光明！我的心灵充满感谢！只要稍稍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已经大大喜乐了！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西西把她梦中的诗叫做“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因这“喜悦”而喜悦万分：喜悦真的是一首诗，它已经是一首诗了！它以奇迹出现在一个姐妹的梦中，更藉着奇迹成为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喜悦。这是一株多么多么美好的幼芽！且有幸生长在这新的、蒙福的土地上。它的语言是那么纯朴、温暖。
　　诗是语言的极致，是语言的原创、挖掘和提纯，它拓展着语言的边界，改良着语言的土壤，增进着语言的力量。在这信仰的世纪，是什么使命在等待着我们的诗人？记得我曾对一位里尔克的译者兄弟说过：
　　“新的时代就要降临了，我们需要为它准备新的语言，一种配得上信仰之纯洁、真挚和质朴的语言。一如主为我们预备了水。”
　　2004-7-1 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