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找出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差别，可以说中国美学是世俗的美学，西方美学是超越的美学。这种差别源于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和西方文化的宗教背景。世俗性是中国美学的传统，它固然有现实性强的长处，但超越性的薄弱，又是中国美学的根本弱点。这个根本的弱点正是需要在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中加以正视和克服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考察审美与宗教的关系。审美与宗教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同源关系和同位关系。所谓同源关系是指审美与宗教都发源于原始巫术文化。原始文化是巫术文化，它沟通人神，融合主客，使人进入非现实、非理性的迷狂状态。原始巫术是审美的原型，也是宗教的原型，审美与宗教都从原始文化中转化生成。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原始文化瓦解，产生了世俗的文化，如科学和意识形态等；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层面的文化，包括艺术、宗教、哲学等。宗教（以原始宗教为中介）继承了原始巫术文化的非现实性，同时又本质上不同于原始文化，它成为一种对彼岸世界的信仰，具有了超越性。在文明发生之初，审美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宗教文化所包容，并且形成了宗教艺术，如欧洲古希腊、罗马艺术就打上了宗教的印记；中世纪艺术更成为宗教的婢女。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审美才从宗教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审美与宗教的同源性导致了同位性，即审美与宗教（还有哲学）同属于超越层次的文化，它们都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科学和意识形态，具有形而上的属性，是对存在意义的体验和思考。黑格尔认为理念复归的最后行程是艺术、宗教、哲学，它们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复归的逻辑顺序应当是艺术、哲学、宗教，艺术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是正题；哲学作为理念的理性形式，是反题；宗教作为理念的感性与理性分裂、对立的消除，是合题。但不管怎么说，艺术与宗教都具有超越性。审美的超越性与宗教的超越性有很大的关联性，可以说二者是不同的超越方式。审美以自由的审美理想超越现实，宗教以对极乐世界向往和对至真至善的神的信仰超越现实，它们都满足了人的终极价值的需求，使人得到终极关怀。宗教对现实的超越不仅表现为对天堂的向往，也表现为对尘世的批判。佛教认为人世充满苦难，一切世俗的价值都属空无，只有皈依佛门，苦修苦行才能脱离苦海。基督教认为人生充满罪恶，而尘世的欲望是罪恶之源，只有不断忏悔才能获得拯救。宗教对来世的虚幻许诺具有麻醉性，这是其消极方面。但是，宗教都对世俗人生给予超越的批判，消解了世俗的价值观念，这是其积极方面。
　　由于西方文化处在宗教的强大影响下，因此它是“两个世界”，人间与天堂、现实与理想、形而上与形而下、现象与本体分离，构成了此岸与彼岸的二元对立。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有可能对现实产生批判意识。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西方美学是超越的美学。它认为审美不是现实的活动，而是超越现实的创造。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的光辉，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而现实不过是理念的影子，因此美不在现实，不是现实经验，美在彼岸，是超现实的体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美学。中世纪美学是神学的美学，它认为上帝是美的源泉，美是上帝的属性，而现实则是丑恶的、不美的。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统治瓦解，但它对美学的影响却保留下来，这种影响主要是肯定了审美的超越性、非世俗性。欧洲近代美学从认识论角度考察审美活动，它认为审美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从现象到本体的过渡（康德、黑格尔、席勒），从而审美就具有了超越的性质。现代西方美学继承和发扬了超越性的美学传统，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的美学从基督教的超越观念出发，论证了审美的彼岸性。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从生存体验出发，论证了审美是本真的、非异化的生存方式。不管是直接受宗教影响的还是非宗教的西方美学，都肯定了审美的超现实性和彼岸性，即便是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现实是异化的世界，而审美是异化的克服，是自由的领域，而“真正自由的领域……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当然，西方美学也存在着经验主义的一派，这一派认为审美是感性活动，是感性经验的完善。但是，对艺术实践影响最大的是理性主义美学，而不是经验主义美学。
　　西方美学的超越性，在艺术实践上强烈地体现出来。西方的艺术（主要指高雅艺术）是超越的艺术，它不肯定现实，不止于意识形态的宣传，相反却反思、批判现实，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反抗理性的压迫。如果说古典艺术的超越性还没有摆脱理性的束缚的话，那么从浪漫主义开始，西方艺术就展开了对现实、理性的审美批判。浪漫主义以极度的感性反抗现代文明的压抑；现实主义以无情的客观性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黑暗；现代主义以非理性抗议生存的异化和无意义。正是这些超越的艺术，守护着人类的精神自由，使其免于沦落风尘。西方艺术不仅受到超越性美学的指导，而且直接受到宗教思想的浸淫，从而克服了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局限。基督教认为世俗人生充满了罪恶，只有皈依上帝才能获得拯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艺术直指人的心灵深处，剖析人性之恶，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震撼人的灵魂的作品就是代表。
　　反观中国美学，则超越性弱，世俗性强。中国传统美学虽然也认为审美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但认为自由可以在现实中实现，因此审美是一种世俗的活动、世俗的价值。儒家美学把美的本原归结为善，“美善相乐”；认为美是道德的完满，“充实之为美”。因此，它主张“文以载道”，认为文艺的功能就是“美风俗，厚人伦”。道家美学虽然有反文明教化的倾向，但超越性不强。它认为审美是从现实中逃避、退让，以求得心灵的宁静、淡泊，从而获得“逍遥”。它缺乏自由的抗争精神，不能正视和批判现实，更不能剖析人的灵魂深处。现代中国美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的世俗性。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强调审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当代实践美学肯定审美源于实践，决定于实践，认为实践的品格（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是审美的品格。实践美学乐观地相信，通过实践努力，就可以在现实世界创造自由，就可以创造美。总之，中国美学传统是强调审美的世俗性、现实性、实践性，而忽视审美的超越性、彼岸性、自由性。它们不明白，自由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自由就是超越，只有超越现实、超越世俗，在精神的彼岸世界，才是美的世界。在这种世俗的美学指引下，中国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世俗性，而缺少超越性。它关注现实人生，表现善与恶、忠与奸、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斗争等社会问题，而较少关注人的灵魂，缺乏对人性的深刻发掘。它宣传鲜明的意识形态（道德或政治）观念，而较少自由的意识，缺乏对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探索。它充满理性的乐观精神（如大团圆或胜利的结局），而较少悲剧意识，缺乏对人生的苦难的正视。这种世俗精神使艺术沦为现实的附庸，丧失了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现实局限的功能；更有甚者，使艺术沦为统治阶级粉饰现实、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因此，鲁迅说中国文艺是“瞒和骗”的文艺。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横空出世的《红楼梦》。《红楼梦》摆脱了善恶斗争的题材，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对人生道路、存在意义进行了批判性的探索，最后以佛教的“空“字否定了一切传统观念，因而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在佛教思想的浸淫下产生的。但是，由于儒教思想的强大影响，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而其他作品都难以摆脱世俗精神的统治。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世俗性的桎梏，它仍然缺乏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对人的本性的深刻的反省、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因此很难在同等水平上与当代世界文学对话。总之，中国艺术和美学的最大缺陷是超越性的丧失，而超越性正是审美、艺术的自由本质之所在。
　　中国美学的世俗性根基于中国文化的世俗性。中华文明理性早熟，不是宗教而是礼教替代了原始文化。宗教信仰薄弱，伦理诉求突出，这是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维度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吞没了宗教信仰，孔子重人事而不言鬼神，老百姓对宗教的信仰大都停留在祈福禳灾的层面上，没有达到灵魂升华的高度。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原本是巫术性质的民间信仰，只是在佛教传入后才仿照佛教建立了一个宗教的体系，但其骨子里是企求长生不老的世俗性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被本土化了，不但适应了儒教的规范，如敬王者、讲孝道等，而且蜕变为老庄化的禅宗。这就是说，中国的宗教也存在着超越性弱、世俗性强的情况。在中国，真正统治了人们精神世界是礼教而不是宗教，而礼教是一种准宗教或“伦理的宗教”，儒家认为天道即人道，“道不离伦常日用”；人生的价值就在世俗生活本身，通过道德的修养和实践，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道家认为通过对世俗的逃避，从社会退回到自然，就可以进入清静无为的最高境界。这种圣化的或“逍遥”的境界产生了一种“类超越性”，这就是新儒家所说的“内在的超越” 。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超越性而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外在的超越性，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超越”，也不存在“内在的超越”与“外在的超越”之分。中国文化固着于现实功利，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并没有真正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和“天人合一”的性质，没有实现此岸与彼岸的分离。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世俗性的。五四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瓦解，“天人合一”变成了天人分离，开始了“脱圣入俗”的坠落过程，中国文化的“类超越性”也丧失，世俗性进一步强化。五四引进科学、民主，这仅仅是实用层面的文化，而没有引进甚至拒斥宗教（如1923年发生的批判基督教的运动），这造成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失即以宗教为代表的超越维度的缺失。而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形成了由意识形态升华的信仰，这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但是，这种革命文化本质上还是世俗性的，是一种政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和现代的世俗文化都限制了中国美学的超越性，使中国美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失去了哲学的批判意识。
　　在现代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困扰日益突出、人的灵魂痛苦日益增强，美学的使命已经从改造外部世界转向关注内部世界。这意味着传统的世俗美学已经过时，它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的食粮；而超越的美学必须出场，它应当为人们提供超越的方法、寻求生存的意义。如何建构中国现代美学，关键是如何获得超越性，实现由世俗美学向超越美学的转化。一些学者（远有刘小枫，近有潘知常等）提倡宗教精神，认为只有从宗教中移植超越性，中国美学才能获得拯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切中了中国美学的要害，也切中了中国文化的要害，启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但从宗教中寻找中国文化和美学的出路，我对此存有疑问。中华民族缺乏宗教意识，中国文化具有世俗性，这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传统。只有在人类文明初期理性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才有可能被广泛接受。中华民族理性早熟，对宗教信仰有很强的排斥性。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一千几百年，但笃信者不多，而且自身也被世俗化；基督教也传入数百年，迄今信徒占人口比例不大。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宗教信仰虽然有所发展，但普遍化很难成为事实。蔡元培在五四时期提倡以审美代宗教，就是意识到了中国宗教土壤的薄弱。那么，中国现代美学如何获得超越性呢？我认为一要靠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二是要靠艺术和哲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建立在古典的生活方式之上，天人合一、此岸与彼岸不分，个人与社会融合，个性不独立，因此超越性要求不强或被转移、替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可以造成天人分离、此岸与彼岸分离、个体与社会分离，这是超越性要求发生、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包容个体的襁褓——传统的集体（家族或单位）瓦解，个性获得独立，而传统的世俗化的信仰（儒教的道德理想主义或现代政治理想主义）也被消解。在这种“散文化”的历史条件下，人要摆脱精神的空虚、无聊，要追问生存的意义，超越性精神需求开始觉醒。当代宗教的兴盛说明了这一点，而对艺术、审美的超越性需求也说明了这一点。超越性要求的觉醒必然在艺术、哲学（也可能在宗教）上反应出来，从而使美学获得超越性。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现代性的压迫将引起自由的精神需求，它必然表现为艺术的超越，特别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崛起将突出其超越性。艺术、审美的超越性必然成为美学超越性的实践基础，使中国美学完成超越性的转型。哲学与艺术一样，是文化的超越层面，是对现实的超越性反思，是对存在意义的阐释。哲学与艺术（审美）有内在的联系，审美是本真的生存体验，哲学是存在意义的阐释。这就是说，哲学是审美的反思形式，审美是哲学的前反思形式。同时，哲学是美学的基础，美学是哲学的分支，要确立美学的超越性，必须先确立哲学恶毒超越性。应当改造传统的世俗的（伦理化的或政治化的）哲学，使哲学与意识形态分离，成为反思、批判现实的武器和获得存在意义的工具。这样，通过哲学的改造，美学也就获得了超越的品格。总之，应当通过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现代艺术、哲学的重建，使美学获得超越性，实现由世俗美学向超越的美学的转变。
　　（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