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十五期 | 2004年5月]

中国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批判小说

傅翔

  在飞逝的时光面前,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今中国读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书籍杂志的畅销并不代表读者很多,他们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拥有者”与“收藏者”。常见的情形是,买书的人不读书,订杂志的人不读杂志,它们即便被放置在案头枕边,那也不过是一种摆设与装饰。以我这样一个并不能称职的评论家为例,我的藏书真正被我完整的读过的真可说是凤毛麟角,而订阅的杂志也未能幸免,基本上是浏览一遍就束之高阁。已经没有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了,这才是这个时代与我们最大的悲哀!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半的原因是时代造成的。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已经深刻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物质主义的影响甚嚣其上,精神的疲乏与日俱增。没有人关注贫穷与苦难,没有人抚慰绝望与忧伤,浩大的声音合唱着财富的骄奢,权势的淫威,名气的泡沫。翻遍书刊与媒体,这个合唱几乎霸占了每个空间, 这个时代的病已经是如此触目惊心了!
  更可怕的是,我们不仅深受其害,我们自身就是这种病的发散者与传播者。时代是不会病的,病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己。正是因为病的人多了,这个时代也就病了,这个病就像瘟疫一般,它的形成不仅有共同的气候和环境,而且有相似的人群。共同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杠杆下,大家只关注自己活得牛不牛,活得快活不快活,而别人的死活与自己无关;相似的是大家的抵抗能力都在下降,体质由于长期没有接受阳光而骄嫩软弱了。
  “糖衣炮弹”的威力由此可见一般,由于长期浸淫在物质主义的权势下,大家都患上了“软骨病”、“说谎症”、“忧郁症”、“瘫痪”等不同的症状。作家也是如此,良知日渐丧失,责任束之高阁,“小资情调”泛滥,他们更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脸色苍白的精神贵族,不仅透出一股腐朽的气味,而且透出虚伪专横的歇斯底里的挣扎。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文学,不用看我们就知道有几斤几两,媒体的咋咋呼呼与煞有介事又算什么呢?它不过是媒体的自作多情而已,炒作是它的“命根子”,连“命根子”都没有了,它活着也就“没劲”了,因此,大可置之不顾。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阅读,而不是人言亦言,更不是以讹传讹,中国的事,人言亦言与以讹传讹的居多,而真实的自己的主见甚少,因为这种人往往是低调的,不好出风头的,其见解也往往是不合时宜的。
  面对小说,我要说的是,中国小说是没有希望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它还缺少大家气象,离大师的胸怀与精神相距甚远。有许多评论家看好余华、莫言等人,认为他们是值得期待的,我的意见则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风华已过,都是早已“到顶”的,并无期待可言。中国绝大多数小说家与评论家都很聪明,都很自以为是,但就是缺少智慧,缺少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们的身心与视野常常被名利所累,被狭窄的文人圈所蒙蔽,被中国人的老于世故所欺骗。他们找不到自己与真正的大师之间的距离,有的找到了,但又被身边美丽的言辞所欺骗,以至于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这种状况类似于《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那个皇帝就是中国人的绝好写照。在我近几年越来越深的体会中,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作家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而评论家就是那个“聪明”的骗子,皇帝就活在骗子的言辞之中。很多人都可能知道自己的作品并不令自己满意,也很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或令自己感动的地方,可在评论家狡猾的口舌中,稻草成了金条,裸体成了新装。评论家的悲哀也许就在于此,应该说,“骗子”并不是他的职业,可一旦他发现骗术与谄媚竟如此适合生存的时候,他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仔细读一读评论家的文章,包括目前红极一时敢于“鲁班门前弄大斧”的明星评论家,他们的文字都沿袭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那就是“圆滑”两字。他们有着善于把稻草说成金条的能事,更有明贬暗褒、先抑后扬、信口雌黄、珠圆玉润之能事。很难说,他们巧舌如簧的能事与那骗子又有何异?
  要想说实话是很难的,特别是当你把评论当作一门职业的时候。因为你要靠它养家糊口,靠它安身立命,扬名立万。你要策略,要交际圈,要关系网,要互相肉麻地吹捧,要请客吃饭,要拉帮结派,要“拜把子”,要结死党……这样的后果自然不用我再多说,它产生的除了垃圾与泡沫之外又有什么?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有非凡才华的作家与评论家成名之后锋芒渐敛,变得圆滑世故与庸俗不堪了。
  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国民的悲哀,就像古人所写的“仲永”,神童的悲剧并非古才有之,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中国作家评论家不都是这个“仲永”吗?如果把年龄线划在40岁这个界面上,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没有几个不是“神童”,而又没有几个不是“仲永”的。因为40岁一过,他们的天才与锐气也就褪得一干二净了,只靠那一点可怜的小聪明维系着他们的写作。40岁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垃圾,都在重复,他们也都在“吃老本”,都在开会与应酬。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大师”!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怎么有那么多“大师”与“准大师”?而我们的文学到底又有多少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我们到底是裸体的皇帝,还是穿着新衣的皇帝?
  显然,在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时代里谈论大师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谁都应该知道,只有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大师才会现身,就像将军产生于革命时代,伟人生于乱世一样。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一切都平庸无奇,一切都麻木冷漠,一切都腐朽势利,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他也难以抵制这巨大的平庸的侵袭。没有激情,没有宣告,更没有呐喊,有的是死寂与绝望,有的是平庸与无聊。没有回应,没有感动,没有忧伤与泪水,没有爱,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啊!
  到底去哪里寻找那有力量的心灵?那颗美丽的心灵又在何处?我想,翻遍当下中国文学的角角落落,这只会令我们失望。说到底,我们有的是技艺,有的是虑无与怯懦,有的是平庸与麻木,而恰恰就没有爱,没有眼泪,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念。我们都在编造与自己无关的故事,都在冷漠地观望这个世界的苦难与不公,都在象牙塔内自筑想象的天空,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人走出去,没有人说实话,没有人解剖自己,没有人指证人生的意义。
  每个作家都在靠那点可怜的小聪明“复制”小说,他们那苍白的想象掩饰不住技艺的贫穷。没有生活,只有道听途说;没有体验,只有可怜的一点想象。这样的长篇,其失败是注定的。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可以肯定地说,作家对于卖血人的生活是非常不了解的,他们的对话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可奇怪的是,这些都成了作家自我标榜与评论家大肆谄媚的资本。这里实在无需举例,随便翻开小说,截取一段对话来分析,你就会发现这种对话是多么无力,多么不符合人物身份,甚至显得多么造作。这与其说是卖血人(或说贫苦农民)说的话,还不如说是神经质的诗人或小说家说的话更贴切。从这一点,我们就洞悉了作家的狂妄与无知,据说,余华还多次宣称自《许》后就不再害怕写对话了,还说,对话是考验一个小说家才华的关键。这倒是实话,像这样的对话基本上都称得上有“经典的风格”的,以后再写,如法泡制也就可以的。可这样的对话真的是“经典”了吗?也许,我们都离开农民太久了,要不就是智力太过贫乏了。如果以剧本来要求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对话会是好剧本,恰恰相反,这样的对话是不过关的,它更像是作家过于知识分子化的语言,而不是卖血人许三观的语言。
  对于许三观的生活,余华也不敢深入,因为他不熟悉。因此《许》对于许三观这一类人的刻画也是相当苍白的。我们根本就读不到震撼人心的苦难与同情,相反,反而被作家那过于造作过于诗意的语言所阻塞。这点有点类似于《活着》,如果说《活着》还有可以原谅的地方,那么《许》就令人无法忍受了。这点显然远远不如赛珍珠的《大地》,甚至还不如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
  我不理解的是,如今许多人(包括大部分评论家、编辑家)对小说的理解都有点舍本求末了,往往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他们不关注小说能够达到的情感与心灵的层次,而过于刻意地追求那故弄玄虚与浮华的技巧与形式。也许,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如此,大家更愿意做的是消解神圣与崇高,消解感动与眼泪,而膜拜眩目的技巧与翻新的制作。技术的日新月异的革命带来了一批批人对技术主义的热情,技术主义时代的到来注定我们的文学也走向了心灵的反面。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时代的另一病症。大家不关注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投身于那火热的广阔世界中去,却在象牙塔内为名所累,为体制内那枯燥乏味的单调生活所累。这哪是作家的生活?又哪是“大师”的作为?如果我们的“大师”都是这样现身的,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抱任何幻想与侥幸的心理都是无益的,这样的作家,实在不要对诺贝尔奖有任何企图。他应该先问问自己对生活了解多少?是否离那火热的生活太过遥远,而在文人圈与名利场呆太久了?体制内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与作家的职业显然存在着诸多不适,只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正如卡夫卡所说的“监狱”,大家对“监狱”中的生活都过于满意,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思想,他们抬眼便只能看见“四角的天空”,而对“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
  看当下的小说,这种感受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已经认同了小说家的弱智与低能、狭隘与无知。他们的“小资情调”与“贵族气息”,他们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过于单一与生活面的过于狭窄,他们对人物把握的力不从心,他们讲述的故事的乏味无聊,都令我们徒生厌倦。确实,能够引发人阅读欲望的小说是越来越少了。人们读小说,绝不仅仅是猎奇,也不仅仅是看故事,而是要在动人的故事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经验,获取生活的激情与盼望,甚至在感动中找到自己,找到爱。没有生活的小说肯定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哪部名著是没有绚烂的生活的?每一部名著都有着一幅巨大的生活画面,就像一个奇妙的新鲜的世界,读者可以投身其中,与主人公一同呼吸,一同生活。
  如今的小说已经基本上做不到这点了,因为作家本身的生活太过贫乏。生活是想象不来的,故事可以虚构,对话可以虚构,但生活是虚构不了的,生活是活出来的,它要的是经历,要的是体验。
  重新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它们之所以还能够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而这批小说恰恰代表了当今许多优秀小说家的最高水平,如余华的《细雨与呼喊》与早期的一些中短篇,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与一些关于童年的中短篇,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一些关于农村的中短篇……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也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下所有优秀的小说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当初创作的灵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曾经创造了高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探索小说”等等,它们都让我们看见了那激情四射的生活,令我们神往!故事也清新动人,充满感情,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这样的小说,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不仅仅在于那个时代对小说的渴求,更在于它们自身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光辉。回到今天,艺术的激情在丧失,多姿多彩的农村生活已日渐远去,到处呈现出虚无与冷漠,城市坚硬的面孔折断了艺术家想象的翅膀,生活的单一与贫乏正成为大家共同的忍受。平庸与晦涩由此构成了小说的基本面貌,虚伪与怯懦支撑着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平庸正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形象概括,平庸的时代造就的正是这种平庸的文学。不仅内容毫无新意,形式与技巧也不见高明之处。生活的平庸带来的恰恰就是这种缺乏想象缺乏激情的写作,仿佛遵循了一定的惯势,如匠人做活一般,没有思想,没有追问,一切按部就班。纵览当今文坛,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竟要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之一。平庸恰恰是对深刻与意义的反抗,我们并不愿意深刻,大家都更乐停留在浮浅与流俗。因着虚无与冷漠,也因着麻木与无聊,我们的生活已经不能承受太多的深刻与崇高,更不能承受意义之重。本就活在无意义之中,却要去寻找意义的存在,这种痛苦非人所能承受。我们已经习惯于活在罪中,在罪中取乐,也习惯于同流合污,共同堕落。对黑暗与不公,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对苦难与眼泪,我们已经见惯不惊;对哀嚎与呼告,我们已经充耳不闻;到处是虚伪与怯懦的文学。
  虚伪是指写了自己不愿写无需写的,怯懦则指想写的要写的不敢写;一者不真实,一者不勇敢;怯懦使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大师之作,而虚伪则让人饱尝了平庸与无聊。太多的乏味,太多的隔靴搔痒,太多的矫揉作态,太多的絮絮叼叼正充斥着文坛的每一角落。不用说作家那冷漠的态度,也不用说那麻木的眼神,单就这点人之为人的本真的勇气与真实,我们的作家又有几个还在持守?本就对生活过于冷漠,过于麻木,没有激情,没有发现,可又偏偏丧失了做人起码的良知与爱心,丧失了勇气与真实,这怎不令人为之扼腕?
  确实,没有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艺术终将停滞不前,而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黑暗与苦难, 我们就不能感受到真、善、美的震颤。良知是勇敢者的利器,它可以穿透黑暗与邪恶;爱心是勇敢者的盾牌,它可以抵御虚伪与冷漠的漫延。当我们不再怯懦,不再虚伪,不再冷漠的时候,我们创作的自由才会到来,我们的文学才会燃起真的希望,我们的大师才会真的现身。
200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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