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台湾从事布道工作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
　　我们看到，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离耶稣钉十字架不过五六十年，福音在犹太人之外的希腊地区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与信耶稣基督的希腊人的比例是1：10万。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本来是有很大差异的。犹太人的旧约背景希腊人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希腊人没有；而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哲学传统也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但这种差异没有成为障碍。应该说约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契合点。他把希腊文化中的“道”与基督教的“上帝”结合在了一起。《约翰福音》劈头便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约翰抓住了这一根本点，打通了福音向希腊文化圈传播的途径。福音越出巴勒斯坦地区，进入了希腊文化圈，这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使基督教在欧洲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并由此从向世界，成为了全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那么，既然基督教在背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很好地传播，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从来抵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说，有啊，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
　　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产生的基因突变。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多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以上说法可以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抵抗，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本身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而且，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它追求的是鹤发童颜、长生不老这样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信仰，则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仿造一个，也肯定造不好。
　　中国缺乏信仰，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在中国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现存的佛教，90％是小乘禅宗，不是正宗的大乘佛教。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第一次）“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天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能成全。为上帝，不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电视片《十字架》有一段布什访华时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的很深刻。信仰干什么？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生儿子、为平安、为长寿，信仰是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基督徒信主基督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全的人。信佛、信玉皇大帝的人，是为这个吗？显然不是。所以，那些求神拜佛的人，本质上说，根本不是在信仰。因为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
　　由于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过程，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难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这就有了89年的四五运动，掀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一个思想高潮。这些年出国的大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在接受科学民主这种文化思潮中过来的。
　　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啊，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没有神圣，没有上帝，我们的资源，就是自然的东西（上帝是超越性的）。“自然主义”就成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日本人可以团结得像蚂蚁一样，我们却总是窝里斗。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加拿大总理马丁肯定没这感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的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去才算是利用上了。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盖茨表示要把自己财产的95％捐出去，不全留给孩子，这是信仰的作用啊。基督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基督行了35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耶稣毫不动心。基督徒信仰耶稣有好处吗？有的，但这个好处是在彼岸，在天国，不是在这个尘世上。在尘世上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实用意义上的，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那个为了主坐了23年牢的以巴弗老人，他得到主的恩惠了没有？他得到了，他是多么蒙恩啊，在电视片《十字架》里，他充满感恩，脸上挂上幸福的笑容。刘小枫在《十字架》里说的好：“信仰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生命的感觉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受了这个世界的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信仰！而这种真正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不是也难以进神的国呢？要是人们普遍都是想当财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民族离神的国还比较远呢？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耶稣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里讲，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那清早去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上帝。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到他们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准保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研究怎么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不是为了实用，结果怎么样？很实用啊。今天的海外学子哪一位不是被飞机从地球那头运过来的？１０个钟头就飞过来了，多实用啊。没有飞机，坐船漂洋过海得一个月，骑毛驴坐火车更不行，太平洋过不来。但这实用的飞机是我们追求实用追求不出来的。我们追求了半天了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七十年代我作知青插队的时候，种地用的是锄头铁铲，耕地还是赶条牛，跟汉朝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联合收割机也有了，这些东西也都很实用，但都不是我们这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发明出来的。我们实用了半天，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前些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好，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基督教讲的是以神为本，中国文化讲的是以人为本。
　　其实，中国文化里的人，不是人。没有基督的精神，也没有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的，甚至打死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人们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与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传统社会里，皇帝是一姓，天下归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之外，是归属于他的民众，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人民，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的特点。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是欺骗性的。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个人”。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中国每年光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矿工，你听见过为他们呼吁的声音没有？鲁迅所塑造的人物阿Q，被称为中国人的灵魂。在《阿Q正传》里，阿Q一听说革命风潮起来了，很兴奋，开始作自己翻身享福的白日梦，他躺在自己寄身的破庙里，想什么呢：“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你看，阿Q首先想到的是杀人，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不仅是恶霸老爷，还包括跟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小D。他接着想的是：“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自己是不动手的，叫小D来搬，搬得不快把嘴巴……”他接着想的是抢东西，并且欺压他人。阿Q这样一个流浪汉式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官，没掌过权，他怎么会“无师自通”地知道有了权就可以杀人、管人，支配人？并且想的那么凶狠？——阿Q是从文化中学到的，被历史上残酷的文化培育出来的。随便一想，就要杀人。你看，阿Q知道什么人的价值？他哪有一点人的价值感？文革中，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女孩，亲手打死了8个人。她觉得这很好，这很积极，是革命的表现。——真是“革命”啊！革掉一条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中国，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从大陆出来的人恐怕都有体会，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那是一个等级社会啊！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最后，他们不是被招安了吗？他们不是被动招安的，是主动投降的，求皇帝招安他们的。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汉朝和明朝不都是这样的吗？刘邦和朱元璋，都是草寇出身。项羽也说“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你看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世界的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王、什么样的主呢？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
　　西方的民主思想，向上追溯，正是来源于基督教文化。这思想是耶稣带给世界来的。民主的基础是人的平等。人为什么是平等的？人为什么是能够平等的？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看来，在主内，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这是平等的基础。你站在海边看，海是无风三尺浪，一点都不平。要是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是可以乎略不计的。要是站在太空上看，那地球特别圆，珠峰那个８８００多公尺的尖都可以乎略不计了。人在上帝面前，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吗？上帝无限上帝永恒上帝全能全善，而人是那么有限，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平等的真正起源。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仅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相比，才会有不平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民主的源头，上帝是科学的源头。如果深入地去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艺术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是理性的源头，上帝是快乐的源头。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寻，如果能一直追寻到底的话，就会发现，在一切的终极之处，上帝在微笑。
　　等级性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也缺少爱。我们没有博爱，没有耶稣那种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耶稣被面对那些呼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群，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圣经?约翰一书》写道：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关于爱的诫命在《圣经》中最充分地记载于“登山宝训”中：“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仇敌祷告。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行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连恶棍也会这样做的。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会这样做的。你们要完全，正象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5 ：38-48 ）
　　等级社会培养不出爱来，只能培养人的势利之心。电视片《十字架》中，余杰说：”今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确实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国内这样的报道，一人落水，成百上千的人在岸上围观，没人去救。家属跪下祈求，有人却问给多少钱。汽车撞了人以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些事，别说爱了，连良心，连人性都没有。
　　没有信仰就没有爱！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懂什么是真正的爱。顶多，是有条件的爱。就像前面说过，等级中的人不算人，那么，有条件的爱，也不算爱。人们似乎爱子女爱父母，因为父母生养了自己、孩子是自己生的。生育和生养，是爱的条件。每个人都爱妻子丈夫，因为那是自己的配偶。正因为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这爱，就难免靠不住。老婆老了丑了，就想打离婚换一个。大陆民谣说，“中年男人三大幸，升官、发财、死老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想换个年轻美貌的。这时，糟糠之妻突然死掉了，多好，免了离婚的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社会压力。这里，对妻子还爱吗？人都爱孩子，武则天为了皇权，把自己亲生的四个儿子杀了两个，逼疯一个，她的爱在哪里？反右和文革中，多少人离婚，多少家庭破裂？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多少亲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造出了多少可怕的人间悲剧？谁敢担保，如果现在中国再出现文革式的运动，这些事不会重演？当条件决定爱的时候，条件的转变，就注定了爱的存亡。
　　在中国古汉语中，“爱”的本意是指小气。（例如，《孟子》“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我以为这特别能反映中国文化中“爱”的本来面貌。这个爱字，就反映了一种私心，一种计较，一种盘算。所以，怎么上算，怎么来。在平时情况下，爱是有益处的，就爱。遇了风浪，一盘算，再爱下去就不上算了。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保下自己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怎么样？不爱了。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俗气冲天，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有点不择手段。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地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头悬梁，锥刺骨，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走到他面前。苏秦很坏，他恶心他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原先为什么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那么卑下）？他嫂子倒也实在，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因为你地位高又有钱啊）！这个故事，特能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
　　电视片《十字架》中，大陆基督徒学者任不寐说：在布什总统演讲时提到９１１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这一点。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９１１事件的遇难者。任不寐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心中没有神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爱，没有这种博爱，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记得在纪念９１１一周年时，那时９１１遇难者已经统计出来并确认了身份，布什在纪念大会上，一个一个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绝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乎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信仰的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我家住在多伦多，离去年凶杀案中那个死去的女孩的家不远，人们送去了半条街的鲜花，他们与这家人素不相识，他们表达的是他们的爱，无条件的爱。这种爱总让我热泪盈眶。我先生的妹妹，住在北京，她患了癌症，已经快十年了，她的丈夫，在２０００年突然病逝。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她希望得到来自朋友的安慰。没想到，这个朋友很快挂掉了电话，再也不跟她做任何联系了。因为那个朋友觉得我先生的妹妹命不好，晦气，怕跟这样的人来往，折了自己的福份！你可以看到，这种狭隘的爱，是多么残酷！敢问爱在何方？而主耶稣基督的爱，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首先爱那个最悲惨的，那个最不可爱的。我们的文化中，实在需要基督耶稣的爱的精神！需要来自上帝的道让我们明白爱的真蒂。
　　在中国文化中，爱是虚的，恨则是实的。上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没有权利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申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的情况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等等说法，你杀了我的父亲，这是杀父之仇，不得不报，再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被杀，又是一笔杀父之仇，他儿子又不得不报，再来杀你。你的儿子又面临杀父之仇，还得接着杀，没完没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意：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该得到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这就对比出了来自上帝的与来自人的是多么不相同。圣人也仍然是人，在基督面前，是多么有限啊。基督讲的是“宽恕”，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讲的是“直”。这个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就是公平的意思。什么是公平呢？中国人觉得一报还一报就是公平。杀人偿命嘛，值了。一个西方人临死，可能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可能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家的仇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报了这个仇，就算是拉平了，就公平了，也就“直”了。中国留美博士卢刚，因为对导师不满，在导师开学术会的时候，向在场的众学者开枪，当场打死了好几位美国天文学界学术权威，然后卢刚举枪自杀了。事后，那个被卢刚所杀的导师之妻，写信给卢刚的父母，表示宽恕，同时对他们遭遇这样的不幸事件也表示慰问。这显然区分出了信神的文化与不信神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我国内现在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主题基本是：报仇。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经常表现这样的意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看，报仇简直成了做人的理由！
　　在中国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中国文化里，也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徒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在古代，政治上的自由度虽然不具备，但没有户口卡着，似乎是有迁徒自由的，也有从业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并不在事实中存在。因为农民为土地所限，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环境到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去发展。所以，那个说起来有的自由，其实人们并不拥有。你只有这一条生路，别的地方没路，你的自由何在？到了连这条生路也堵死的了时候，古代农民就只有揭竿而起：“造反”——这一条不是路的路。造反不是一种正常的活法，没人活得好好的会以此为业。所以，本质上是没有选择，也没有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的客观条件存在多少。那个能够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电影《红高梁》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妹妹真的就拥有极大的自由了，九千九百九啊，差不多有一万个条件妹妹可以自由地去选。我觉得可以唱成“妹妹你随便地往前走”了！
　　我们的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为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为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倒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明朝方孝儒为建文皇帝而死。永乐大帝满有才干，但他的皇位是篡建文皇帝之权得来的。他为了给自己找合法性，让当世大儒方孝儒为他写《劝进书》。方孝儒誓死坚持正统的皇位继承观念，不承认永乐大帝的身份。永乐大帝不乐了，说，你不写，我灭你九族。方孝儒说，灭十族也不写。结果，就被灭了十族，那第十族哪来的，把他的学生拉来当第十族杀了。方孝儒为什么而英勇献身？为自由吗？不是，为了一个昏君，因为建文皇帝有点傻笨，能不昏吗？我看方孝儒比昏君还昏。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什么选择，或者入仕，或隐居。入仕的路也只有一条：科举，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仕途充满风险，弄不好被贬官，被杀头，甚至诛连全家。若当隐士，一辈子默默于乡野，永远不能展开自己，不能发展自己，也很痛苦。左右不逢源，没有出路。这种选择条件非常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人的活法很单一。古诗里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夜半赶科场”，这边当官当怕了，辞了官逃回老家；那边有人正从老家出来，赶着去考进士当官呢。来来回回，其实是走在一条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别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单一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有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使用这一自由，我们仍然死守着那唯一的一条活路。中国人在海外，就是挣钱，买大房子，买车，过日子，跟在中国差不多，无非是房子好点，有了车而已。海外有政治自由，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如何，立志从政的人的比例如何？全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要求，得请一个意大利的议员协助，我们给人家拉选票。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明显有差距。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扼杀了，我们都没这个功能了。
　　没有自由，何来幸福，何来幸福感？卓别林的《淘金记》里，圣诞之夜，那个流浪汉做好了晚餐，在小木屋里等女朋友时，充满动人的想像，他拿两个叉子叉着面包，摹仿芭蕾舞《天鹅湖》，非常动人。在苦难中，也有灿烂美好的幸福也有的诗意的光辉。而我们的春节晚会上，你看不到这种真的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甚至连幽默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讽刺、滑稽、搞笑，以及煽情。没有上帝，我们的文化品味也上不去。我们不可能在精神上获得自由。我们不可能脱离捆绑，不仅是罪的捆绑，还有精神的捆绑，还有我们生存方式的捆绑。真理才能叫人得自由，上帝才能叫人得自由。见不到上帝，与自由必然无缘。
　　自由，来自于上帝，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所谓天赋人权，天，就是上帝。人，生而自由。这自由就体现在能够尽可能充分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选择决定自由。那么，上帝给了我们多少选择条件呢？《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你看看，何等自由！比妹妹的“九千九百九”要大多了。上帝让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丰富多彩地生活在世上。
　　《圣经》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么关心世人，给了你自由不说，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呀。上帝关照我们选择要慎重。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上帝讲了人的自由性；第二句，上帝告诉人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就意味着负责任。你觉得当总统好，你可以选择干这个，有权威，很风光，但，当总统不一定合适你，选这个路，可能一事无成还耽误时间。当歌星好，大红大紫，有追星族捧着。但不是会唱歌就一定能成为歌星，你可以选择，但不一定能成功。当你当不成总统当不成明星的时候，你不能报怨上帝不给你成全。你要自己负责——这就是你的自由。上帝就是这样充满善意地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领受上帝的美意，顺从上帝的真道，每个人就都能有喜乐的生活。
　　近代的历史证明，各种主义并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傍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了，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个疯狂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是人心空虚无聊、黑暗邪恶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看到远离上帝的恶果。
　　认识上帝，这是个人的希望与福分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福分所在。我为我们的民族祈福。
　　
　　严行　完成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