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约在公元二世纪，教会遇到一种新的挑战。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要进到教会中，他们的进入给教会带来了新的力量，同时也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遗产也带进教会。教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思想文化与信仰的关系，教父革利免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应拒绝希腊文化。并坚持真理的一元性，开辟基督教神学可以放心前进的道路。（1）这段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相似。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谁来处理？凭什么处理？我相信神在中国要兴起一批知识分子，如初期的教父一样承担历史重任。借此机会来分享心路轨迹。
　　一 两刃之剑。是指两方面都所到伤害的时期。纵观历史，唐朝的景教虽一度呈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但景教是被看为佛教的一支，因缺少下层基础而灭亡。元朝的的也里可温被视为蒙古的文化，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明清时代，虽有利玛窦等人开了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先河，有随着"礼仪之争"被拒之门外。百年的禁教时期是教难时期啊！（2）这时期的旧式的士大夫出于卫道精神起来反对基督教，而传教士在澳门大呼"磐石啊！磐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这就如同两刃之剑带来两面的伤害。历史到了近代，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的大门，虽给传教带来了便利，却形成了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畸形的发展。一个国家在强盛时期对异域文化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促进文化的交流。但处于衰弱时，往往会采取封闭的心态来拒绝排斥。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2年因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届大会，上海的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其发表的宣言中提到"各种宗教都有这些同样的罪恶，而基督教组织强大，其危害特深广，所以我们应该特别反对基督教"。以李大钊为首的77位学者联名在北京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称宗教与人类的对立。陈独秀在《先驱》发表《基督教和基督教会》一文，列举基督教教会的种种罪恶，抨击教会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导引，是资本主义压迫远东弱小民族的帮凶。到了192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基督教的活动。
　　但需要指出此时的两刃之剑，不仅是伤害的意义，也是指理性的反省。当时的中国倒塌的不仅是国门，而是精神价值。有抱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忧患意识，对自己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深入反省。同时也对外来的文化借鉴。基督教作为西方思想重要精神资源之一，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在是粗暴的拒绝，而是对其有较认真汲取。康有为曾以马丁路德自称，来构想他的大同理想之国。孙中山汲取基督教思想助成其三民主义，认为"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作家们也将基督徒的形象写进他们的作品，如巴金的《田惠世》中的为了抗日而不惜牺牲的基督徒田惠世、庐隐的《余泪》的只身上前线劝说上帝儿女不要自相残杀的白教师、许地山的《玉官》的面对欲施暴的士兵却挺身而宣扬基督教教义的玉官等；也将基督教的思想融进他们的作品，如冰心的爱、怜悯、同情的思想；也带上救赎色彩，如曹禺的《雷雨》的周朴园被送进天主教。（3）
　　虽有以上事实，却不能表明基督教的成功。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忽略创世、救赎、复活等基督教的核心，而是在汲取博爱、牺牲等精神为解决民族危机的精神资源。那代人的心境如朱自清的《背影》描写那样，父亲的背影是无法割舍的情怀，但不得不往前走。中国的传统已进到他们的血液之中是无法除尽的，又要竭力的摆脱其阴影。路在何方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改变弱后的面貌、如何富民强国。而不是从更高意义的观察人性。（使我想起了余杰在河海大学的对话）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对他们更有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更能达到直接效果。上帝没有拣选中国人吗？总之，基督教仍无法在中国的知识界占有位置。
　　二 死荫幽谷。进入1949年之后，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一切都被意识形态所控制，以集体的名义抹杀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时说话需要勇气、也需付出代价。而奴性在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是无力抗挣的，只有顾准等少量的人成为今天的安慰。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是有尊敬的一面，他也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早在延安他就开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运动，将知识分子整的服服帖帖的，到了建国时期更不用说。这样一来从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精英就断档，社会的理性与良知所到致命的挫伤。能走红或能有机会说话的都是走政治路线，这样的情形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有所改变。
　　这时期基督教被打到"地下"。在这背景之下宗教与迷信活动等同，与封建迷信共出一源。唯物主义被看为绝对的真理，一切的形而上的东西被视为唯心主义而加以反对、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将宗教定为鸦片；是人类在低级阶段的产物，宗教的存在是暂时的；它与科学对立，与愚昧落后为伍，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会消失。此时，"宗教"连谈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更何况去研究呢？
　　人性的自我膨胀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将上帝赶走却把自己摆在那位置。中国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也就无从谈起原有的精神资源。乌托邦还有可能如天空划过的流星在知识分子的脑海中浮现，但彼岸世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是难以想象的世界，终极关怀更是遥远的梦幻。
　　这是沉没的年代；也是黑暗的时期；这是一个扭曲灵魂的时代；也是缺少真正悲剧精神的中国人无法面对的历史的一页，这时代有着无法述说的痛苦。这年代的人与信仰无关。
　　三 前路茫茫。进到改革开放之后，曾一度兴起翻译热。这又是异域文化的撞击，但他们还不能真正关注到个体需要。以文学创作为例，文革之后的文学创作是以"伤痕文学"为主，其结果是使中断的文学启蒙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主体性话语的膨胀与漫溢失去了大众并导致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的消解，因为没有西方意义的"彼岸"，苦难就无法超越，另外又遭遇商业大潮的冲击。个体的理想的守望与救赎的承担显的无望。在此背景，八十年代的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以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北村等作家为代表。"他们没有沉重的历史重负，对道德、责任、社会缺少本能的理解。一群主体零散、价值无定、丧失了必然性和依托感的孤独和绝望的个体是先锋小说的特色。"（4）他们是缺少传统的"浪子"，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又不能承接，必定精神资源枯竭。虽然他们也在不停的寻求，同样以消解为指向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是一样。还是以还原生活原生态的写作方式，疏离了以理想、崇高、历史、人民、主体等为核心的话语圈。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原生态描绘中，不对现实作个体化的体验、理解性的穿越，其价值是无意义的。这也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我不认为先锋小说是中国的后现代的版本，因为他们同样也没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人生荒谬、虚无的事实的承认。比先锋文学稍早出现的寻根文学主张回归历史，虽理想还在，却在延续黑色的基调。人们无法在没有根的文化中寻到归宿。后来，寻根派的作家的尴尬是"连反媚俗都是一种媚俗"。
　　当时在人们嘴中常讲的会是"萨特""尼采""弗洛依德"等人的名字，信仰的光芒还不能从高天照到坐在死荫幽地的人。九十年代的"下海"使更多的人变的纯粹的物质化。消解变为纵欲，理想变为虚无。如李泽厚所言"这个世纪末是个无梦的世界。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此刻的游戏和欢乐。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灵魂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5）《上海宝贝》、《乌鸦》等开始流行，用身体解读人生。有何必嘲笑"新人类"，他们的辩词是"真实的面对人生"。
　　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西方的后现代是有宗教的文化为低蕴。中国的文化里没有理性的探索，也没有一个绝对者的存在，也没有彼岸世界的呼召，即使有也是黑暗的。但"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活着，总会思想，总会有梦，在期待中的人一定能从黑暗走向光明吗？鲁迅的回答是，我知道是黑暗的我还战斗，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光明，而是在黑暗之中。李泽厚的回答是"尽管梦中有痛苦，有紧张，有恐怖，但毕竟有希冀，有追求。"但梦的里面，梦的尽头是什么呢？用中国的民间语言回答"只有天晓得"。这一切正所谓是前路茫茫。
　　
　　四 曙光乍现。真的没有光？上帝的恩典总是用诸般的智慧加给人。有这样的两个人不能不引起注意。首先是北村，"重要的不是痛苦本身，重要的是为什么痛苦以及是否有摆脱痛苦的途径"曾为先锋作家的北村用自己的经历写出一条出路。1992年，是北村信仰的起点，也是他创作的转折点。在他的作品中关注人性中的苦难，无法摆脱的苦难将人"逼迫"，而信仰是必然的结果。终极关怀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实现。北村的可爱在于他用自己的生命、灵魂来写作，北村也用卡夫卡、卡缪的手法描写人心的挣扎、困惑、存在的荒谬，但他笔下的人物终会被推向皈依之路。他终于走向那条光明拯救之路，这是一条期待已久的道路，北村的价值不仅是在个体归主，而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从破裂到整全，从伤害到医治，这过程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知识界的需要，也是这个民族的需要。
　　另外是刘小枫，他的《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成为众多读者喜爱的书，也给中国的思想界打开另一思维之门。在八十年代末的大学校园让大学生激动的那本《拯救与逍遥》，"把哲思融入情感记忆之中，对自我命运和周遭世界做出最敏感最直接的反应"在精神空缺的年代，成为那代人抹不去的记忆。。"哪里没有爱，哪里就没有理性, 正是有了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人们才有力量去拒斥任何形态的虚无主义"这些言说似乎刘小枫特有的，形成他独特的魅力是他语言的编织能力，更是他语言背后的宽广的思想天空。虽然，他一直在变，从美学到神学，从神学到社会学，他一直像一个不安份的孩子，在摆弄着他喜欢的玩具。事实上，他试图在建立或是补充一块我们缺少的或是从未有过的宝藏。他梦想建立基督教学术文库，盼望在大学里讲神学。我更相信他会给中国的知识界起到了台阶的作用。
　　前两年，曾有一问题闹的很厉害--就是余杰提出"忏悔"的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为什么忏悔？向谁忏悔？怎样忏悔？这问题的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资源可谈论。谢有顺的答案倒挺吸引人"我们忏悔是因为我们有罪，忏悔的对象是上帝"。从《铁屋的呐喊》到《香草山》，这一心灵的轨迹能否帮助我们有一更好的思考呢？人性的反思是严肃的，"忏悔"的话题一定不是"忏悔秀"的需要，我相信他们的真诚。最彻底的了解必需要会到造物主面前。
　　对俄罗斯精神的关注，对其精神资源挖掘发现了信仰的基础。所以在"关于信仰问题的探讨"中，有人提出中国要走向信仰。面对民族的危机，来思想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的忧国情结也促使他们加深对信仰的好感。并且，个体不拯救，何从谈的上对民族、全人类的关怀呢？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判断呢？被传统扭曲的心灵，被现代、后现代所肢解的人性是我们流淌的血液哪！醒了的人一定是雄狮吗？路在延续．
　　五 修建家园。贫瘠的土壤，荒芜的家园，我们是手无寸铁的归乡者。两百年了！主啊！难道这地还继续杂草丛生吗？上个世纪初，将皇帝从紫禁城赶出去的人，能否劈开荆棘路，在这个世纪初，将这古老的土地带到祝福的流奶与蜜之地呢？如春雨滋润，如潮水涌流，如烈火熊熊将这地的百姓带回神的心意呢？盼望号角响起时，有一支大能的军队在前行，这些人是谁呢？有一天，秋风四起，在铺满落叶的林荫道上会走过这样一些人，洋溢着内心的喜乐，爱的坚忍使他们无所惧怕，他们知道从哪里来，他们也知道往哪里去。环顾四周已是生机勃勃。
　　面对中国，总有不少的人描绘着他们的盼望，我也不例外。我想中国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在大复兴中会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会从“旷野的呼声”走到““涌动的潮流”。每一次的复兴来到之先，必定有理论为先导，理论是每一个历史中转折点的关键。中国的教会要走向复兴也会一样。为什么？
　　首先，福音在中国的文化中需要被诠释，神的道在每一个文化中被表达的形式、语境是不一样的。初期教会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突破重围走向辉煌也需经过这个过程。中国人有着自己传统的文化，这颗几千年的老树种在人心中已是根深蒂固，你可以将树干砍掉，却很难将根系拔出。此根不除，对福音理解或接受总是畸形的。圣灵的引导、充满、浇灌、更新，会给教会有权柄赶鬼、医治病人，同样也会给教会将纯正的真道解释明白。道对心灵的更新，理念的调整首先需要道被解开。因此，教会不会以“无学问的小民”自居，而是，各种恩赐配搭服侍。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将会被兴起，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承担此重任。
　　其次，基督教入华将两百年，李提摩太的路容易被人忽视，戴德生的路成为教会的传统。福音传的给人感觉很狭隘、保守，但是很纯正，这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大祝福。到今天，我们反思，发现有一个大缺陷－神在历史中给圣教会的伟大传统未能衔接上。故此，教会需要真正的神学思想建设。一方面，使教会有丰盛的活水供应，使信仰能指导生活、进入生活，使人活出基督，在真理中的自由。另一方面，能抵制各种似是而非的假道理。这样，中国教会需要基于整个教会的传统，继承神在历史中的祝福，才能更好的前进。
　　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有着类似初期教会的问题、挑战。我真的盼望中国的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能承担古教父的重任。有纯正的信仰、良好的教育、圣洁的生活、美好的灵性，也有着神给的异象，把十几亿同胞装在胸中，放在心上，如保罗、摩西为他们的骨肉之亲献上恳切的祈祷。这不是在期待，而是这一天已经开始。家需要修建，归回的儿子承担起“长子的名分”，明天岂不是正朝着神的引导的路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