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１９２３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姻缘出世，谁不当有此一念耶？”
　　在我看来，中国20世纪从王国维、鲁迅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无疑也属“一大事因缘”。 而且，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只有由此入手，美学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只属于自己的问题，也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学科自身的美学定位。
　　至于我与生命美学的渊源，则应该从1984年说起。1984年的12月12日，是我28岁的生日。也就在那天的晚上，在中原寒冷的冬夜中我写就了一篇美学札记：《美学何处去》，后来，这篇美学札记发表在《美与当代人》1985年的第一期上。就在这篇美学札记中，我写下了我最初的美学思考：“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学成了“冷”美学。美是不吝赐给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偏偏是理性的富有和感性的贫困——美的贫困。”“‘冷’美学是贵族美学，它雄踞尘世之上，轻蔑地俯瞰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冷’美学是宗教美学，它粗暴地鞭打人们的肉体，却假惺惺许诺要超度他们的灵魂。”“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因此，美学有其自身深刻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它远远不是一个艺术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文化的问题，一个‘生命的自由表现’的问题。”
　　当然，最初的生命美学之路并不平坦。一开始是被不屑一顾，后来是被某些“左派人士”作为“自由化”的言论予以大肆讨伐，直到1994年，借助于扬春时先生对于实践美学的公开批评，生命美学才以“后实践美学”的同路人的名义正式走上美学的前台（尽管从时间上看要比它早将近十年）。在此之后，又是连续几年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激烈论战。而且，迄今为止，这一论战还尚未结束。令人欣慰的是，在近期出版的几部由著名美学专家撰写的20世纪美学史中，生命美学均已被作为20世纪的“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并“有其独特的贡献”的几种“美学框架”列入其中，这，或许可以被看作对于生命美学的历史地位的一种肯定。可惜的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因为尽管生命美学已经在学术界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是它所带来的深刻内涵却到现在也仍旧无法为人们所准确理解。例如美学与个体生命、绝望、神性、悲悯、仁慈、爱心、自由超越性、生命本体论转向、超主客关系、超知识框架的关系，以及美学与中国美学传统和西方当代美学的关系，等等，都至今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然而，离开了这一切的生命美学还是生命美学吗？我很怀疑。
　　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中国人的坚硬、冷漠、黑暗、自私、粗糙的心灵有关。悲悯、仁慈、爱心之类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从来就没有孕育、滋生，更不要说开花、结果了。我们在精神上站得太低，面对欺骗、倾轧、掠夺、凌辱、残杀、罪恶等种种丑恶现象，我们只能是或者卑怯地躲避，或者无耻地参与。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我们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尊严、高贵、正义、善良，已经被阴谋、诡计、巧取、豪夺所取代。在近代，情况尤甚。有人说，在近代历史上有两个民族的命运最为痛苦，一个是犹太人，有灵魂而没有家园，一个是中国人，有家园而没有灵魂，信然。在２０世纪的世界，我们始终是一个文化上的侏儒和精神上的侏儒。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之中，悲悯、仁慈、爱心更不可能孕育、滋生、开花、结果。而没有悲悯、仁慈、爱心，我们的心灵就永远是世界上最最恶毒的地狱，我们所看到的，也永远只是黑暗——即便有机会看到光明，那所谓的光明，其实还是黑暗，甚至是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同样，没有悲悯、仁慈、爱心，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理解生命美学，不可能理解中国20世纪从王国维、鲁迅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这一“大事姻缘”。
　　为我所深爱着的将苦难的深度与爱的深度等同起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而冰心则用充满悲悯的笔触为世上饱受苦难的“畸零人”绘下了一幅心灵的肖像：
　　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
　　醒时犹自呜咽，
　　因这遗留的深重的悲哀，
　　这一天中，我怜恤遍了人间的孤独者。
　　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
　　醒时犹自呜咽，
　　因这相形的浓厚的欢乐，
　　我更觉出了四周的亲爱。
　　生命美学正是与这些人同在。生命美学只与悲悯、仁慈、爱心密切相关。对于那些灵魂高贵、精神健全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即使承受痛苦、担当患难也始终洋溢着人的尊严、喜悦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由衷地爱人类、爱生活的人来说，生命美学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就我而言，也是如此。走近生命美学，最初与其说是出于理论的学习，远不如说是出于生命的感悟。80年代初，我天天阅读的都是西方黑格尔、康德的知识论美学和中国朱光潜、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的著作，但是正是内在的生命感悟，使我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尤其是这几年所遇到的许多奇奇怪怪的卑鄙、龌龊，反而更使我时时与悲悯、仁慈、爱心同在，因此也反而使我更领悟到生命美学的奥秘。那个首先倾听上帝而不是谈论上帝的卡尔?巴特描述自己写作《罗马书注释》一书时的心路历程时说：“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沿着教堂钟楼黑暗的楼道往上爬的人，他力图稳住身子，伸手摸索楼梯的扶手，可是抓住的却不是扶手而是钟绳。令他非常害怕的是，随后他便不得不听着那巨大的钟声在他的头上震响，而且不只在他一个人的头上震响。”（巴特：《罗马书注释》）这，也是我将近20年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因此，只有悲悯、仁慈、爱心，才是生命美学的温床，也只有悲悯、仁慈、爱心，才能使平庸的美学论坛重获尊严。舍斯托夫在他的堪称临终绝唱的《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一文中说：“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的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确实如此！
　　展望新的世纪，生命美学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美学传统的再阐释、西方美学传统的再认识、西方现代美学的再接受、当代审美实践的再考察以及美学基本理论本身的再建构……宏观的、微观的、比较的、理论的、个案的……等等、等等。本书所着眼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美学基本理论本身的再建构，其中的着眼点则是：美学的智慧。因为，在长期的美学论战之中，我发现：尽管美学的种种看法可以截然不同，甚至无法通约，但是其中所体现的美学智慧却应该是共同的。那么，与其把精力消耗在种种美学看法的论战之中，不如进而探讨在生命美学的背后所体现而出的深刻智慧（所以明人冯梦龙才会在所编《智囊》一书序言中说：“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应该怎样研究美学？美学的起点应该是什么？美学的人学背景应该是什么？以及美学的内在取向与提问方式又是什么？或许，这应该是推动美学进步的一种可资借取的方式？于是，就有了读者所看到的这本书。不过，我要声明，这本书像我所有的书一样，首先还是写给我自己的，“为什么一定是生命美学？”这就是我在本书中逼迫我自己来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显然，只要所遵循的美学智慧是正确的，那么，走向生命美学也就是“一定”的。同时，出版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奢望：为了给作为西方的“大事因缘”的理性主义思潮护航，西方曾经有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以及培根的《新工具论》的相继问世。这无疑是必须的。然而爱因斯坦却惊叹：中国没有这一“工具”，为什么竟然也能够深刻地思想？这“惊叹”给我们（至少是给我）以深刻启迪。离开了西方所提供的这一“工具”，生命美学将如何深刻地思想？在本书中，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为新世纪生命美学的对于“新工具”的呼唤发出最初的呐喊。
　　必须说明的是，本来我并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书。近年来，围绕着“为天地补‘神性’”这一中心，我日夜与中国的《山海经》、《庄子》、古诗十九首、魏晋玄学、《世说新语》、陶渊明、李煜、禅宗典籍、苏轼、李清照、李贽、公安三袁、曹雪芹、王国维、鲁迅以及西方的《圣经》、奥古斯丁、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对话，希望从上述美学历史谱系、精神资源的“一线血脉”中寻找一条重新理解美学与美学历史并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然后准备继《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之后再写一部有关生命美学的专著——《生命的悲悯》。我并且对这本书寄予着厚望。但是去年三月从美国回来后，我转入南大新闻传播学系工作，美学研究暂时成为业余，此书自然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恰在这时，我的母校郑州大学希望出一套美学方面的丛书，于是，我从已经完成的文稿中挑选了一部分，加上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编成了这本小书（《生命的悲悯》将俟来年另行出版）。
　　希望我的妻子和女儿能够喜欢这本书。1998年，在《美学的边缘》一书的后记中我就说过：或者“愧对良心”，或者“愧对妻女”，除此之外，实在别无选择。而现在，为了我的“愧对”， 除了仍旧要说“实在别无选择”之外，我还要对她们说一声：谢谢！
　　当然，我还会继续不懈努力。为自己，为妻女，也为生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