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影像
　　我生长在中国的天津市，父母早年由山西省迁来。由于外祖父母一直生活在山西，他们每年都给我们邮寄山西的特产，及外祖母亲手制作的鞋子。母亲常常谈一些外祖父母的事情。我外祖父是个读书人，早年信了上帝，在省城读书时，常常把钱物送给别人，自己有时分文不剩。
　　尽管母亲没有能给我们讲更多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我们已知道了上帝是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仰上帝的人有爱心，好施舍，信上帝的人是好人。
　　初中没读完，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城里的学生不能安排升学或就业，就只有下放到中国的边远农村，美其名曰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下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在内蒙期间，外祖父来内蒙古探访亲友，我就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天。我向外祖父问了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从外祖父那里得知，世界及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凡信上帝的人死后要上天堂。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位信仰上帝的人讲天堂，以前我概念中的天堂，就是共产主义，那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外祖父讲，天堂是个极其美丽的地方，地面都是用黄金、宝石铺的，上帝和耶稣都住在那里。这就是我在廿岁前对上帝、耶稣、天堂、基督教，仅有的了解。
　　
　　斗争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读中学。我们平静的学习生活一夜之间就变得热闹非凡。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校里，学生们可以随意质问、批判、斗争，甚至关押他们一贯敬畏的老师及学校领导。
　　在批斗时，如果那些人“不老实”，学生们就随手操起棍棒或其他物品殴打他们。我曾亲眼见到学生们，把一位高大的老师打得倒地呻吟、站不起来，皆因这位老师的父辈，在国民党那边工作过。
　　人与人之间也常常互相揭发，谁说过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不忠的话。昨天的朋友、同事、领导以至亲戚，转眼间变成了敌对面。“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好的），开始斗争那“百分之五”的坏人。
　　这个比例虽是基本不变，但今天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中，明天说不准就有谁，会被划入百分之五的坏人中被人批斗。人们斗啊、斗啊，为的是保卫毛主席，为的是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的是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人们被批斗的各种证据，到后来被证实，基本上都是莫须有的。连国家领导人被打倒的证据，也都是被人假造的。原来，那么多人是用编造的谎言，做为斗争他人的证据！却害得多少无辜的人因而遭到迫害！
　　我家离海河不远，在文革闹得最激烈的那段时间里，仅我家附近的那段河岸上，每日被打捞起的死屍，就经常列成一大排。听人说，这是经不起批斗，“畏罪自杀”的坏人。
　　我经常看到手持各种武器（以砍刀为主）的造反派，乘坐数辆卡车，高呼著“革命”口号，要去踏平另一造反派组织。看那气势汹汹的架式，其恶斗的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多数的好人，打倒少数的坏人，比例是九十五比五。人们一斗就是几年，物资供应越来越差，很多种生活必需品，都凭票证供应了。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当时倡导的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同许多人一样，把高压及斗争，当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一种简单易行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在学校停课闹文革，直至下乡这段时间里（1966年-1969年），我几乎终日无事。为打发寂寞，我便参加了由社会上无业人员组成的团夥（政府称他们是流氓团夥），整日闭逛，有时练练拳脚，也时常与其他团夥打斗，胜者为王，败者上贡。
　　这逐渐养成了我遇事喜欢选择简单、强硬手段来解决的习惯，对外人、对家里人都是如此。
　　及至下乡及工作期间，为使自己不被他人欺负，我更是采取较强硬的手段，处理与他人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以武力解决问题。工作中也常常无视领导，无视规章制度，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更是采取激进的手段解决问题。
　　我时常和单位领导理论，甚至出口大骂他们。在单位中，同等条件下分配住房，我必须要最大、最好的，奖金我也从来是领最高的。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爱人也必须比众多其他人提前调入......为保护自己，单位领导遇到像我这样强硬派时，也就息事宁人。人们送我外号“老二”，因天是老大。
　　
　　人岂能胜天
　　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我从内地的一所大学，调到海南大学工作。海南办大特区，经济火爆，学校里也办起各类公司。为加强对众多公司的管理，学校成立了总公司，我被任命为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
　　以这个公司为基础，我又动员了国家教委及国内的数间知名大学，创办了“国际科学园”，我出任总经理。我当时雄心勃勃，要在经济领域里大干一番，力争当个经济强人。
　　海南火爆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各项工作都还顺利。我一时春风得意。由于当时收入较好，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也不很检点。
　　我深信毛泽东所讲的：“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过多地依靠自己的能力，硬冲硬闯，想靠自己打出一片光明的天地。所以，当时我们购买了大片土地，进行了规划设计，开始了国内外的招商引资，并筹备发放股票以筹集资金，大干一场。
　　对海南过度的宣传，及政界人事的变化，促成了海南的泡沫经济。后来中央政府一道命令，抽回全国各地投到海南炒房地产的大量资金（主要是内地银行的贷款），于是海南火热的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整个海南经济一落千丈，几乎陷入绝境。
　　人的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一切美好周密的策划都难以实施，精明的企业家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尽管政府一再宣传，这不是经济整顿，仅仅是一次刹车。但从那时起，几年时间里，无论怎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或增加投入，都无法挽回下滑的经济，好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旦起动就难以停止，只有耐著性子玩完这一轮。
　　我们公司为开发区，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本来有众多要入园与我们合作的专案，此时都决定不来了。我们购买的土地，想转手时即使价格再低，也无人问津－－以前可是有购地合同加上初步规划图，就可出售。公司其他的几家实体也是入不敷出，几经改进也难以坚持下去，索性停业。
　　绝大多数来海南的投资者都兵败海南，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纠纷，暴露出大量互相欺诈、不守信用及行贿受赂等案件，几乎没有哪个老板未吃过官司。当投资者们纷纷离开了海南时，我开始怀疑个人的能力，首次体验到，人的能力有时是多么有限。
　　
　　特别的葬礼
　　1988年我校临时聘任的一位教授，因在白沙门救人溺水身亡。我参与处理后事，死者亲属说，死者及其全家都是基督徒，希望能按基督教的方式办理后事，别无任何要求（我们原很担心，死者亲属会提出各种条件，要求补偿）。
　　我找到海口市盐灶路的一座教堂，同那里的长老讲了我们的要求。当时已近中午，在场的一位传道人，立刻带我去找一位已年过七旬的退休牧师。老牧师正在吃饭，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即刻放下饭碗，同我们去火葬场（有二三十公里路程）。
　　按基督教的仪式办完葬礼、火化尸体后，已是下午五点多钟。老牧师与老传道人为此已忙碌了整整一下午。我问他们需要付多少钱，他们说不收钱，因这是为弟兄服务。我甚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遗体存放、整容、火化等服务，除收取各样应收费用外，还要送给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很多工作人员的家属，每人一个红包。据说，如不按这种规矩办，他们就可能刁难死者亲属。
　　当天晚上，老传道人又骑单车来到死者家中看望他们，并带来了一些信仰的小册子送给我，邀请我有时间参加教堂里的聚会。
　　在处理丧事的过程中，几位基督教信徒的为人处事，与一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尽管我当时还并不十分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但我因感动，乃答应今后有时间一定去参加一下聚会，体验一下基督教的真谛所在。
　　几年后，我女儿首先信了主。尽管我当时的生意非常忙，且出于对基督教的好感，我时常接送女儿到教堂，有时也进入教堂里面坐坐，体会一下氛围。然而，我还不想接受主，因当时教会公用圣经第一页印有“十诫”，我实在不愿意接受十诫对个人生活的约束。
　　
　　萧条与收获
　　1995年，我女儿去北京上大学，我太太也到外省长期公出。而且，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我们公司也难以经营，处在半停业状态。于是我有了很多空闲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人的能力为何如此有限？人与人之间为何如此自私，为实现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一直接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提法）等。因心中有强烈的感动，便于1996年开始上教堂参加聚会。一直坚持下来，成为了一名慕道者。
　　教堂中的礼拜活动，深深吸引了我。每当唱圣歌时，我时常被圣歌的歌词及动人的音乐所感动，有时竟热泪盈眶，而唱不出声来（我是极不容易落泪的人）。尤其那首《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章），更是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什么。慕道几个月后，老牧师带我做了决志祷告，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要不是经济大萧条，我可能会因工作繁忙，不能如此全身心地参加教会的活动。真可谓是人到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本来认为，闯海南遇上经济萧条，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自认倒楣。此时明白，其实人得救，得著新生命，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远比世俗的成功宝贵的多。
　　我在聚会中结识了很多弟兄姐妹，我也参加了一些小组查经活动。如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会在当天，就去弟兄姐妹的家中请教。通过主日听道、查经、与弟兄姐妹的沟通，使我懂得了：上帝就是爱，基督教本质就是爱，是无条件的爱。(要是人人都有一点爱心，文革中发生的以整人为快、甚至以整人作为个人“进步”的阶梯的可悲局面，就不会出现)。
　　我也明白了，人的能力，在大能的上帝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有限。名利也是那么靠不住。海南曾有多少知名企业家（例如全国十佳企业家），转眼间变得一文不值，更有的为躲债，东躲西藏。
　　只有事事依靠大能的主才是唯一的出路。《诗篇》111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即使你成功了，你也会觉得是虚空的，正如辉煌一时的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描述的那样。
　　
　　巨大的改变
　　信主使我改变了生活习惯，对人有了包容和爱的心，发怒减少了。这正如《提多书》3：5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著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我很快地改掉了酗酒的恶习，戒了烟，与异性的接触也变得纯洁。其实，我的良心一直希望我过圣洁的生活，尤其在子女面前。
　　我终于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我的改变，正如《撒迦利亚书》4：6 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大能，使我完全更新。
　　与我最贴近的人，最能感触到我的改变。我太太起初在外地听到我信主，她不大相信，她觉得我的性格（胆大包天，我行我素），属不会信主的那种人。但见到我身上果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信了，而且也信了主。她并且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海南。
　　如不是我们双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夫妻的关系可能会解体，因长期的两地生活，及我们性格上的分歧，已使我们夫妻感情日渐淡化。当周围的许多夫妻，把一点小理由都当成分手的藉口时，我们夫妇却因有基督的爱，在主里化解合一。
　　2000年，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全部活动由几位原新加坡人主领。其间，一位牧师同我进行了较长的沟通。他说：愿神使用张教师建立更多的教会。他说这话时的那种眼神和认真的态度，使我很惊讶，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问题：如神真的要让我专职事奉他，我怎么办？
　　在2001年初，我太太开始读神学的函授课程。我发现她领回的教材内容很好，我也就做了陪读。在2001年底，我已读完了一至二学年的课程（全部课程为四学年），当初我读神学函授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资讯，充实自己的知识面，从没想过将来要全职做主工。
　　2001年底，我在一间以英文讲道的教会聚会半年后，那里的带领人对我讲：我们早就计划改成中文聚会，以便让不懂英文的人可以参加聚会。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人，我们为此已祷告很久。我们已有感动，我们认为你就是我们祷告中，向神所求的开设中文聚会的工人。我说让我祷告一周再做答覆。
　　祷告了几天，没有不平安的感觉，于是我就在那个教会里开设了中文聚会。第一次仅有不足十人参加，由于神的恩典，一年多后，已发展成目前的有两场主日敬拜，还有孩子的主日学，以及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聚会。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异象，是向在校大学生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的学生信主－－海南大学有一万多名在校生，来自全国各省，信主的学生毕业后，可把福音带到全国各地。
　　只是遗憾的是，当初有些为了学英文而参加的人，在英文聚会取消后，就不再参加任何的聚会。这是到一个正在普及英语的国家传福音事工中，应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
　　
　　平均九十分
　　一旦开始了服事，就发现自己的装备不足。教会发展很快，我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可神却推著我往前跑，不让我停下。没办法，祷告吧！并抓紧时间装备自己。那段日子，我每日要读大量信仰根基方面的书籍，填鸭式地充填自己的不足。
　　当我读完神学函授头一两年的课程后，那间神学院又开始了硕士课程。硕士课程的教材设置很吸引我，如：基督教释经学、当代神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领袖生命的塑造与成长等。我都很想学习。按学校的规定，凡受过高等教育的教会带领人，都有资格读硕士学位。
　　我如继续读我已开始的学士学位，就要读五十多门课程，而且还要写几十篇文章，每篇文章要求几千字。但是学士学位所设立的课程，对牧养教会是非常实用的，除了要系统地学习圣经的各卷书外，还要学习：教会管理、教会历史、异端邪教研究、讲道学、教会音乐、小组学、主日学、系统神学等。而学习这些课程，也是做教会带领人所必须的。
　　我于是决定，先认真把学士的五十多门课程读完。后来证明，那对我服事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感谢神！他不让我在事奉上有缺乏。由于学士学位最后几门课程尚未编印出，我现在又开始了硕士课程的学习－－一旦学士学位的最后几门课程编出，我还是要把它完成。虽然要多付出一些精力，但这对教会的服事工作，是十分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