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网刊 | 第十一期 | 2004年1月]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文革忏悔录之九

范学德

  
  我是听着〈东方红〉、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从一开始会听歌,我就听到到处有人唱它。听多了,那曲调和歌词就都熟悉了,有时就跟着哼哼唱,唱来唱去,就会唱了。我上小学时,教音乐的女老师教我们唱歌,最早学的就有〈东方红〉。她在风琴上弹了一遍曲子,全班五十多个同学就都高兴地唱了,从头唱到了尾,没有走调的。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
  〈东方红〉一开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歌,在广播中能听到它,集会中大家一起唱它,早晚两头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的开头,播送的还是它。
  有一年,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上面通知我们,晚上要集合起来,收听卫星传来的信号,当然了,听到的是〈东方红〉。一听到那熟悉的乐曲,我激动得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想想,从天上都传来〈东方红〉了,这是何等伟大。和当时的报纸在宣传所使用的词汇一样,我也高兴地说:〈东方红〉的乐曲响彻云霄,传遍天下,或者,传遍五洲四海。当时也没细想,是怎么传遍天下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在晚上举行隆重的集会,一起来收听从天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谁要是不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就这样,听了二十多年,唱了二十多年,这〈东方红〉慢慢就不是一首歌曲了,它简直成了“神曲”,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一唱起它,自己不但有了幸福的感觉,连神圣的情感都从心底冉冉地升起,升到最高处,就流眼泪了。
  之所以说〈东方红〉在我心中成了“神曲”,是因为后来唱它时,我把那歌词都给改了:“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中的第三人称“他”,变成了第二人称“你”;“毛泽东”则由“毛主席”所代替;至于复数的“人民”,则成了单数的“我”和复数的“我们”同用,或者交替使用。这样,就有了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赞叹:毛主席啊,你是我的大救星,或者,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个公式,集中地概况了我二十二、三岁之前的信仰。这信仰是对一个神的信仰,毛泽东,就是我心中的神。
  九九年前后,有朋友从大陆探亲回美,捎回来了几盘录音带,说是时下正在大陆很流行,叫什么红太阳,就是把当年一些歌唱伟大领袖的歌曲,以现代音乐伴奏,用新的方法唱出来。将近二十多年没听过这些歌了,以为早把它们忘记了,没想到,虽然调子有点不对头,全无昔日唱它们时的神圣和庄严,但那歌词还是那么熟悉。只是它在心中引起的感觉,不再是当年的热情澎湃、热血沸腾,而是哀痛,是嘲讽、是忏悔。是心灵的自我拷问:你是怎样参加造神运动的,又是怎么样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神坛?
  我首先想到了我们家贴的那张毛泽东的画像,全国上下都尊称为“主席像”。那大概是毛泽东五十年代初期照的,挺年轻的,还面带微笑,不像我后来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么老。主席像被贴在了我们家中最显眼、最重要的地方:南面那块大山墙的正中央。它正对着里屋的门,无论是谁,一推开门就能看见,当然了,得仰视。主席像不能贴在人的视线可以平视的地方,更不能在低处,得在高处,正中央。
  从我记事时起,早上一睁开睡眼,或者一推开里屋的门,仰望的一定是主席像。
  我天天都能看到主席像,有时,还特意站在主席像面前,虔诚地仰望,望得都入了迷。一是毛的那双眼睛,怎么看,都觉得怎么伟大,它们能把什么事情都看透;再就是毛的微笑,我什么时候看他,他就什么时候向我微笑,而我形容这微笑的词汇也一直是“慈祥的微笑”。这微笑带给我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并使我坚信毛是非常善良的。毛的鼻子没有对我造成什么轰动的效应,虽然我也听邻居们说过,那是通天鼻,或什么鼻子,我没有留意。我留意的是毛下巴上的那颗大痦子。老邻居王婶和于婶都这么说,你一看就知道毛主席是贵人相。你看那个大痦子,就是有福气的人。贵人相是什么?她们没有细说,我也不懂,但似乎与痦子有关。
  听到这个说法后,我认真地照过镜子,仔细地研究了我的下巴,什么也没有,连胡子也没长出来。我又在心里数算了一番,的确,我认识的人没有这样的脸,更没有在这样的脸上的这样的部位上长这样的痦子而且这么大。王婶她们还有名言:毛主席那是谁啊,要是在过去,那这就是真龙天子。这就使我观看主席像时增加了更多的神秘感。
  连毛的名字也大有讲究了。一天,隔壁的康婶的一个朋友拿来了一本书,线装本的,黄乎乎,破破烂烂的,说叫什么巧联神术,怎么写我也不清楚。说,一查名字就知道人一生的命运。说,她们查了毛的名字,二十八划,是真龙天子下凡。说,还查了蒋介石的名字,差了一点,因为缺水。我很震惊,赶快算了一些比划,毛泽东,是十七划嘛,怎么成了二十八划?她们说,是按照繁体字查的,只要繁体字的才灵。还有这一说。
  到后来,不止是毛早成了神明,就连主席像也被神气所笼罩了。比喻,主席像旧了,要去新华书店买一张新的,但不能说买,得说请。比如,我们家换下来的旧画像弄到哪里去了,是个谜,大人不让我们小孩子知道,是父母亲自操办的。
  孩子呵,你们要热爱毛主席,这是父母很早就对我们进行的启蒙教育。他们时常对我们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要不,哪有我们穷人的今天。具体是怎么回事,父亲没细说。母亲倒是说了一点,说她一小要过饭,说她直到二十六、七岁才穿上一条新棉裤。东北的天冷,冬天不穿棉裤受不了。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家也穷,但有房子住,有口饭吃,孩子又省心,父母知足了。何况父亲对生活的期望本来就不高,他老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了要是有碗粥喝,我哪怕就是腿一蹬,也放心了。
  主席像看得越久,我就越来越觉得毛伟大。伟大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简直都不敢想象他是一个人了。七、八岁时我曾经想:毛主席会像我们这样上厕所吗?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会,怎么可能有脏东西从伟大领袖的肚子里出来呢?但又不十分肯定,难道毛主席不吃饭吗?想不明白,但又不敢问大人,在心中憋了好几年。直到后来看到了毛的几个警卫员写的回忆录时,才相信了,毛也有方便一下的需要,并且,还在野外方便过,跟我们农民的习惯很像.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敢想象的,那是在我懂得了男女之情后,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怎么可能和女人睡觉呢?那时连样本戏中的女主角,一个个都没有男人的,那么像毛这样伟大的男人,怎么能和女人睡觉呢?我的结论当然是不能.但这个结论马上又被自己否定了.如果他不和女人睡觉,他的孩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不明白,也还是不敢问。
  为什么画像中毛的微笑对我会显得那么亲切呢?现在想起来,这也许与我父亲大有关系。我父亲是我们家中的皇帝,什么事都得他说了算。他对孩子一直很严厉,很少对我们笑。他打我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并且往死里打,还不许我们哭。所以,我很怕父亲,恨不得离开他越远越好。好在父亲是在外地工作,一个季度才回家住上五、六天。
  于是,当我凝视着毛的画像时,我就渐渐地把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那上面去了。我渴望一个爱我的慈父,虽然我羞于用爱这个字眼。这,也许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移情作用吧。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天下有这么个大名人,就是知道了,我也会自然地把他看成是敌人,而凡是敌人所说的,就都是胡说八道了。
  爸爸的脾气很坏,说发火就发火,并且一发就不可收拾,于是,我越看主席像,就越觉得毛主席无比地慈祥,因为他从来不对我发火,无论我什么时候看他,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都只有慈爱。父亲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时,很少笑,老是绷着个脸,就是照全家福,摄影师那么叫大家笑一笑,他的嘴唇还是闭得紧紧的,不笑。于是,毛的画像上的那一个微笑,,对我来说就显得无比地宝贵了。我多么渴望父亲能这么样地对我们微笑。父亲有一件遗憾事,就是他没有上过学,他说他是大老初,斗大的字不识一簸箕。于是,我看到毛泽东选集就有四卷,并且,全中国就只有他的书能成选集,并且,他还会写诗歌,毛主席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没有一件事是他不知道的,毛无所不知,我就认定这一点了。连毛会游泳,并且是在长江中游,游了一个多小时,这都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别说我不会游泳了,就是老父亲我也没看到他会游啊,还有什么是毛不能的呢?没有。
  毛这个偶像,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在我心中建立起来的。
  刚上小学的时候,雷锋死了.毛泽东为他写了个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呢?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题词,在我心中留下的就是两个字:听话.当然了,听毛主席的话.不管毛说了什么,我都要听,因为他的话不会错,句句是真理.
  而这个听话观念的确立,也有着深刻的家庭基础。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听话。好孩子就是听话的孩子。凡是父母说的话,就该听,就是错了,也得听。更何况,父母的话从来就没有错。父亲打我时,嘴中常说,我看你还听不听话!你再不听话,看我不打死你。这一切,都不能不在我心灵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父亲打我,说我不听话,我有时真不服气,因为在我看来,父亲的话有时有点不讲理,像他那么往死里打孩子,还不许孩子哭,我就暗暗不服。但我想,毛的话是永远不会错的,我一定要听。其实,毛都讲了什么话,我七、八岁时根本不知道。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建立起来了一个心理机制:听话。
  一九六 四年,母亲所在的生产队开始了新的政治运动,叫什么“四清”,母亲也没说清楚要清什么,我就更不明白了。但母亲说的有一点我明白了,就是为了搞好这场政治运动,上面来的干部告诉社员,必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回母亲犯愁了,她可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人。怎么学呢?
  于是,我就帮助母亲扫盲了,教她写字。那时,母亲是在生产队的托儿所带孩子,而托儿所就在我们家。等到母亲把孩子都哄睡了,我也放学了,我就教母亲写字。先教母亲拿笔。母亲说她是干活的命,这手里拿把锄头还能玩得转,可这笔杆子,就是不听使唤。一使劲,就把铅笔芯弄断了。我教的第一组字就是:毛主席万岁。教了几天,毛、主、万这三个简体字,她总算照葫芦化瓢,描下来了,可席与岁两个字,怎么也写不好。并且,写一会儿,就说脑袋都快要胀开瓢了。要不,就是哪个孩子醒了,赶紧去哄孩子,算了。算了,以后再学吧。
  结果,我前后教了一、两个礼拜,那五个字,母亲还没学会。我也只好放弃了。当时我非常遗憾,我是多么渴望母亲能识字啊,这样,她也可以读毛主席的著作了。但是,母亲在这方面就是不行,有时,生产队开会学习毛著,母亲在墙角坐着,还打嗑睡。我知道这不是她思想落后,但为什么呢,我不清楚。她说是干活太累了。
  就这样,早就文革发动前的三、四年,我在心理上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心理的机制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毛就是我心中的神;第二,听话,听神的话.
  毛主席,就是我的上帝,这是现在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大救星。虽然,我排斥上帝的观念,但我关于毛的一切想象,都是在想象一个神。林彪称毛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伟大舵手。我认为就是这样。毛是天下最善良最英明的人,又是天下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不明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毛无所不知、无所不善、无所不能,他就是神。
  于是,〈东方红〉唱了近十年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变成了我心中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他是我的上帝、我的大恩人,我的大救星。
  红太阳在我心中升起来了,我就虔诚地跪下来了。并由此确定了人生的准则:就像报纸上所宣传的一个模范人物所说的那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这样,我的罪孽就深重了,因为我把人当成神来崇拜,并且在自己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祭坛,而在这个祭坛上我献上的不仅是对毛的一片忠心,并且还有一个大脑,一个放弃了自由思想的大脑,一个被人任意灌输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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