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已进入了理性的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的更新时，应当把这个事实当作前提。严格来说，传统文化在批判理性的冲击下已经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即使在儒家复兴，佛教改革的口号下，人们还是以理性批判的角度，择其所好，斥其所恶。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积淀，它对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培养虽然仍然有深远影响，但已经无法起主导作用。在理性批判之下，它本身被动地处于重构过程中。
　　我们也注意到，人们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批评理性主义思潮，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理性崇拜。一般来说，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人们往往简单处理这里的问题。从逻辑上看，理性崇拜和理性批判是矛盾的。批判和崇拜不相容。于是，人们得出结论，理性崇拜不合乎理性，因而必须放弃。不过，从另一角度看，由于理性批判以理性崇拜为基础，因而理性批判对理性崇拜完全不适用。崇拜是超越任何批判的。这一点认识，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为了对这一事实有深入地了解，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当代中国人是怎样走向理性崇拜的？儒家文化中的重视经验，传统和教育的倾向是和理性相合的。但是，在儒家传统中，批判是不受欢迎的字眼。实际上，当代理性崇拜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通过五四运动的推广而形成的。它已经根植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中。换句话说，它不是所谓思辨的产物，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不能不回到我们百年来所经历的历史中，去体验我们的终极关怀，考察这一关怀在理性崇拜中所得到的满足和欠缺。并在这一基础上，我想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讨论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1，批判理性的兴起和信念更新的要求
　　
　　现代中国文化史有两个事件是决定性的，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导大陆思潮数十年。无论是拥护者还是批评者，如果无视或看轻这两个事件，必然使自己远离中国的当代文化运动，并且无法参与中国文化的更新运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分析一下这两个事件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终极关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揭示现代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分析过去几十年来人们在追求满足这个终极关怀的过程中所闯入的误区，无疑将帮助我们清除许多自造的幻觉，认清自己的处境，从而能够开阔心胸，接受新事物，进入真正的创造过程。
　　五四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更新中国文化。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要更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几千年持续不断，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持续性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持续”并不是固步不前。在宋明理学中的新儒学思潮中，持续和更新互为一体，并无冲突。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旗帜时，追求的是中断性的更新。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有更新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要中断传统呢？这一中断性要求来自什么样的情结呢？
　　人的生命驱动归结起来有两个动力源，即，现实生活驱动和信念支撑驱动。儒家传统一直重视的是社会伦理治理，强调入世生活态度，因此，它所倡导的生命受到现实生活驱动。长期以来，这种入世的生活态度带来了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军事力量强大，并且恩泽邻邦。对于信念支撑驱动，儒家并不特别重视，倒是佛道两家坚持此道，认为人们该按照某种信念来生活，如相信西天极乐世界和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等。但这些只是儒家主流文化的补充而已。
　　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诚”字。当人以诚待己时，他就知道何为善，发现“食，色，性也”，发现孝（父母关系），忠（君臣关系），信（朋友关系）等等是他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道德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义”）。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不合于“义”的地方，有不足从而需要不断完善自己。人在现实世界生活，决不能如佛道那样，脱离现实，遁入空门。在儒家看来，只要我们能诚字当头，我们就能自我修身而平治天下；社会也就因此而安定，繁荣，强大。
　　这种以诚为本，修身立国，讲求现实的儒家生活态度造就了千年不断发展的文明大国。但是，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这种生活态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物质方面看，中国不敌洋人的经济军事力量。对于诚字当头的儒家文化来说，承认这个事实并不困难。于是，人们开始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些运动都是儒家文化所允许的。但是，这些运动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目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诚”引导人们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推动探讨加以解决。至于各种已定的信念，在“诚”字当头的生活态度里是可以调整，修正，乃至放弃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现实生活驱动高于信念支持驱动。但是，当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并调整现有信念体系以求解决现实问题时，信念之间的冲突救越彰显于世。在戊戌变法以及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信念冲突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这两场运动的焦点还是现实问题。
　　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的历史处境。一方面，人们先是遇到并努力解决中国与西方列强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进而发现我们自己需要做信念上的调整。另一方面，一批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学子带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信念。他们认为他们所学的能够成就信念调整的要求。这就出现两派对立：保守派和革新派。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力。人只能在自己的视野里理解事物。即使人们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但由于理解力上的差异，对问题的解决则背道而驰。因此，保守派要求从传统文化出发，“中学为本”，汲取西学的养分，调整信念。革新派则希望用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东西（因人而异）来取替现存的儒家信念体系。这便是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当然，在革新派阵营里，因个人所好不同，留学时从师不同，所信奉的信念也就各各相异。比如，陈独秀强调民主与科学，胡适和鲁迅等则倡导批判精神，其余的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从总的趋势上看，革新派压倒保守派。五四运动从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
　　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具有强烈的西化倾向，如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但是，我们追踪其中的深层动力，发现那真正有力量的乃是信念调整要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诚”是允许甚至是鼓励信念调整或更新的。但是，在五四运动中，“诚”的力度似乎不够。尽管当时的大儒梁漱溟努力鼓吹儒家文化能够满足信念调整要求，但长期以来只能屈居边缘地带。占据主导地位的乃是以启蒙为目的的理性批判精神。
　　严格来说，理性批判精神和诚字当头态度并没有内在冲突。它们都可以导致并促进信念调整和更新。但是，为什么人们只高举理性批判精神，并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呢？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社会的信念调整要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起源于外来的压力。西方列强倚持其先进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再打败自以为是的泱泱大国—中国。中国人原先并没有任何冲动去调整信念体系。但是，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即抗衡列强，中国人被迫检讨自己的信念体系，并要求予以调整乃至更新。这一被动性给人们造就了这一印象：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能力更新自我。当然，当代新儒家的讨论指出，这个印象其实是错觉。无论如何，作为历史事实，这一印象在五四运动期间是普遍的。因着这个印象（或错觉），人们拒绝在儒家文化内部寻找更新信念体系的力量。相反，由于政治上的诸多原因，人们进而认为儒家经典教条乃是阻碍信念更新的绊脚石，因而要打倒孔家店。
　　还是由于这被动性，人们转向西方文化，企图从中寻找更新力量。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思想界乃是理性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从启蒙理性，到批判理性，并进入分析理性，西方思想界崇拜的力量正是主体理性。科学发展需要理性的研究，民主政治需要理性的判断，思想启蒙更是需要理性批判。于是，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其中的批判性就被高举起来作为中国人信念更新的根本力量。
　　由此看来，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入侵，逼迫，和欺压，激发了中国人要求更新现存信念体系的冲动。这一冲动在五四运动中的表达是：把儒家信念体系当作攻击对象，把西方理性主义当作批判武器。理性批判武器从此为中国思想界作为既定原则而接受下来，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崇拜时期也不例外。至于对儒家的攻击，当代新儒家的讨论已揭示了其失妥之处。实际上，儒家的以诚待己原则是崇尚理性的，并且能够促进信念更新；虽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理性崇尚没有发展出批判力。过去二十年来，人们对儒家的攻击已经趋于平淡。然而，理性批判精神仍然牢牢统治当代中国思想界。不难体会到，这和五四运动一脉相承。
　　
　　2，批判理性的悖论
　　
　　几十年来，理性批判精神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什么样的信念更新呢？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原数十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被接受有浓厚的政治背景。这些年来它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冷淡待遇。然而，我想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的内在精神魅力的。马克思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一支。它在思想上强调批性，在社会实践上追求革命。不难注意到，它的这两个特征正好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信念更新和该找社会以求强盛的愿望。因此，在过去几十年来，它无可争辩地主导中国大陆思想界。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人们深深地寄托了两个愿望：第一，人们希望在其中获得创造性，从此中国人不再为某种特定的信念体系或模式所束缚。马克思主义亦称为辩证唯物论。在它看来，万物都在辩证运动过程中，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因此，任何一种信念体系，就其存在而言是有合理性的。但同时，它又必然被更高级的信念体系所扬弃并取替。由于运动的根本动力是“否定之否定”，因此，批判的精神，创造的追求，以及更新的向往都是受到肯定的理念。
　　第二个愿望是，人们希望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能够带来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辩证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它的经济理论强调劳动的第一性，追求计划生产，并自认为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这种理论许诺中国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摆脱落后，走向经济上的繁荣昌盛。这就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自强的心愿。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近代中国人的信念更新要求和增长国力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有了完整的答案。由于这一答案， 中国人数十年来不但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以它为原则，追求实现几代人的梦想：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一争高低。
　　不幸的是，当我们高高举起批判大旗时，我们失去的是自我批判能力。人们在“文革”晚期开始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信念体系已经笼罩着中国人的思维，这便是官方钦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于是有了“实践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至于葬送在某些固定不变的思想体系里。
　　而在实践上，当人们打开国门向外张望时，发现自己的国力依然弱小，经济落后，军事落后，技术落后，一切都落后。人们本来是希望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能够引起更新僵化信念体系，达到改造社会，走向富强的目标。但是，这一希望落空了。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的还是落后。
　　五四运动追求信念更新以达社会改变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实践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注意到，一方面，以政府和广大百姓为主体，信念更新要求被淡化，乃至忽视。人们听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原有信念体系基础上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这实际上是走“洋务运动”。其结果是否会重复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即使我们成功了，我们是否会成为日本第二，永远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打转？另一方面，以一批知识分子为主体，则仍然倚持理性批判大旗，追求真理，追求更新信念体系。但是，结果是否像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原时一样，终归还是为某种固定不变的信念体系所笼罩？
　　理性批判是一个悖论。人们理解事物是有立场的。失去一定的立场，无异于失去相应的理解力。没有立场就等于没有理解力。当人们站在一定立场进行批判时，他们所持的立场是避免被批判的。当然，这种避免只是对批判者而言。从思想交流的角度看，任何立场都是可以被批判。但是，从心理接受的角度看，当一种立场在批判中显示出强劲的力量时，它就能经受住较强的批判。如果它在批判中站立得住，则它就可能转化为既定预设，逃避批判。这种既定预设于是就在理性批判中被普遍接受。因为它被普遍接受，一方面，人们放弃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人们以它为出发点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原的过程便是这样从接受批判，到避免批判，最终作为既定预设，成为教条。
　　从逻辑上看，理性批判作为一个悖论。我们知道，人无法放弃自己的理解力。当我们认识事物时，我们首先必须在理性上理解它。理性理解，就其本性来说，是从一定的预设原则出发，通过概念分析和逻辑推论，给出结论。不经过理性理解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理性理解的根本点是预定原则。不同的预定原则内涵了不同的理解力。作为理性批判的出发点的理解力，在批判的过程中是不受批判的。也就是说，无论理性批判在什么程度上进行，我们都可以在逻辑上指出其中有一种理解力（或立场，形式上可以是一种预设，也可以是一个概念体系或学说），它避免理性批判。因此，理性批判永远都不可能是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的结果使某种理解力教条化偶像化，从而打破理性批判的终极性。换句话说，当人们追求理性批判下的信念更新时，最终命运只能是堵塞信念更新之路，走向某种偶像化的信念体系。
　　
　　3，基督救赎和文化更新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受着一种功利性的力量驱动，即，面对西方列强而自强抗衡。五四运动的跟随者们以为在理性批判中找到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盲目崇拜理性的倾向目前仍然居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我们以上分析了理性批判的盲点，指出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即，僵化或偶像化某种一定的理解力（学说，理论，立场，或概念体系）。我们或者可以顺着五四运动倡导者的思路，进一步如此推论：自强抗衡西方列强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心生存关注；满足这一关注的途径是推动我们的信念更新；而信念更新之完成的杠杆即理性批判。然而，我们指出，理性批判的盲点导致自己阉割自己，丧失批判力。于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两个基本点上：自强自救和信念更新。
　　我们注意到，五四运动对信念更新的追求，不仅要用某种新的外来的信念体系来取替现有的体系；更深入地体会它的精神，不难发现，它还追求把创造性注入中国文化。这个精神仍然深深地在驱动中国思想界。不幸的是，由于对理性批判的盲点缺乏认识，人们仍然固执地认为理性的批判力能够带来中国文化的创造性。
　　五四运动精神对创造性的追求应引起我们的十分重视。人们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那里寄托了这一追求。当理性批判的盲点把人们引向和创造性对抗时，这一寄托就破灭了。于是，我们面临这一生存关注：如何使中国文化永远充满创造性？特别地，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对话，或者中国文化基督化，福音化，或者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生存关注。或者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主流文化后，它是如何使她充满创造性的？它凭什么能使她避免走向僵化，教条化，或偶像化？
　　可以做这种分析：理性批判走向批判力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批判的出发点—理解力逃避批判。由于思想者无法在理性批判中指向自己的理解力，因此，放弃理解力就决非人力可为。
　　但是，我们看到，对理解力的批判，解构，乃至放弃，乃是避免某种理解力走向偶像化的唯一途径。如何走出理性的这一两难处境呢？换句话说，人如何能够在所具有理解力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理解力加以批判和解构？这样一种力量何在？
　　这一力量，在基督教看来，就是神的拯救。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拯救概念非常淡薄。自从周公的“以德配天命”想法出来后，修身养性以达天人合一就成了中国思想者的主导思路。人们的意识中对天的主动启示及其对人间的直接看顾就趋于淡忘和忽视。“包青天”的指望，佛教的“菩萨”的慈悲心怀，白莲教对佛祖同在的祈求，等等，其中虽有一些拯救概念的不完整表达，但是，它们并未进入主流思想，更谈不上对主流思想的调整和引导作用了。拯救概念的关键点是超然的力量主动作用于被拯救者，使被拯救者得到外在力量的提升。从被拯救者的意识角度看，拯救概念要求被拯救者认识到自己的绝望处境（上述两难处境乃是绝望处境的一例），放弃自以为是的独断态度（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认罪），从而信任拯救者，顺服所有的拯救活动。如果我们把“认罪”，“信任”，和“顺服”这三个意识要素作为拯救概念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我们问：使基督教的拯救概念进入中国文化，并使之成为思想上的主导方向，将会给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人的理解力在拯救中不断被提升。前面指出，丧失理解力的人无法理解任何事物。从这个角度看，人的理解力是不可剥夺的。因此，拯救不是剥夺人的理解力。但是，当人固执一定的理解力时，人就开始封闭自己，走向僵化，并远离创造性。拯救概念要求我们对这一绝望处境有深入的认识。同时，由于拯救概念中的“信任”意识，我们对拯救者总是有一种盼望情结，认为拯救者将领我们走出绝境。“信任”和“盼望”引导了这样一种生存状况：一方面，我们在一定的理解力中理解事物；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理解力是需要调整的，但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理解力范围内来调整自己的理解力，从而不得不指望拯救者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调整我们的理解力。这样的生存状况是一种开放的生存状况。拯救活动涉及的是新旧理解力的转换。值此转换之时，我们暂时丧失了理解力。但是，当转换过程完结后，我们拥有了新的理解力。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力被提升。在新的理解力基础上，我们的视野扩展了。当我们从新理解力出发重新审视或回忆新旧理解力的转换过程时，我们就理解了这个拯救过程。正是在这拯救过程中，我们的理解力被提升，避免走向僵化。
　　由于人的理解力是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当人的理解力得到提升后，理性批判也就能够在新的视角中展开。这样的批判，虽然仍然无法指向自己所依据的理解力，但却是可以指向旧的被放弃的理解力。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种新角度的批判。然而，在拯救概念中，新的理解力不是最后的理解力，而是开放的，待提升的。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做个对比，缺乏拯救概念的理性批判对于自己的理解力来说是封闭式的，终于走向僵化，扼杀创造性。而在拯救概念中的理性批判，因其出发点—理解力的被提升，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创造性。这样看来，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理性批判，从根本上看，只有在接受拯救概念后才能完全实现。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更新，及其创造性，必须在拯救概念的引导下才能完成。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在被拯救时对拯救本身是没有理解的；因为在拯救过程（新旧理解力转换）中，人失去了理解力。而且人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理解力会被提到何处。拯救意味着外在的给与；除了给与者，没有人在拯救过程完结之前知道将收到什么东西。认清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对话有特别的意义。在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中，基督教乃是作为一种文化和中国文化对话的。这种对话的目的，从传教的角度看，乃是要用基督教的信念体系来替换中国文化中的现有信念体系。基督教信念体系在许多基督徒的理解中是一种固定的价值体系。当人们把这样一种固定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中国文化时，基督教传教就被当作一种文化侵略，从而导致文化冲突。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出在人们对拯救概念缺乏深入的体会。人们在拯救中经历到自己的生命变化（包括理解力的转换），从而对拯救者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往往引导人们在新理解力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并依靠着对拯救者的信任而把它当做终极的价值体系。当人们因此而固执这样一种体系时，他们就开始拒绝拯救。然而，拯救的主动权在于拯救者自己。当人们固守一定的价值体系而拒绝拯救时，他们的理解力就走向封闭。这样的价值体系，如果强加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只能是僵化。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和这样的基督教进行文化对话是可以的；但是，要求中国人皈依它，我们看到，只能引起冲突。
　　拯救概念要求人在信任中向拯救者开放自己的心胸，放弃固执任何现成的理解，让拯救者提升自己的理解力。这里所说的“现成的理解”包括人们对基督教的一定的认识。从拯救概念出发，当我们带着我们对基督教的一定理解和中国文化对话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体系并不高于或低于中国文化中各种现存价值体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解力，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我们在对话中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在生存上关心我们的理解力更新和创造性，我们就必须向拯救者开放，接受拯救者对我们理解力的提升。在提升中，不但其他各种价值体系将被解构和更新，我们所有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也会被解构和更新。一句话，我们是一起被提升的。
　　我们对拯救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生命在拯救中被更新的经历中。拯救是拯救者的给与，因而我们对它的理解永远只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部分。对于向我们走来的拯救，我们是无知的，因而只能在信心中接受。任何带着理解的接受，都将导致理解力的偶像化。从这一角度看，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决不是一种现存信念体系取替另一种信念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现有价值体系和中国文化现有价值体系同时经历拯救的提升。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化里经历基督—拯救者的过程。
　　总结来说，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信念更新要求，乃是根植于人们追求强国这一生存关注中。只有把创造性注入这一更新过程，中国文化才有出头之日。然而，当人们以理性批判作为扛杆时，因为其中的盲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向偶像化，远离创造性。这是我们的悲剧。这是我们拒绝拯救的悲剧。
　　
　　原文刊登在加拿大《文化中国》总二十四期，2000年3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