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我的双脚踏进向往已久的米格尔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可即使是黑夜的陡然降临，也遮盖不了这条街道的肮脏与混乱。这里四处弥散着苦难的气味。我置身其中，在一片喧闹声里惟有我是宁静的。我先看到海特，这个无赖领袖几乎无处不在。我又看到比哈库叔叔，他已是传教士了，但身上依然缠着一块印度围腰布，“钻在车下，捣鼓着曲轴，一群贫穷的印度人站在一旁，等待着他去拯救他们的灵魂”。我忍不住笑了，于是，焰火师墨尔根先生也出现了，这个小个子，他以为我在笑他。据说，他有两大愿望，似乎在过去的某个时刻都已得到满足：“一是人们笑话他，他得到了而且迄今人们还在笑；二是他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焰火”。他冲我举了举手指，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原地消失。也就是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灯火全部熄灭，我陷入了令人惶恐的黑暗，这是我在中国西南的某个城市从未有过的事情。但米格尔街的场景我是异常熟悉的，我一走进这条街道，就仿佛回到遥远的家乡。所以在黑暗里我还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所住的那处房子，母亲已经睡了。大门却开着，“我”离开时踢倒的那只牛奶罐被移到了一旁，它已彻底干涸，落满灰尘，还歪歪斜斜地裂了个大缝，像喜剧里的小丑的夸张的嘴巴。小丑在笑，我也笑了，眼泪却悄无声息地滑了下来。
　　
　　苏－奈保尔先生，他是不会听见我的泪水落地时所激起的声响的，尽管他是以“我”的身份来写作这部优秀的小说。“我”可能是热的，可奈保尔却是冷的。正是这种“冷”，让“我”失去了参与者的少年奔放，只能以沉静的旁观，漠然看生活在米格尔大街上的人们的卑微遭遇。十七个小故事，二十多个有名有姓的主角，平庸的行动，土气的谈吐，一个完整的底层社会就这样跃入了文字的视野。奈氏的笔调是简洁的、幽默的、略含同情的，可当我读到“我”告别米格尔街时，心中生出的却是幽深的凄凉，以及一种鲁迅式的无奈。我隐约看到我、奈保尔、还有小说里的“我”走出那条终让我们魂牵梦绕的街道时的重叠表情，“我们步履轻快，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的自己的影子”。但到了最后，我们的脚步击打异乡厚实的大地时，是否会变得沉重？仅仅因为“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一切仍像从前一样，我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以上的书写，似乎已暗示了小说家奈保尔所经常遭受的指责，“前殖民地的背叛者”，他对自己仍然处于被欺凌境域的故家国持一种遗忘乃至嘲讽的态度，尽管在其背后，还是隐藏了些许的怜悯，只是这怜悯被一种深重的恐惧冲淡了。1967年的名作《效颦者》中，奈氏写了一句让后来他的批评者们所不懈引用的经典之言：“憎恶压迫，惧怕被压迫者”。这种惧怕，用尼采的一个说法来解释更为合适。尼采说如他之类的人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对大众的姿势是既厌恶又同情的，奈氏显然知晓了这种危险，并试图将它化解，这迫使他必须逃往矛盾的一个极端。事实上，鲁迅先生也是如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是相比之下，鲁迅的哀的成分多了些，哀源自爱，最终在黑暗的催逼下沉淀成博大心灵的怨恨；而奈保尔怒的情绪占了上风，他的理念里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文明作为支撑，在此种眼神的审视下，大众理应悲哀，可他们又意识不到他们的悲哀，故而他会由“怒”转为“憎”。但这两种憎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即使生命主体都将走向毁灭，可一个遗留的会是一股热烈的潮流，另一个则是冰冷的灰烬。
　　我愿意声明，这样的比较并不能出示我对奈保尔的恶意，以及我对鲁迅的推崇。既然如尼采所告诫的那样两种抉择都暗含危险，那么哪条道路能将我们不带向深渊呢？对于毁灭者而言，无论身后是一粒灰尘还是一个世界，又有什么差别？而此刻，我站在米格尔大街的拐角，这些尖锐的问题划过我瘦弱的灵魂，却是一种疼痛让我在潮湿的回忆中惊觉，牵引我到了另一个问题域??特立尼达（米格尔街所属的国家）与中国，以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大众，他们必然遭致“哀”和“怒”的命运吗？
　　大众总是处于弱势的，也许某种哲学会将他们提高到救世主的地位，但我们必须认清这样的现实，至少米格尔街如此。这里是殖民地，又是偏僻的乡村，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承负的困苦可想而知是更为沉重的。可这些苦难的人们，他们最深切关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判断群体属于弱势还是强势所依赖的权力、金钱和知识吗？不是，奈保尔的这部小说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们关切的是生活，和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幸福。是的，我们要承认，小说中也有一个谈论战争的镜头：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一天，他急匆匆地跑来说：我想出了结束这场战争（指二战）的办法啦！要是整个欧洲沉到大海里五分钟，所有的德国人就都见鬼去了。埃多斯说：那英国人也玩完啦。泰特斯－霍伊特猛醒过来，沮丧地说：我真是昏了头，伙计们，真是昏了头。”我们记忆里的某种神圣，在奈保尔调侃的笔下，被消解成一段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米格尔街》里，奈保尔成功地展示了大众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响亮的政治口号，不是庄严的权力，甚至也不是可以求得灵魂安宁的信仰。比哈库的传教士角色是戏谑的，而曼门扮演上帝之子死于十字架倒差点成真，但他的一句粗野咒骂还是使这一事件化为了玩笑。这里的幸福的的确确已远离了那种宏大的叙事，而变成一份仅可填饱肚子的午餐，一次安稳的夜梦，以及一个美丽眼神的邂逅。“一个对橱窗渴望的人的目光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一只狗的跳跃也使我感到欢欣。”平凡的幸福就如茨威格的这段简单的描述，洁净而意味深长。
　　是的，我也看到，这种幸福可能是自私的，它所对应的生活也可能是愚昧的，甚至还与麻木和粗俗相伴生。可这些，是否能成为所谓的精英对他们进行指责。“哀”与“怒”的借口呢？精英，哀怒的主体们，之所以能将哀怒打造成一种世代流传的观念，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力。相反，如果大众处在这个位置，精英们又将作何设想？哀怒的批判常常加以某种鲜明的口号，“正义和进步的事业”。可疑问浮现了，谁之正义？何种进步？以后者为例，早奈保尔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就曾经说过：“惟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如果同意这个朴素的观点，我们会发现，这些能通晓进步标准的人未必全是那些掌管知识和权力的精英们。更多的时候他们倒是退步的制造者。这种人是离自然最近的人??大众也是明了自然的深远含义的，当然，只是大众中的少数。奈保尔在另一部名作《河湾》里写道：“河上的水葫芦还在，不停地漂游：在叛乱时期，它们诉说着鲜血；在阳关炽热耀眼的下午，它们诉说着乏味的经历；在月光下，它们一片洁白，和某个特定夜晚的情调水乳交融。现在，这些花和鲜绿的枝叶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们，是应该倾听这里的隐喻所传达的教诲的。
　　我该拿什么结束这篇已经有些冗长的辩驳呢？没有结论。的确，我指不出判定进步和正义的具体标准，我也看不到那些精英们所哀怒的大众的不幸与不争是如何阻挡了伟大的事业前进的。我并非在为大众辩护，尽管伫立于米格尔街的冷风之中，我闻到刺鼻的臭味之时，依旧感到亲近。但若大众真的沉沦于某种显明的罪恶，如极权等反自然的事物，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我的批评。这里，我仅仅想说：在尚未找到区别一项事业好坏的标准之前，请予这个世界以宽容和爱抚。正如在身份和话语都未实现完全的平等之前，哀怒不应该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思想取向。没有不幸，没有不争，之于米格尔街上的老少，一顿丰盛的饭菜是最重要的，也因此他们可以舍弃那些被号称为辉煌和意义重大的符号。或许这种说法太功利了，但在一个迷乱的时代，我倾向于此。我的倾向源于这样的现实，我要将它羞愧地说出：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我们，这些离开米格尔街去追逐知识的人们，所负的罪责还要多些；但谁又能否认，正是他们，带着欢笑劳作在米格尔街的大众，却代我们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苦难。
　　
　　奈保尔 《米格尔街》 王志勇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