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教会史上，他的名字跟阿塔那修、奥古斯丁、安瑟伦、阿奎那、加尔文一批出类拔萃的基督教思想家联在一起。他突出“因信称义”说，反对救赎论上的蜕化表现，在反对罗马教会的腐败上，好像黑暗中点燃的一堆篝火。但马丁-路德是人，并不是神，他的宗教改革上的激进性，与他对世俗政治的不论公义与否的依附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他的反对社会改革的思想，为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为偶像崇拜式的意识形态辖制教会留下了余地，也带给教会不关注社会公义的消极影响。

　　路德对世俗权力的片面观点使他不能与人民的社会变革认同。路德的宗教改革为什么在德国已经蜕化？“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曾经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期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

　　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都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①

　　路德因为用德文翻译了《圣经》，《圣经》中先知对背谬弯曲的世代的谴责，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鲜明观照，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强大的思想武器。可是，面对1525年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起义，路德不是从关心社会公义，如何改变封建王公与人民对立的政策出发，来解决政治权力与人民的矛盾，却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这是他对这些起来反抗压迫的、被蹂躏的农民的称呼。在这里，像他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一样，路德使用了直到纳粹当政时为止德国历史上没有可与相比的粗暴野蛮的言语。

　　路德只宗教改革，却绝对服从政治权威，在世俗历史面前无所作为，并没有肩负起“圣徒要审判世界”（林前6：2）的同样光荣的使命，他的影响在德国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新教徒中间。

　　《圣经》昭示人类，地上的政治权力并不是都来自上帝的神圣权力，只有圣灵膏立的“受膏者”，尊崇上帝，爱护人民，联于耶稣基督的权力，才配得上这一荣耀的称号。

　　应该把“兽”的权力（参但以理书）、魔鬼的权力（参启示录）与来自上帝的神圣权力相区别，如同把人民的敌人与人民区分开来，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把糠秕与麦子区分开来一样。所以，“你们要服从权力”，“因为任何权力都是上帝赐予的”，这是一种权力迷信。这说法是不真实的，还要以《圣经》作为判别权力合法性的标准，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徒26：18），这是基督教脱离罪恶必要持守的信仰原则。

　　从路德对世俗政治权力的片面观点的影响来看，就不难理解大多数德国新教徒在纳粹执政初期的行为和随从纳粹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的原因了。

　　路德是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他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的监禁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这种主张在四个世纪后被希特勒不折不扣地实行了②。

　　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要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就是用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代替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唯一救主的地位，诡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把不尊崇上帝，个人迷信的法西斯、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作为“上帝代替品”，迫害基督教会，使之纳粹化。

　　法西斯主义与基督教的对立，是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的对立，是强权与耶稣基督的权柄、荣耀的对立和挑战。那种倚恃暴力压迫手段，把有罪的个人作为偶像强加于教会，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敬拜，用顺从罪恶来代替脱离罪恶，这是从根本上反基督的。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一个人公开扬言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显然，路德关于权力的片面观念已经不能装备教会“打美好的仗”了。只有上帝之道、圣灵的能力能矫正路德的局限，使教会继续在黑暗中发光。这就是发表于德国的《巴门宣言》。

　　在30年代，卡尔．巴特公开向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宣战。到1933年，德国福音教会大体上已变成了纳粹党的工具。是年4月，“日耳曼民族福音教会”成立，并发表了下述“指导原则”：“我们在种族、人民和民族当中，看到了上帝赋予我们并委托给我们的生存等级秩序。在我们看来，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我们留心维护这些等级秩序。”

　　“在向犹太人进行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发现对我们的民族性有一种严重的危险。这是让异已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政治躯体的入口大门。……日耳曼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尤其应予禁止。”

　　“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在我们民族性之中的福音教会。我们要抛弃基督徒成为世界公民的精神。我们要依靠对上帝交付我们的民族使命的信仰，……去克服那种精神的种种腐化表现。”④

　　这所谓“指导原则”，首先违背“以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真神”，不可拜偶像的最高伦理秩序，假借“上帝的律法”之名，将其篡改为把希特勒当成偶像崇拜的、法西斯主义的颠倒的价值观，在上帝的殿中，“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诗74：4），偷换了崇拜的对象。

　　其次，这所谓“指导原则”，是种族主义的，鼓吹种族压迫，否认民族平等、上帝不偏待人的公正原则，扩大为阶级压迫，破坏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以及沟通。

　　最后，这所谓“指导原则”，与“耶稣基督为人类唯一救主”的普世性相对立，倒退到狭隘民族主义与全世界人民对立的歧路上去，掩盖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自己不要真理的精神腐败。

　　为了反对这种“日耳曼基督徒运动”，巴特同马丁．尼莫伊勒一起领导创建了“德国忏悔教会”，“明认信仰教会”。1935年5月教会代表在巴门集会，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著名的《巴门宣言》。她基本上是巴特的作品，肯定了由基督体现的上帝之道，圣经与一切偶像崇拜式的意识形态相对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一切有名的”（弗1：21），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鉴于现存帝国教会当局的‘日耳曼基督徒’的错误正在毁灭教会，也正在破坏德国福音教会的统一，我们要公开声明以下的福音真理：

　　“正如圣经为我们证实了的那样，耶稣基督是我们无论生死都必须聆听、必须依赖、必须服从的、唯一的上帝之道。

　　“我们要摒弃这样一种虚妄的理论，说什么离开这唯一的上帝之道，除了这唯一的上帝之道，教会似乎还能够，似乎还必须承认有另外的事件和权力，另外的人物和真理，作为自己声明的源泉，作为上帝的启示。

　　“我们要摒弃这样一种虚妄的理论，说什么我们的生活似乎有这样一些领域，在其中我们会不属于耶稣基督，而属于别的君主……”⑤

　　《巴门宣言》抵制了违背上帝之道的“上帝代替品”，在元首耶稣基督之外的法西斯主义强加于教会的虚妄的理论，必要时指出以偶像自居不义不法的掌权者和上帝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制止其错误，从而把不法的掌权者与上帝主权严格分别开来，正是上帝的义的彰显。明认仁爱而圣洁的耶稣基督的权柄远高过世俗的一切权势。

　　《巴门宣言》所体现的精神，表现了与基督联合的德国人民在黑暗势力面前不屈挠的气节。《巴门宣言》发表于纳粹党执政初年，本身也是一次对以偶像崇拜亵渎耶稣基督形象的罪恶的宣判。后来“第三帝国”的灭亡，证明了与“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启1 ：5）联合的人民，确实是带着权能的。面对“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的黑暗，无疑，《宣言》是超越国界的，她表明基督教会的联合，只能是指基督里的联合，离开基督，就导致纷争和对立；《宣言》也是基督教反法西斯的国际宣言，面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压迫、暴力无所畏惧，显示世界上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刽子手，世界上真正有力量的是耶稣基督。上帝是“天下万国的上帝”（赛37 ：16）。

　　《宣言》不随从侵害“上帝的殿”的国家道德犯罪，不随从纳粹德国政治领袖篡窃耶稣基督宝位的罪恶图谋，矫正了马丁-路德只反对管家（宗教领袖）代替主人的错位倾向，却缺少审视国家道德，也会导致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而被罪恶利用的神学偏颇，为基督“打了美好的仗”，从而在教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注：

　　①恩格斯：《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
　　②[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册33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出版。
　　③同上书，340页。
　　④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册，6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同上书，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