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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大部分都是始创于六十年代的，它们都是昔日学生福音工作盛行时代所结出的果子。一个小伙子，口袋中只有二十块钱，以最低的学费进入州立大学念书，在大学餐馆中洗濯碗碟赚取生活费，周末就开设查经班。不久，他的朋友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成立「基督徒查经小组﹙CBSG﹚」或「华人基督教团契﹙CCF﹚」；其中有些杰出者，例如加拿大缅尼吐巴省的温城英杰，日后发展成为绚烂的普世性事工；其它虽没有如此瞩目的成就，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美加建立的一家家华人教会。 七十年代是巩固期，华人信徒从关注校园学生福音工作，转向建立教会，寻找一处适合敬拜之所，物色牧者牧养年青的华人会众，组织执事会，计划发展预算，培训主日学及团契师资，购地建堂等。到了八十年代，我们足可以引以为荣的，就是在北美有七百多家华人教会，都是享有丰富经济、人力及灵力资源的群体。 八十年代，华人教会跨越教会之四壁，放眼普世差传事工。除了心中不断有负担，要向中国大陆、欧洲、南美及东南亚的华人传福音之外，超越文化的差传事工也不断引起大量华人信徒的关注；加上北美社会之多元化特性不断增加，形成了真正的普世化社区，促使华人教会更深入地思想：如何以最有效及最快的方法领万民归主呢？ 从建立教会，到布道，以至普世差传，我们已谈了很多，且是令人兴奋的；然而，这只是情况表面而已。 除这情况的表面外，我们还应深入探观今日华人教会复杂的内在状况。记得三十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参加基督使者协会所举办的学生夏令会，那时我们采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公共汽车就是乘顺风车﹙今天仍有很多学生这样作﹚；当到达会场后，我们就有许多工作要做——分配床褥，替入营者补购肥皂、牙刷等，营刊还未钉装，津贴基金还未足够……虽然如此，能够与东岸各地的华人学生相聚，却是件极兴奋的事呢。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乘坐飞机前往多伦多、华盛顿等地方参加冬令会，当抵步时，欢迎我们和敦促我们支付注册费等的是一副计算机，然后被分配到有计算机化门钥、有线电视﹙！﹚和名牌厕具的酒店内住宿；在备有专业音响和灯光设施的会议厅中，我们可以听到年年巡回在国际华人会议中演说的讲员所传递的信息，又可在展览厅中买到录音带等、然后带着层层叠叠的宣传品﹙正如教牧每天收到的大堆邮件一般﹚和数本所谓「好」书，跳上回航的飞机，飞返家园，在教会或团契聚会中报告有何收获，最后，一切又回复日常的平静了。 当廿一世纪来临时，生命就显得更多姿多彩了。然而和三、四十年前比较，我们是否已更成熟，更委身于基督，为福音事工而更甘于冒险呢？还是我们为了个人的舒适与利益而更近近计较呢？我们更像蛇而少像鸽子，，执着于个人权利而少愿舍命呢？我真是有点怀疑…… 还有第三个层面：悲观的灰面。通常，华人教会或查经班的会议议程都是一大堆的重要、有用和热门的课题，例如华人文化与福音的对话、朋辈辅导、如何在教会中组织差传委员会、计算机与教会等。可是，布道往往被摒诸于门外！我们宁愿更多关注门徒训练、研经，而不愿多谈布道！我们说——而且经常这样说——在未出外布道，向上结果前，我们必须先装备自己，往下札根。这是甚么病症呢？ 我相信，在布道的三个范畴上——宣讲信息，人力动员和布道动力——我们正要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危机。除非我们肯认真地探讨现在可悲的景况，否则我们只会继续留在昔日教会之睡梦中，高呼着「平安！平安！」而其实没有平安！在以下所讨论的十个范围之中，笔者将探讨其中的危机或问题，并提出可应用之《圣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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