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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①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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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一八四九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他感到难受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的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
  既然她有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见一见这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一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企图犯罪的人,他的企图被揭穿了。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象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冷冰冰,气呼呼,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垂下眼睛。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象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不能象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光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去,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象他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急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火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摆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就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出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一定跟您去。”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象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思想使他高兴,使他精神上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看见玛丝洛娃脸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我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陪着笑脸为自己辩白。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分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现在竟然遭到她的拒绝,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伤心得流下泪来。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她本来要开口辩白,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自己相信,正象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就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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