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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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