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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子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是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内。”《荀子》重视为人之道。韩非把道理解为“万物之所然,,这门亲事很快就证实它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企图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希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对这种不合理的事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朗格(FriedrichAlbert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使他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①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②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觉得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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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②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立场承认基督教义。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急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空前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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