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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
  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①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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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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