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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拚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濛濛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安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濛濛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定天能干预人事之说。唐刘禹锡编为三十卷,名之《柳先生,”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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