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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突围与困厄之间——对奴役和自由的思考之二
作者: 思路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在世纪交替的今天,人类已走出乌托邦的政治幻灭,强势意识形态已经瓦解,对集体尘世理想国的希望已经被生活所抛弃。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自由。

  世界,已被一个自由的幻象包围着,那就是个人自由。二十世纪,是个人空前自由的一个时代,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自身的自由,以期通过自身的奋斗来赢得自由。科技的进步,减轻了自然对人类的原始奴役,新闻的自由和民主的普及,也同时促进了个体的自由。但是,二十世纪同时也是个体被空前奴役的时代。奴役的内在表征是客体化,即外化和异化。它们象是所罗门之瓶中的烟雾,一直在这个自由世界的上空飘荡,哲学家们早就洞察到异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卢梭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洞察到文明对人类的奴役,从而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这被善于嘲讽的伏尔泰指责为“教唆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黑格尔也提出了异化的观念,他看到了本体的向外抛出,在自然环境、自身和群类中的异化;马克思则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洞见了劳动和人的异化,大工业生产对人的奴役是全面而深重的,这不仅对于工人如此,对于资本家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种的异化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与呈现。

  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生存的悖谬已不只是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心灵所感悟,而整整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悖谬的时代。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但迎来了两场世界大战;一个自诩自由的时代,却造成最大的专制主义奴役;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却被文明的武器所杀戮;一个机器自动化时代,人却被异化成机器的奴隶;一个拥有无尽财富的时代,却被财富所奴役。特别是金钱的奴役,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描述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向它膜拜”。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个更深重的奴役,正临到人类,那就是存在的奴役。存在的奴役,就是非存在对存在的奴役,从更本质上而言,就是死亡对生命的奴役,这一奴役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但它在现实的展开和蔓延,在这个时代达到极至。死亡的此世投影,笼罩着每一个个体,那就是焦虑、空虚、荒诞、无意义,它们象是魔鬼遍地游行,吞噬着每一天的生存。人失去了自身,成为空心人。这是一副极为可怕的人类光景。

  面对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奴役,人们在寻找出路,妄图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开一条自由之路。无数的智者在构建着各种学说和思想,试图来打开一扇自由之门。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人类试图走出奴役困境的一次次突围。在其中,存在主义无疑是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言说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这个世纪的标志。存在主义因着对存在性奴役的深刻体悟,而对现实有着极其敏锐的痛感体察,他们逃避集体的幻觉,漠视神圣的超越,而在个体自身中不断的抗争和张扬,去反抗个体的奴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存在主义,特指作为主流的世俗存在主义,以区别于以上帝为信仰根基的宗教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先驱无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克尔凯戈尔和尼采。心灵深处的挣扎和搏斗,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思想的写照。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作为传统哲学核心的“类本质”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巨大疏离,于是,转而关注个体的存在(生存)境况,并且先在地体验到个体存在的巨大背谬:奴役在存在的根底潜伏着。他们共同捍卫个体价值,否弃虚伪的集体道德。但是,同为存在主义先驱的他们,其思想根基和言路却是完全相异的,前者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并抵达上帝,而后者则否弃甚至亵渎上帝,抵达强力意志的超人。二十世纪世俗存在主义基本上就是沿袭着尼采的思想脉络推进的。

  尼采,他体感到生命中的重重奴役和价值颠覆,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并用他语言铁锤进行哲学思考,甚至他将基督教信仰中的谦卑看作是一种奴隶道德,鼓吹超人的主人道德,他甚至借查拉图斯拉之口宣布“上帝已死”。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酒神精神之中,这是一种强力的过剩,自我生命的勃发。酒神的象征其实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在这种秘仪中,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放纵性欲。而这正是二十世纪的情形,一场永无止息的酒神狂欢。而尼采所倡导的超人,是一个拥有“强力意志”的人,知道世界本是个无意义的所在,但面对非存在的恐惧和奴役,他用加倍的强力去肯定自身,用强力的幻象麻痹自身,并将这样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试图以奴役来克服被奴役。但是,柏拉图说,“君王即奴仆”,对他人的奴役,同样也是对自身的奴役。尼采,这个鼓吹强力的孱弱者,终于在新世纪的门口被他的强力意志消耗殆尽,在痛苦的疯狂中死去。

  二十世纪的萨特,虽然不能视为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有着与尼采绝然不同的风格,他很少用诗歌体来著述,而是用他的厚重的哲学专著和大量的小说和剧本来表述其思想,他虽然极富激情,但更多的却是理性和冷静。不过他的思想实质上是脱胎于尼采的思想基底。在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他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曾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什么都是被允许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他和尼采一样,都将“上帝已死”作为其思想的起点,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上帝,只有人,他们象《恶心》中的洛根丁一样,“孤零零地活着,完全孤零零一个人”。萨特进一步把他的存在主义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即对“类本质”的一种全然背弃,他吃惊地发现,人作为“自为的有”,却是一个“无”,除了自由,没有既定不变的“本质”,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那要看你怎样进行你的自由选择。于是,自由就在这样自主的选择和行动中获得了,奴役也便“显然”地被排除出视野之外。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人是自由的,人成为各种价值的唯一根源,人可以也必须选择价值尺度、理想和行动,但选择的后果却要让自己来承担,不管是痛苦还是焦虑,都只能自己独自担当。人必须为他所有选择负上全部责任。

  但是,这样的承担是何等的艰难。当上帝被此世再次弃绝后,自由是抛给人的,就象萨特所说,人“不得不自由”,人必须选择,人也许可以躲避灾难,但无法躲避自由,即便你不选择,那也是你的选择。然而,有限的个体无法参透未来,甚至连明天也无法把握,他又如何去承担“选择”的重负呢?选择的困境,实则上成为了绝境。在一个无人的沙漠,尽管有无数的道路可以选择或开拓,但没有罗盘的指引,再多的选择自由也是枉然,绿洲依然是一个海市蜃楼,依然是无路可走。在这个世界,不是缺乏道路,而是太多,正如何勇在歌中所唱的,“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而这选择的困境,必然导致焦虑,焦虑是一种“自由”短暂获得后的彻底瓦解,这几乎成了一种世纪心态,折磨着现代人。人们的步履是如此匆忙,但内心却只是茫然;人们的言语快速而短促,但意义已在其中逃脱了;人们的眼睛贪婪地在挖掘着世界的每一个隐私,但心却从未停留。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实践,人们试图靠着存在主义去获得自由,得到奴役的解放。二战之后的西方,便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实验场,存在主义,不但成为文学哲学艺术中的主题,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无数的青年,标榜为存在主义青年,他们口中高喊着自由,他们要打倒一切的奴役,实践他们绝对的自由。萨特,无疑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就是实践存在主义自由的极至。五月风暴,虽然与革命有很多相象之处,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倾入,但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存在的反抗”,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加缪语),实质上可以说是一场存在主义自由的狂欢,也是一个酒神的狂欢。破坏一切,便是反抗的口号和行动,存在主义者力图打破奴役的所有社会根基,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伦理的。萨特甚至亲自在巴黎大学校园里散发传单,呼吁“与学校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学生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和抗议活动,甚至在拉丁区向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搭起了街垒。巴黎成了标语、旗帜、口号、传单的海洋,但许多口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口号,而是存在主义自由的口号,如“严禁使用严禁”、“要做爱,不作战”、“无限享乐”、“实现梦想”等等。青年们用这些口号来表达他们存在主义的生活态度,一种二十世纪的典型生活态度,一种纯粹的现世关怀。摇滚乐、波普艺术、性解放等艺术或生活潮流,便是存在主义自由的自然延伸。年轻人用他们的肉身极限来表达自由,在肉体颠倒反复的可能性中实现自由,在欲望的洪流中麻痹敏感的神经。人们实践了所有的自由可能,甚至吸毒和自杀,它们是两扇向“自由”敞开的终结之门。人终于无法忍受自由的炙烤,逃往毒品去寻找短暂的虚幻自由,奔向自杀去躲避选择的艰难,并声称实现了最后的自由,因为他自由地选择死亡。但殊不知,死亡是一种必然性,是人所无法选择的。他们所选择的只是形式罢了。

  自由,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人“自由”地走进了奴役的绳索,无法解脱。这就是所谓自由者的境况。在一个游戏者的时代,一个夸张而平庸的时代,所发生的一个被“自由”所奴役的境况。

  萨特说,自由是抛给个体的,它迫使人去寻找“有”的充满,“人不得不自由”,是自由的宣告,也是一声无奈的叹息。人抛弃了上帝,成为“一种欲为上帝的存在。”人,靠自身去实现自由,但这样的自由只是一次流浪,迷惘的人群依然在四处游走,在神性光芒隐去的世界黑夜里,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四处观望,无路可走。人,居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于是只有消极的逃避,或是麻木的沉沦。自由,是如此的艰难,竟成为重负。选择的艰难,竟消解了自由的喜悦。正如萨特所感叹的,“人只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而已”。这就是存在主义自由的困境。

  另一方面,旧有的奴役并没有真正解脱。人对自然的“自由”开发,导致自然无情的报复,酸雨、空气污染等严重困扰着人类。这个商品化机器化数字化的时代,又以它独特的方式,更沉重地奴役着每一个人,人,已不再是一个人,而已被重新命名,命名为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他被一套程序控制着,在一个严格的时间表里生活劳作,正如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荒诞小说《我们》中的情形。现在,网络的出现,虽然极大地沟通了人类,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自由王国,但网络的奴役之影已经开始遮蔽人类,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不断地侵蚀,网民骄傲地向“网虫”进化。他们,已经无法离开本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了,成为一个个网中的猎物。奴役,正越加深入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自由之路何在?存在主义者并没有提供答案,萨特的戏剧《无出路》(NO EXIT)便预示着这样的结局。生活被自由折磨着,被虚无包围着,痛苦和挣扎在每一个心底驻留。

  个体自由的反抗之旅,竟是一条悲剧之途。

来 源: 信仰之门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