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乐意看到曼德探求工作与职业伦理的新书《新职业观》出版，我相信此书的出版会大大推进中国人对市场化、全球化与现代化过程中赖以立足的伦理资源的关注。
所谓职业伦理，在我看来，应该属于整个市场伦理的一部分。其背后，则隐含着十分复杂的精神与文化内涵，是越来越需要所有关注中国繁荣富强之道的志士仁人特别关心并参与其中。
去年我女儿出生，其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至今感慨。我女儿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妇产医院分娩，可是，医生和护士的服务却让我不太满意，其中最不满的是医生和护士缺乏我们所期望看到的那种爱心、体贴之心。好比说，医生和产妇的交流非常的僵硬和“职业”，似乎并不太顾及产妇的心理和生理，在生产时甚至巴不得产妇赶快生下孩子来好下班，以至我爱人在生产又痛苦又惊慌，大叫“叫我老公来”。又好比，在给孩子称体重时，护士竟全然不顾孩子的感受，粗率地往冰凉的电子称上一放了事，弄得孩子哇哇大哭。也许对于护士来说，她要赶紧完成工作，却忘了好的行为对于孩子及家长可能造成的伤害。我想，所有的家长真正满意的肯定是一种充满爱心的专业服务，而不是无情感与无爱心的机械化操作。我想，这家医院的医生的专业水平也许是很高的，护士的专业水准也并不差，但相比职业能力的长腿，其包括爱心在内的职业伦理却是短腿，其综合服务水准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生孩子以及抚育孩子对于极其宝贝孩子的中国人可能是最大不过的一件事了，在人命关天的事上医生和护士当前的职业态度如此，更罔论其他行业了。中国有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呢，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缺德”。从这家医院出来后，我对天下准父母们的一条忠告就是：千万不能将主动权交给医院，务必自己掌握主动。
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程度？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开始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许多人开始大谈中国的“过剩经济”现象。其实，许多人没有搞清楚，中国短缺的只是数量，在质量方面远远没有达到过剩的地步，这在本质是过去发展经济学上说的“有增长无发展”的一种现象表露。至于严重的质量短缺之一，便是职业伦理的短缺。
这里面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市场经济开路的，具体又是从为利益正名开始，从为“钱”字开路开始的，结果在一些中国人眼里，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似乎就等同于不顾一切地赚钱，至于其他，在市场化的大浪滚滚中并没有相应地被关注，也就很自然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笔者近几年来一直强调的市场伦理的时代主题。
工作与职业伦理的短缺可以看作是市场伦理缺失的一个反应。有段时期，针对于比比皆是的中国社会的不诚信现象，我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曾经争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需要道德的规范。遗憾的是，在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谆谆有词地认为市场可以内生出道德，不必舍市场而外求道德。这一看法现在看来，不能说全错，因为市场经济存在着重复博弈，身在其中的利益主体出于重复博弈的利益导向，是有可能表现出“道德”行为（如诚信）的，而中国当前的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有关。但是，我当时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看法总的来说既是非常狂妄，也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内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必须依赖于全社会一定的道德水准。相比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可以激励人们不偷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市场经济并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在交易中特别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行为，市场就可能失效。另外，市场经济还存在着所谓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彼此伤害对方是因为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因此，尽管市场经济的重复博弈会解决部分“信誉”问题，但仅靠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无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果。
从市场伦理的角度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本身并不能赋予人们最优的“商业”动机。虽然，追求利益可以成为商业动机，但却不是一个足够“正确”的、足够强大的足够长久的商业动机。虽然过去政治经济学一再教导人们，资本家是贪婪的动物，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贪婪的动力机制上的经济，但正确的历史事实却是：人类早年的资本家其实是“禁欲”的动物，人类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是建立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人性的弱点，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一种经济。正如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在我们经历并见证了20多年中国市场化转型的历程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追逐财富作为创造财富的动力随着财富的增长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边际效率递减，因此企业家不得不殚精竭虑寻找新的“发动机”，寻找不竭的发展动力。现在，中国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做到一定程度都会突然发现没劲了，中国企业家都开始转向文化的土壤。为什么？因为钱已经赚得够多了，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没有新的来自无形的伦理资源所支配的的动力，企业会做不下去的。而从动力的来源，我们知道市场伦理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并非来自市场，往往是来自市场之外。
除上述外，市场伦理还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例如，我们知道，市场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如何支配财富，更不可能合理地导引贫富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讲，中国人有了钱后红酒绿乃至吃喝嫖赌，一般来说政府其实是管不着的。应该如何花钱，法律划不出道道来，只有市场伦理能告诉人们：好的财富观和消费观是什么。至于贫富之间的关系，如今在中国越来越来尖锐，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跛足的市场伦理导致的社会不公已经到令社会的稳定系统几于崩溃的地步。这中间，政府固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进行调节，今后甚至还可以通过宪政的构建来减少不公平感，但富人的作为，穷人的心理作为影响社会个体“不公平感”的因素，同样是规范和影响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切亦是市场伦理作用的区间。
再回到本文一开头就谈到的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工作与职业伦理，它也是这样。在职业的导向中，并不能只靠金钱刺激来让人们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因为金钱刺激迟早遭遇“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边界，真正能够促使人们讲良心、讲道德、讲职业伦理要靠其极其宝贵的社会伦理资源的作用。
2004年2月，世界图书出版社推出了曼德编译的《敬业—美国员工职业精神培训手册》。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足显中国人对于职业伦理的心灵渴慕。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讲的就是新教伦理是如何催生出美国的敬业精神以及促使美国经济繁荣的。敬业，对美国的清教徒来说，原来是来自于对上帝的忠诚以及荣耀上帝之心。显然，这样一种由信仰所带来的工作伦理、职业伦理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但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相比于只是为了金钱干活，其工作的虔诚态度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为此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上帝安排的任务》，解析为什么德国人能够生产出宝马、奔驰等世界一流产品？因为德国是新教改革最早的地方，德国人出于宗教的虔诚而工作。德国人跳槽少，工作扎实稳定，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无贵贱之分，只要是上帝所安排的工作，都是最神圣的，一定要将工作做好，荣耀上帝。德国人的这种职业伦理将德国产品造就成全世界精良的产品。
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也是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它归结为下述事实，即：那个国家的非国教教徒（清教徒是其中一支）人数众多，“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节制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中国何以前行，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要靠市场内在的金钱和利益的刺激，不仅要靠制度（包括宪政制度），而且非常显然地是要靠市场伦理的支撑。如今，可以说在中国的每个行业中，都在呼唤规范、良好、成熟的职业伦理。
笔者在《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中，最早地从伦理角度比较了不同市场经济，并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缺陷。笔者曾指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虽然已确定无疑，却面临着“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两种命运。而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的支撑，能否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以及导引全社会走向和谐。从这个角度，茅于轼教授的一个观点是非常伟大的，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最终将取决于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笔者一直强调，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并且能够长治久安。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地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大力建设和弘扬一整套与中国市场经济变革方向一致，能够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果的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
在市场伦理和职业伦理的建设方面，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实证的角度看，两者并不呈现如此完美的正相关关系，事实甚至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行业发展了才有一套职业伦理，而是先有了新的市场伦理（韦伯那里是“清教伦理”），进而有了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市场经济的发达才一无阻挡。也就是，人类市场经济自发秩序演绎的恰恰是“知礼节而仓禀实”的一个相反故事。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然后才有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中国两千年前儒家强调先正心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基督教好比太阳，启示出整个的近代和现代文明。中国是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但在传统中人们尚有孔子的伦理教化。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使得中国人避免成为毫无伦理教化的野蛮人。然而，“孔家店”已经被打倒了，即使传统文化能够翻身，但由于传统文化的一些先天不足，其伦理资源的供给很可能依然是不足的。那么，中国怎么办？笔者思路所及，中国要走的一定是一条吸收与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可以确定的就是，第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必须意识到，迄今为止的市场转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宪政转型；最终则是文明转型。如果不能全部完成这三级跳，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在沙滩上建大楼；第二，中国人还必须意识到，政府过去放开了许多有形的领域（如产品领域、市场领域），今后的任务则是要逐渐地放开许多无形的领域（如文化市场、思想领域以及信仰领域），“软力量”将决定“硬力量”的天花板。
但是，笔者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有信心，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够有效地进行市场伦理的建设，改善“无形资源”的配置，最终实现这一古老国家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复兴。
在此过程中，市场伦理的探讨应该成为一门显学，受到日益关注，成为高校学生尤其是MBA的课程，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而象曼德在《新职业观》一书中所作出的“究天人之际”式的探讨正是应该特别受到鼓励和提倡的。（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